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亳之会”的考古学观察

“景亳之会”是商汤灭夏前与东方叛夏之国所进行的一次军事盟会，参加者有有施氏、有仍、有缗、有莘等，地点当在今山东曹县西北的梁圮固堆遗址。考古学上的下七垣文化曾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南下，说明商族在夏代晚期曾有南下扩张活动。岳石文化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之末的时候向西推进，则反映了夏王朝在夏末对东方部族战争的失利。“景亳之会”形成了以商汤为首的灭夏联军，他们的行动路线，反映在考古学上，就是“南关外期”一类在郑州的遗存。二里头三、四期之间的剧烈变化，尸乡沟商城在二里头四期的出现，应是夏、商两个王朝政权更迭的直接表现。     

商族起源考

商族在商汤灭夏建立商王朝之前,不断迁徙,游移不定,是一个常常迁徙的民族。由于史籍记载不详,加上后世地名变化很大,商族起源于何地一直为难解之谜。千百年来,专家学者们作了大量的考证,得出了商族起源于东方说、西方说、北方辽河流域说、燕山地区说、山西说等各种各样的结论。结合文献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商族起源于东方说最为合理。商族最早的族居地在今豫东、鲁西南地区,后来一度迁到河北省的中南部和河南省的北部,不久又迁回豫东、鲁西南地区。在商汤灭夏前,商族以今天的曹县一带为中心,积聚力量,终于一举灭夏,建立了商王朝。     

夏背景下商代兄终弟及继统法原因探析

夏代的王位继承在正常情况下是父亡子继的,先商部族首领的产生方式也是父亡子继的,但商汤灭夏后,就为之一改,王位继承制度成为兄终弟及。其原因或在于夏作为第一个家天下王朝的背景和商汤灭夏后面临的不得不如之的形势。面对此景,商天下的开创者可能决定在继统法上实行兄终弟及,并定下广建婚姻的国策以为之辅。     

屈原身世考

屈原身世,两千多年来一直未解或被人误解。其实,根据《离骚》中屈原的自述,论定屈原为庸人,是周代分封的庸伯国国君的后代。庸人是远古颛顼帝部族集团中的部族,庸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公元611年秦、楚、巴三国合力灭庸,此后大部庸民族汇入楚国成为楚国民,庸伯家族按古例转变为楚贵族。庸人及大多远古民族无姓。     

北宋招纳和管理西南归明人的政策探析

自北宋中后期起,中央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大规模实施招纳归明人的政策。因时因地,灵活采取不同策略对西南部族进行招纳,并对招纳有功的边臣将士予以奖励。随着归明部族的增多,中央先后订立各种法律条文,逐步完善对归明人的管理,其中,对于一些归明的部族首领则尤为体恤和优待。此外,中央利用归明人在西南地区运输粮草、开通道路、修筑堡寨、维持治安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发展和文明教化,具有积极作用。     

巴地氏族制在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遗存

关于巴国的灭亡,一些文献记载其为秦国所灭,而另一些则记载其为楚国所灭。其实只要明白"巴"从来都是一个各大氏族部族结合成的人们共同体,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集权的巴国存在,这样两种记载便没有什么矛盾可言了。对"巴"进行综合研究,是一个需要整合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浩大工程。在此从文献中记载的秦汉及其以后巴地存在的氏族制遗存来反观整个"巴"的文明模式。     

游牧部族迁徙与其社会组织形态变化的关系——以汉唐时期中国北方游牧部族为例

汉唐时期,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游牧部族相继入主漠北草原而后迁离,使得蒙古高原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循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游牧部族不仅在空间分布上有明显变更,在社会组织形态上亦发生了巨大变化。与迁入、迁离漠北草原的活动相应,这些游牧部族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由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为草原部落大联盟,再到联盟体彻底溃散的变化过程。     

论商王朝是我国早期的一个部族国家

在中国国家形态发展的历史上,夏商周三代属于早期国家阶段,商王朝是其中的一个国家政权,其特征是部族与国家融为一体的部族国家.     

金朝西北部契丹等游牧民族的部族、糺制度研究

金朝对西北地区驻牧的契丹等游牧民族,保持原辽朝的社会组织形式——部族、糺,对其进行统治。“糺”偏重军事,部族侧重于生产,皆为金朝分番守边。金朝任命的部族、糺长官女真人多,契丹人少,下属官员则以游牧部族的本族人为主,在强化统治的同时对游牧部族实行因俗而治。海陵王末年爆发了大规模契丹抗金斗争,在平叛之后,金世宗采取了一系列防范契丹人的措施,但仍未能完全阻止契丹人反抗女真统治的斗争。     

从神话传说看徐国的族源与迁移

徐国之族源可追溯到神话传说时代东方大神帝俊,帝俊也可称为后代东夷部族共同的祖先神。后来帝俊部落联盟发生分化,各个氏族独立发展,并向四方迁徙。其中仍居于山东一带的太皞和后来的少昊部族得以壮大,少昊之后大业有子曰伯益在舜时因有大功而赐为嬴姓,而徐国(徐氏)正是其中的一支。作为东夷之一支的徐人在商代本居于山东南部曲阜附近,曲阜以东和以南龟、蒙、凫、峄四山一带都是以徐人为首的东夷各部的活动地。西周初年在鲁人的打击下,被迫南迁至淮河两岸。徐国在公元前512年为吴所灭。     

论商族早期社会形态的演进历程

夏代之时,商族在迁徙过程中,其整个社会形态、氏族组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母系向父系、由父系向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最终向原始的国家雏形过渡、变迁。对于商族而言,其始祖契时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阶段,王亥王恒时期已是典型的军事民主制时期,而大约在上甲时期商族已初具国家形态的雏形。商族国家的形成之路,颇有些与后世那种周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模式相似,或者可以说有些像是征服者日耳曼模式。     

方塔出土西夏汉文诗集研究三题

方塔出土汉文诗集是一部少有的西夏诗集。这部诗集出土于西夏佛塔中 ,从其出土地点和诗文内容可以看出 ,在西夏王朝儒释二教也业已合流 ;诗集中有不少反映节日习俗的诗文 ,由此也可看出西夏的节日习俗与中原并无二致 ;诗集的装订方法比较独特 ,它可能是早期的线装本。     

胤征羲和事实考

伪古文尚书《胤征》所记胤征羲和故事,是在《书序》及《史记·夏本纪》的基础上衍生而成。《史记》记胤征羲和发生在夏帝仲康之时,是可信的。而伪《胤征》将此衍生为胤受夏帝仲康之命征讨羲和,则是错误的。因为后羿逐太康代夏政之后,仲康及相二位夏帝皆未成为实际的统治者。所谓胤征羲和,应即是后羿射日神话的人间版本。二者事同,时同,人同。从其时的政治格局而言,胤征羲和,可能正是发生在后羿统治集团与不愿臣服的原夏后氏统治集团成员之间的一场战争。     

启征西河与夏代西河地望

古本《竹书纪年》有"启征西河"和"胤甲居西河"之记载。启征西河即文献所载启诛武观。"五观"即"五子"亦即"武观",并非启之五子或季子,而是参与反叛夏朝的异姓诸侯。启征西河应是夏代初年夷、夏激烈民族斗争历史背景下,夏族与传说中的虞舜的后裔的国族观国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根据有关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判断,胤甲所居西河极有可能即在古观国,今河南濮阳清丰一带。夏代西河得名盖缘于该地位于古《汉志》河以西。     

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夏文化对淮河流域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影响到豫西、鲁东、皖北。代夏的商文化的冲击使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鲁南、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淮夷文化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周文化不但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化的面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分。从地理上看,夏商周中原文明的浸润由西而东递减,土著文化因素递增;从社会层次上看,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接受程度则由社会上层而下层递减。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和融合了夏商周古代文明的多种因素,从而为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说“夏族”——兼及夏文化研究中一些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

作为夏文化创造者的“夏族”,是构成夏代国家主体的夏的“内服”氏族成员的统称,它包括与夏后氏同姓的诸姒姓氏族及其姻亲氏族。它们一开始都围绕在夏王所由产生的夏后氏周围,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第三期文化层具有都邑性质,只是表明夏王朝在其发展后期一度将势力伸展至河洛地区并在此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中心。目前考古界一些学者在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之间划上等号的做法是难于理解的,因为一个已经进入文明的王朝的居民绝不会由一个单纯的族系组成。     

夏代对秩序正当性的追寻

人是群居生活的动物,要确定群居的秩序,即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来源有两个：一是外在的,一是内在的。夏代之前的政治秩序主要是由血缘关系决定,其原始信仰是自发性的,不带有人为性。随着“绝地天通”事件的出现和由“禅让制”转为传子制度,政治秩序和信仰都掺入了人为因素,人伦成为决定政治秩序的基础。夏代的人伦虽然不同于周代的宗法人伦,但它已经为未来中国人的道路指出了一个方向。     

殷墟发掘80年的学术成就——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

殷墟发掘已历经80年,殷墟出土的实物史料与甲骨文相印证,使得商代历史真正成为信史。夏商周三代都城的发现,以及三代文化架构体系的确立,也是建立在殷墟发掘成果基础上的。殷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源地,在这里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工作者,创造出一整套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推动了中国考古学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时期,殷墟的发掘与研究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搞清了殷墟的范围与布局,对殷墟文化进行了分期断代,对一些重大的学术课题开展了深入研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洹北商城的发现,是殷墟发掘以来最重要的收获。我们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应该学习先辈的高尚品格和严谨学风,继承他们的遗志,把殷墟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做好。     

论金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都以华夏正统自居。南宋一方,由于遭到金的侵略,退处半壁江山,因而爱国主义高涨。而在金朝内部,伴随着整体性汉化的趋势,同时因为证明其统治中原地区合法性的需要,也产生了“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这种思想意识在金代文学中有着系统而鲜明的表现。金代文学表现“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熙宗、海陵二朝,汉化的开展与政治统治的需要催生了华夏正统意识,这种意识一产生,便在诗文作品中有所表现;二、世宗、章宗二朝,汉化的完成和“文治”盛世的出现,使得华夏正统意识空前高涨,甚至出现了自居华夏正统而视南宋为“蛮”、“夷”的极端思想,这些思想意识在当时的代表性作家那里有鲜明的反映;三、卫绍王、宣宗、熙宗三朝,由于中原地区受蒙古、南宋的双向进攻,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不弱反强,在亡国之际大放光芒。这种光芒投射到了元好问等一批金末文学家的反映沧桑之变的作品里,而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更表明金人的这种思想意识已经得以升华。这种思想意识最终为南宋遗民所认同。     

宋夏情报战初探--以元昊时期为中心

公元11世纪三四十年代,为配合正面战场的攻守,宋夏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情报战。情报战的形式主要有派遣间谍、招降纳叛、兵不厌诈、离间策反和反间谍。庆历元年下半年以前,西夏在情报战中居主导地位,处于攻势,而宋朝则处于被动地位。情报战的胜负优劣,直接影响了正面战场的胜败和宋夏关系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