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息民事冲突促进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而平息民事冲突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内容。要平息民事冲突、化解社会矛盾,必须重视社会教化,重视当事人双方的对话、交涉与和解,在重视单位协调作用的同时,发挥社会各种群体的协调、规劝功能,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重视民间调解,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强化仲裁制度,修改并完善民事诉讼法的相关内容。惟其如此,才能最终达到平息民事冲突、促进社会和谐之目的。     

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矛盾化解：基于共识的视角

根据社会冲突理论,社会矛盾是必然的但需要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社会矛盾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矛盾双方没有就利益分配达成共识,而矛盾化解的过程就是促进双方达成共识的过程.共识理论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并为社会矛盾的化解提供了新的思维路径.这一路径在社会管理创新上即是制度构建,其突破口是改革行政复议调解制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建设

调节社会矛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存在着社会结构失衡、社会运行失序、利益分化加剧、社会价值失范等社会矛盾和问题,要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创新社会整合机制、社会管理机制、社会矛盾调解的政府公共机制和社会矛盾调节工作机制。     

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社会主义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社会主义矛盾，它们虽然并存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彼此互相联系、制约，有时甚至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但二者毕竟是两种完全不用的社会矛盾：前者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各种不同类型、不冈性质的矛盾的混合体，从社质来看，有非对抗性的矛盾，屯有对抗性的矛盾；后者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反映这种制度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话矛盾的统称，从性质看，都是非对抗性的。     

快速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新机制探索

当前转型时期,特别是金融危机影响的经济下行使中国长期积累的矛盾进一步浮出水面,隐性矛盾显性化,显性矛盾更加尖锐.在力保经济增长的同时,探索社会矛盾化解新机制、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就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明确指出,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妥善处理社会矛盾,需要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层面加强对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研究,健全社会矛盾化解的政府公共机制,创新社会利益的整合机制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完善政府对社会矛盾化解的调处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推动和完善社会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调节作用,真正建立社会矛盾化解的多元新型机制.     

“和事佬”说和事务所止纷息争说和百姓事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的人民调解工作创新不断、新招迭出,“居民说事室”“山歌调解室”“调解110”“娘舅快调队”等人民调解方式呈现出工作活力,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2014年7月,柳州市柳南区又试水成立“和事佬”说和事务所,通过政府向第三方购买法律服务的方式,让群众自己参与解决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极大地发挥了普通居民的调解优势,真正实现了把矛盾纠纷解决在第一线、化解在基层,确保了辖区和谐稳定。     

农村社会矛盾实地化解柔性效率管理探析——以H省七县市农村调研为例

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与社会转型发展,农村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农村社会管理与乡村治理工作亟需加强。抓好农村社会矛盾实地化解柔性管理,对于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改革深化、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从基层工作队伍、工作方法、工作原则、工作机制、农民教育等方面抓好柔性工作,突出农村社会矛盾实地化解的主体力量、根本指针、关键因素、重要策略和预防措施。     

“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的理论思考

从2003年起，南通市在全国率先创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把解决社会矛盾的各种资源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反应快速、程序公开、调解公正、群众认可的化解矛盾的工作机制。建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是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项创新性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为了保持调解工作的生机和活力，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完善，更需要我们从理论上提高认识。     

山城街道建立重大矛盾纠纷“听证会”制度

为切实妥善化解重大复杂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探索建立复杂矛盾纠纷调处“听证会”制度。听证会由街道主要领导牵头，矛盾纠纷所在村居（单位）的领导干部、管区及村干部、部分群众代表、综治办、司法所、信访室、派出所、问题涉及单位负责人和矛盾纠纷所涉及的当事人（或委托代理人）、     

市民社会理论视角下社会团体与社会稳定

市民社会理论是分析社会的基本工具。在“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的三元框架下,从宏观上看,良性社团是稳定社会的结构性力量,从微观上看,良性社团有化解现存社会矛盾的功能;不良社团是市民社会的异化、畸变,危害社会稳定。因此,在发展社团时,要规制社团,使社会团体与经济、政治国家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维护社会稳定。     

后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治理路径选择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后,正强化社会已有矛盾、激活社会潜在矛盾、滋生社会新的矛盾。文章提出发挥运用＂粘合剂＂功能,引导第三部门并通过第三部门帮助党和政府多做稳人心、得人心、暖人心、聚人心的好事实事;推动第三部门并通过第三部门勇于面对危机后新的挑战,推动中国经济稳健发展。     

民间组织参与化解社会矛盾路径分析

在我国,市场经济带来了民间组织的快速发展,同时市场经济推动下的社会转型也使整个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因此,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矛盾的化解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而现代治理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则是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理论依据。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路径主要有：慈善救助,以基金会为主体的慈善事业能够通过整合社会资源,缓解分配差距,化解社会矛盾;表达诉求,民间组织的发展可以弥补转型期人们诉求表达渠道单一的不足;调解纠纷,除传统人民调解外,其他各类民间组织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解纷功能;提供服务,民间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本身就是在解决一部分社会矛盾。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

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具体体现,解决这些矛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指针,坚持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和共享发展。     

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代价支付及其补偿问题

相对于比较稳定、协调的社会形态而言,转型社会是社会发展最为快速的社会,同时也是社会代价集中付出的社会。快速社会变迁引起的社会结构功能的失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失衡、中国独特的社会转型的困难等导致了转型时期社会代价的形成。而现阶段社会代价支付与补偿机制方面存在的一些严重缺陷,诸如支付主体的错位性、支付方式的转嫁性、代价补偿的滞后性,则是引发当前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等不同主体之间尖锐、复杂的利益矛盾的根本原因之一。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需要出发,健全、完善我国的社会代价补偿体系乃是党和政府工作的当务之急。     

毛泽东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理论创新意义——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50周年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它深刻揭示了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特点的揭示,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指明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石。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最早的、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探索和回答,它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转型期农村干群矛盾的历史分期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剧烈的转型期。由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各种体制不配套,导致农村干群矛盾的发展、变化都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在不同的阶段,乡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矛盾都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因此,只有科学地分析和界定转型期农村干群矛盾的历史分期问题,才能根据不同阶段干群矛盾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化解农村干群矛盾,改善干群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秉持和谐理念,妥善处理当前社会生活中的矛盾

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新时期我国社会矛盾主要发生在民生领域、绝大部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特点,以及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状况,要求我们应该秉持和谐理念来妥善处理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确立以实现和谐为处理社会矛盾的目标导向,坚持以和谐的方式和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构建化解和防范社会矛盾冲突的和谐调节机制,营造减少社会矛盾冲突发生的和谐社会条件。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稳定与社会就业

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而且使中国社会稳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金融危机向社会蔓延,要经过一系列传导和反向传导过程。在此过程中,失业是经济危机导向社会危机的传导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必须解决失业问题,而在金融危机时期解决就业问题,必须将短期应急和长远战略综合起来寻找对策。因此,保持经济增长、促进劳资合作、发展社区服务、推动科技创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必然选择。     

金融危机后的东亚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基于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个案研究

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都有相似的境遇。为应对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推出了温和的社会保障措施以帮助失业和贫穷人士。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显著经济、社会变化之后,香港和澳门居民期望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尽管如此,大部分亚洲政府在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保障议题上仍未改变福利供给策略。因此,对于多数人而言,经济困境不但没有改变,更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食品价格危机而雪上加霜。有鉴于此,在过去几年,香港和澳门政府都推出了多项政策以解决在职贫穷与跨代贫穷问题。但旧有的'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已难以满足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变迁和公民福利期望,应妥善调整福利策略。基于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金融危机后社会福利措施改革的研究,对分析东亚地区社会福利体制变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调处机制的系统建构——以“十一五”期间江苏徐州地区为研究场域

“十一五”期间,江苏徐州地区经济呈跨越式发展,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以经济利益矛盾为主要形态的社会矛盾显著增多,各类社会纠纷数量持续高位运行。这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典型代表性。针对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调处社会矛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与社会公平、利益均衡与利益共享、民主法治与安定有序、政府主导与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社会矛盾调处的责任分担机制、源头治理机制、多元化解机制和工作运行机制,推动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