元代回回法与汉法的冲突与调适

本文以奥都剌合蛮、阿合马、倒剌沙为例,分别论述了蒙古国时期、元初及元中期回回官员与汉人士大夫之间的关系。此外,在充分挖掘元杂剧的基础上,就伊斯兰教("回回法")与"汉法"在民间社会的冲突亦作了勾勒,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元代伊斯兰教作为外来文化在遭遇主流文化———"汉法"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重要结果。     

浅谈五当召佛事活动 ——制作坛城

藏传佛教寺院举行重大佛教活动时,都会有数百万颗五颜六色的沙粒在高僧手中,以图案形式用来绘制佛教世界——坛城,这种奇异的创作方式要经过数十天甚至数月的时间来完成,这种佛事活动俗称"沙绘坛城"或称"制作坛城".     

元代回回人倒剌沙史事钩沉

本文根据《元史》和元人笔记《解醒语》的有关记载,从其所处历史环境、仕途沉浮及其与回回人、汉人的关系方面对元代回回丞相倒剌沙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试图反映元代色目人内部之各种关系。     

元代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之交流略述

一、藏传佛教学者对汉地佛教的了解汉地佛教虽早在唐朝时就已传入西藏 ,但由于朗达玛灭佛 ,使大量史料被毁。因而有关藏传佛教学者对于汉地佛教了解的记录 ,并未留下很多的史料。元代以后的藏传佛教史书才对汉地佛教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如《红史》、《王统世系明鉴》、《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等书都对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流变以及汉藏佛教关系作了解说。如《红史》中说 :周朝有三十六个王 ,执政 (八 )百年。此后有称为秦始皇的国王。从汉高祖开始传了十二代皇帝。在第十二个皇帝时 ,有一个叫王莽的大臣篡位 ,执政十八年。此后有个…     

元代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之交流述略

一、藏传佛教学者对汉地佛教的了解汉地佛教虽早在唐朝时就已传入西藏,但由于朗达玛灭佛,使大量史料被毁.因而有关藏传佛教学者对于汉地佛教了解的记录,并未留下很多的史料.元代以后的藏传佛教史书才对汉地佛教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如《红史》、《王统世系明鉴》、《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等书都对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流变以及汉藏佛教关系作了解说.如《红史》中说:     

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

文章根据最新公布的"元版"藏文佛经,对其中由皇室成员施刊的佛经的施主、刊印地点、插图和流通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考证和研究.认为大都的皇家藏传佛教寺院是元代内地藏文佛经的主要刊刻中心之一.     

元明清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与发展

文章扼要记述作者考察的元明清时期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主要遗存,分析了与之相关的北京史籍文献。根据以寺庙、佛塔、绘画、雕塑和相关僧俗人物及其文献建立起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线索,重点考察不同时期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指出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在汉藏政治文化交流、在各民族共同创建中华文明史以及在整个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并提出了若干以前学界未曾关注的观点:如覆钵塔与中国城市空间表达与标志,元明北京寺院的藏传佛教神灵体系,元至明永宣时期藏传雕塑对中国雕塑史的推动,明罗汉图像在藏区的流布,明清衮服与藏传金铜佛衣饰配置制度等。     

记藏族民间艺人完玛杭科、东智才旦

完玛杭科,藏族,1977年出生于青海省同仁县隆务镇五屯上庄村一个农民家庭。其祖父夏吾和父亲桑杰俱为藏传佛教艺术画家,加之祖父是还俗僧人,完玛杭科自幼受到家庭式藏传佛教艺术及佛教教义的,陶和教育。得到爷爷在绘画基本技能的培训后,又得到全国工艺美术大师夏吾才让的指点和教诲,并以极高的悟性获得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真谛。由于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和对造像度量经的娴熟把握,其作品结构严谨,造形准确,色彩到位,在传统绘画技艺上取得较高成就。完玛杭科曾到内蒙古、辽宁、西藏、四川、北京、天津等地游艺,边为寺庙僧俗作画,边从各地地方绘画…     

元代的回回军士及其活动

本文对蒙.元时期回回、哈剌鲁、阿尔浑军士的主要活动和组织机构进行了系统梳理,并阐述了他们在元代政治、军事及经济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清代北京民俗中的藏传佛教文化内涵

文章主要论述了清代北京城中所举行的“白塔燃灯”、“雍和宫舍粥”、“绕塔”、“喇嘛打鬼”等几项具有藏传佛教文化内涵的民俗活动,说明藏传佛教对清代北京民俗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试论《目连救母变文》与《格萨尔》“地狱救妻”、“地狱救母”的关系

中晚唐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各种佛事活动依然照常举行,盂兰盆会就是其中大众性佛事活动之一,此间僧人在寺院说唱<目连救母变文>,使这一故事广为流播.在此情形之下,敦煌的僧人、迁移到敦煌的吐蕃人以及在敦煌的吐蕃统治者有可能将这一故事带到藏地,从而对<格萨尔>"地狱救妻"、"地狱救母"等故事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入附明朝的撒马儿罕回回

本文以亦剌思、阿都儿火者等人为例,探讨明朝对入附的撒马儿罕回回的安置及这些入附人员在明政府中的作用。入附明朝的撒马儿罕回回人有十多批,明廷多将他们安置在南京、北京、甘州等地。这些入附的回回人大体上享有与故元归附人员同等的待遇。他们与西域其他各地入附的回回人一道成为明代回回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卫拉特婚礼与仪式歌研究综述

蒙古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具有历史悠久的传承和民族特色浓郁的人生礼仪。卫拉特是蒙古族的一部分,元代称为斡亦剌惕,明代称为瓦剌,清代则称为厄鲁特,在清朝文献中泛指瓦剌,同时也可指代属于瓦剌中的额鲁特部,我们通常所说的西蒙古主要指卫拉特蒙古。历史上,卫拉特蒙古曾从事狩猎经济,信仰原始的萨满教,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至13、14世纪,才逐渐迁徙到阿尔泰山及整个北疆草原地区,社会经济也由狩猎转变为畜牧,宗教信仰也逐渐改为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但萨满教在人们的生活中仍具有较大的影响。自二十世纪以来,众多专家就蒙古族婚礼仪式中的象征意义以及歌曲中存在的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产生了不少与之相关的研究论文。本人搜集了卫拉特婚礼与仪式歌的相关研究文献,以达成研究综述。     

藏传佛教寺院与地方社会互动的个案研究——《贡本贡本措周——塔尔寺与塔尔寺六族供施关系演变研究》评介

历史上安多藏区寺院林立,现存藏传佛教寺院以清代寺院为主,有格鲁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和觉囊派等.寺院类型也较为复杂,有一般性寺院,也有形成区域性政教合一统治的寺院.形成过区域性政教合一统治的藏传佛教寺院与地方信众通常结成牢固的供施关系,在“供”与“施”的交换模式中将社会生活编制在一张无形的权力文化网络中,对所在地区的宗教、文化、政治、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     

藏文“元版”考

长期以来对于元代是否有藏文雕版印刷,后世的相关研究论著中提法不一,颇有争议.文章以新发现的几部藏文"元版"为根据,为这一争议第一次找到了实物根据.文章还根据这些文献的题款及发愿文,对主持这些文献的编修、资助印施、刻印、校对人员的名字、地位、社会关系等均作了相关考证.     

藏传佛教哲学的存在论、知识论、实践论的辩证统一——《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研究》之宏观审视

藏传佛教在继承并创新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形成了融形上学和形下论于一体的佛学体系（亦哲学、亦宗教）。作为宗教哲学它既追求出世又在世间,把出世和在世有机统一起来,是世间的哲学与出世间的哲学的辩证统一。《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研究》准确把握了这一特点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思路,同时它将存在论、知识论、实践论融为一体,填补了国内研究空白,对藏传佛教及其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汉人八种”新解——读陈寅恪《元代汉人译名考》

"汉人八种"见于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其中包括契丹、高丽、女真、渤海等元代的八种民族名称,历来为研究民族关系的最重要史料之一。20世纪初,日本学者箭内亘指出,"汉人八种"中竟然遗漏了汉人本身,也没有包括原南宋统治区的南人,他认为应补正为"汉人十种"。陈寅恪先生根据"汉人八种"中的"竹因歹"与"竹温"是蒙古语对汉人的称谓,指出"汉人八种"并没有遗漏汉人,批驳了箭内亘的说法,同时提出"汉人八种"可能抄自某种蒙古文资料的设想。本文在陈寅恪与王国维二人的工作与新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1)"汉人八种"是元朝统治者对境内使用汉文的各民族的统称,并不代表这些民族本身都自我认同为汉人。(2)"汉儿"是辽金两代华北人民的自称,也是宋人对他们的称呼;而宋统治区的人民北人称之为"南家""蛮子",元统一之后被称为"南人"。汉人与辽金元统治者的关系较南人更密切,与南人是两个不同的群体,"汉人八种"中不包括南人是自然的。(3)记入"汉人八种"的族名,除了"竹因歹"与"竹温"为蒙古语对汉人的称谓之外,本文将前人未曾涉及的族名"朮里阔歹"订正为"朮里阇歹",即jurjidai(女真),并将"竹赤歹"订正为"竹儿亦歹",亦即jurjidai(女真)的音译。本文再根据韩儒林先生对于"蒙古七十二种"中的部族名称重复登录的讨论,提出"汉人八种"中的"竹因歹(汉儿)、朮里阔[阇]歹"与"竹温(汉儿)、竹[儿]赤[亦]歹"同样重复的看法。(4)本文指出,既往研究视野多仅限于"汉人八种"本身,限制了对问题的认识。在陶宗仪原书中,"汉人八种"是"氏族"条的部分内容。"氏族"条共分为四个部分,其余三部分分别为"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与"金人姓氏"。本文进而提出,这份氏族名单与元代科举分蒙古、色目与汉人、南人两榜有关,应当产生于对举子进行氏族登记的过程中。     

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近两千年间,与封建君王关系密切的佛教高僧层出不穷,他们在宫廷的传法活动,是中国佛教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他们又往往要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如鸠摩罗什被后秦姚兴尊为国师,大量翻译佛经,佛驮跋陀罗受南朝宋武帝刘裕敬重,传播禅法于江南,又如玄奘与唐太宗,法藏、神秀、义净与武则天,八思巴与元世祖忽必烈,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例。从元代开始,藏传佛教受到元、明、清三朝皇室的     

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

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是元朝在藏区设立的三大宣慰司都元帅府之一,治所在河州。对于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学术界至今尚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实际上是由这样几部分组成:一是"掌军民之务"的宣慰司系统,如总管府以及总管府下辖的各州、县,这一系统是以行政管理为主。二是都元帅府所属的军事系统,如元帅府等;三是吐蕃等处宣慰司兼管的万户府等。四是招讨使司系统。二、三、四系统均以军事管理为主。五是管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宗教机构,但这一系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中。一些论著中之所以未能理清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管理体系,其原因就在于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与都元帅府两大系统都兼有一定的军政管理职能,也都管辖着相应的行政与军事机构,只是吐蕃等处宣慰司更侧重于行政管理,而都元帅府则偏重于军事防务。     

夏鲁寺般若佛母殿《文殊根本续》壁画与转轮王观念关系考

文章以元代夏鲁寺壁画中地位较为独特的般若佛母殿《文殊根本续》壁画为例,通过图像辨识与文本比对分析,揭示其中所隐含的转轮王观念与元朝皇室因素,并对这一举动背后的政治动因进行阐释和挖掘,同时亦从该壁画仪轨文献中找出与元代八思巴转轮王观念有关的仪仗和仪式部分,试图对其文本根据与思想来源作一推测。希冀本文对于研究元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治关系以及夏鲁寺壁画图像学的学者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