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皇帝诞节的贺寿礼制

从唐玄宗朝皇帝生日定为全国性节日开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宋代皇帝圣节礼制最终成熟定型。唐代诞节礼制作为圣节贺寿的形成阶段,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就贺寿对象而言,从玄宗千秋节的突出皇权中心,到逐渐接纳民间的生日祝贺父母习俗,并最终形成了圣节为皇帝、皇太后同时贺寿的圣节礼制。就皇帝对百官群臣的诞节赏赐而言,从玄宗朝的重物质、尚豪奢向中晚唐五代的重精神、尚荣誉转变,同时又接纳了民俗节日进衣的传统,至宋代则以赏赐衣物为主。就百官臣子的进献内容而言,从千秋节设计的甘露、醇酎、金镜、绶带等贺寿礼物,很快演变成豪华进献,并变相成为赋税之一种——诞节银。圣节礼制在宋元明清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影响。其节日之设计与演变,对当代节日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教训价值。     

中和节节俗考

中和节是唐代的一个特殊的民俗节日。德宗贞元五年始置,节日里朝廷行藉田之礼,百僚上农书以示劝农,并宴享曲江,有赐诗、赐尺之举。民间尚有献生子、祭祀勾芒以祈年谷等习俗。与晦日相比,中和节除了具备“节日求憩”庆赏情结外,更注重弘农务本的劝耕文化意蕴。     

唐代上巳节习俗考论

上巳节是我国古代重要节日,也是民间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文化发达,上巳节发展到鼎盛阶段,尤以娱乐性和狂欢性为主要特点。官方的重视与参与成为唐代上巳节兴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唐代上巳节以水滨祓禊、曲水赐宴、出游踏青和竞射竞渡等习俗为主。这些习俗揭示了唐人的心理状态、精神风貌、情感内涵,丰富了盛唐时期节日习俗的文化内涵。     

建构的文化与文化的建构——以“双十一”网购狂欢节为例

文化节日是一种继承与传递文化传统的手段,旨在通过文化的赓续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从内容上划分,文化性节日主要包括传统的民俗性文化节日、政治性文化节日和经济性文化节日。民俗性文化节日与政治性文化节日以传统文化意涵为根基,依赖正式制度的认可而确立,具有重要的社会教化与社会整合功能。与之相比,近年来兴起的"双十一"网购狂欢节既不具有传统文化意涵,也没有受到制度力量的影响,却已成为众多消费者主动参与并认可的全民消费节日。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它是消费社会、网络技术、社会性需求、商业资本等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下被社会性建构的结果。这种建构表现了经济资本在影响大众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生活中日益突出的作用。     

固本与致孝:唐宋赋作中之藉田题材书写

藉田礼是古代帝王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祈五谷丰登,奉祀宗庙,劝农固本与祭天致孝的一种朝廷政治仪式。综观历代藉田赋作,尤以唐、宋时期,赋家多承袭潘岳《藉田赋》,且在崇尚帝王尊严与权威之科考制度影响下,最能宏扬天子"固本"与"致孝"之封建文化意义。唐代李蒙、阙名和石贯《藉田赋》,阙名《千亩望幸赋》和王棨《耕弄田赋》,赋作多以精简之律赋艺术手法,铺陈天子藉田之排场和过程;而宋代王禹偁《藉田赋》、李廌《藉田祈社稷赋》和杨杰《藉田居少阳之地赋》,则多清新之散文笔法,详述藉田礼制及方位,其多元之形式内涵与风格,确实具有传承与拓新之时代意义。唐、宋藉田赋之内容与体制虽异,却多具有颂扬帝王"劝农固本"与"祭祖致孝"之文化意涵。是以本论文拟解读唐、宋八篇藉田赋作,从藉田礼制之视界加以探索,说明唐、宋藉田礼制创作之时代背景,强调"固本"与"致孝"有其一脉相承之文化传统。从赋家颂赞天子耕藉礼仪中,诠释其丰富多元之审美风格,进而肯定藉田赋作之时代意涵及其文献价值。     

法式善《同馆赋钞》与清代翰林院律赋考试

清代翰林院馆课、散馆、大考均考试律赋,于是继唐代之后,律赋在清代又一次呈现兴盛的面貌。大批馆阁赋集纷纷涌现,其中汇集乾嘉时期翰苑考赋之作的法式善《同馆赋钞》最具有代表性。《赋钞》中赋作体现了赋与学术的结合、讽喻的消解以及颂圣之风的昌炽、清秀的赋风等特色。馆阁赋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唐代的“工具赋”

唐代工具赋在赋体文学题材开拓上具有创新意义,其主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道家之理,儒家之功,佛家之悯。唐代工具赋是赋家对工具的巧妙构造所作的颂歌,又是对工具所含哲理的阐释。由于工具不同于其他器物的特点,从而创造出一些独有的艺术特色,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唐代工具赋给后人留下了当时器物形制、构造、使用的有关情况,可补充史料的不足,具有较高的文化意义和史学价值。     

唐代宦官来源研究

唐代以前,宦官的主要来源为对特定对象实施宫刑。宫刑废除以后,对特定对象实施宫刑不再成为宦官的主要来源,因此,唐代宦官的来源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唐初到唐末,进献一直是宦官的重要来源。伴随着宦官权势的兴盛,宦官养子充任宦官亦成为唐代宦官的重要来源,到唐代中后期,宦官养子甚至成为唐代宦官的主要来源方式。除进献、宦官养子等来源方式外,部分中下级文武官员之子充任宦官也是唐代宦官的一种来源。     

说《浑天》 谈《海潮》——兼论唐代科技赋的创作与成就

唐代辞赋踵武姬、汉,百体争开,创作题材,亦多新创,其中科技赋的大量出现,尤为特异。在唐人科技赋中,杨炯的《浑天赋》与卢肇的《海潮赋》最为代表。就赋学艺术而言,以杨、卢创作为代表的唐人科技赋价值取向与汉代京殿大赋相类,首先在宣扬宏大的文化气象,表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大唐天声。杨、卢诸赋以文学笔法写科技论文,充分显示赋家的个人才学,此与赋表才学的文体特征相关,同时也得益于赋体文学博物知类的优势。而唐人科技赋之崛兴,又缘自文化传统的演进,并具体表现在“赋学之复兴”、“科技之发展”、“文化之兼容”与“文学之写实”四个方面     

论唐代赋得体诗的创作特征及其流变

赋得体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脱胎于齐梁公宴诗,流行于陈隋,至唐代大放异彩。初唐赋得体诗扬弃"六朝锦色",开启了"唐三百年风雅"之盛;盛唐赋得体诗恢宏阔大,自然浑成,尽显大唐气象;中唐赋得体诗体悟精巧,细致精雅;晚唐赋得体诗在苍凉末世的余晖中徐徐落幕。起自唐代赋得体的省试诗,具有规范的制作标准并体现出特殊的心理期待。学界对于唐代赋得体的研究,目前尚停留在概念的界定与省试诗和应制诗的研究。     

初唐“四杰”新文体赋之新变综论

从赋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先后出现了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诗体赋、律赋、宋文赋等不同的形态。有关文体赋的起源学界向有争议,其实,汉代的散体赋、唐代的新文赋,都可称之为文体赋。但初唐四杰的新文体赋主要是非赋名篇的赋作品,以赋名篇的具有文体赋因子的赋作如《浑天赋》较少。且某种文体的兴盛,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趋向作用的结果,因"四杰"历文风革新之际、诗体新旧代变之时,学风、文风、时风熏染异俗,其文体赋作品在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与汉代的文体赋有所差异。同时对文体形式的选择,总是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密切相关,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作家个性特点和人性衍变之迹,以相如之《子虚》《上林》、"四杰"中之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新文体赋之流变生新,皆可一一明睹胜览。     

唐代试赋中的道家文化功能

道家文化在唐代成为试赋的重要表现内容,所司不仅直接以道家经典为题为韵规定应试者的写作范围和试赋内涵,而且非以道家经典为题者亦有描写道家文化者。这类试赋表现出修身养性与治国理政两大追求,而这种追求又被统摄于道家顺任自然的法门下。试赋对道家文化有这样的认识是与道家文化具有治国牧民的政治功能分不开的,这也使以道家文化为主题的试赋成了参与政治建设的手段。     

唐代关中士人的分布与构成简

士人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见之于史乘的各种人士,士大夫是士人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吏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融知识、身份、道义于一身,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体,官僚不过是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之一”。唐代关中士人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分结构有其鲜明的特征,精神风貌呈现多样化。唐代关中知识分子士的作为和精神面貌反映并影响着唐朝全国知识群体的众多方面,乃至反映和影响唐朝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多方面的情态。     

唐代关中士人的分布与构成

士人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见之于史乘的各种人士,士大夫是士人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吏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融知识、身份、道义于一身,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体,官僚不过是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之一"。唐代关中士人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分结构有其鲜明的特征,精神风貌呈现多样化。唐代关中知识分子士的作为和精神面貌反映并影响着唐朝全国知识群体的众多方面,乃至反映和影响唐朝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多方面的情态。     

儒家语言审美在新时期作家中的三重境界

中国文化很早就把语言看作是生命本质的外在表达,在中和审美意识规约下儒家在对语言与生命关系思考中奠定了其节制、刚健的基本语言审美要求。儒家讲究人生修养与生命境界的提升,语言也会随着生命境界的提升不断中和不断超越显现不同境界。孔子的人生修养历程标示了儒家不同人生阶段的理想生命状态,民族文化、民族生命具有传承性,儒家语言审美也在新时期作家中呈现三重美的境界。文章以阿城、李锐、刘恒、杨绛、汪曾祺、巴金为例阐明了儒家语言审美在新时期作家中的三重境界。     

中国音乐审美心理“偏向”成因浅析

由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具有阴柔偏向。同时与阳刚相补。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有着“尚悲”的偏向,其特点是趋向淡化、弱化,偏于阴柔的“悲情”,体现为“哀而不伤,怨而不愤”,近于“中和”之美。“尚悲”的“中和”之关不仅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原则,而且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标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审美标准对当代中国音乐仍旧具有深远影响。     

论唐代道教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道教发展到唐代，由于老庄思想的介入而发生了显著变化──道家哲学成为道教思想支柱；轻方仙道术，重心性双修；道教全民化。唐代道教渗透于唐代文化各方面。本文拟从唐人的文化心理意识、审美情趣和唐代的文学、艺术、民俗、科技诸方面探讨唐代道教对唐代文化的影响及唐文化的道教特征，说明唐代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作用。     

“赞普”释义──吐蕃统治者称号意义之商榷

以土著文化的观点,以古藏文历史文献为左证,探究吐蕃统治者之称号"赞普"的实际意涵。首先,回顾1960年以来中国、日本与欧美等专家的意见,评析各家之短长,描绘了清晰的逻辑思辨理路。其次,辨识现存各文献的可信度与引用价值的优劣,并交叉分析,进而以为《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铭石刻对"赞普"意涵的记载,是为"神人合一"的意义,反映出其受"天命论"的影响,亦呈现大唐文明对吐蕃政治思维与官制的影响力。     

唐代翰林学士考述

翰林学士始置于唐代,然史籍记载简略,《通典》和《唐六典》皆付阙如,《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亦语焉不详。本文拟对唐代翰林学士的设置及其地位、作用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望就正于同志们。翰林之名,始见于西汉杨雄《长杨赋·序》:“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籍翰林以为主人。”清赵翼认为,杨雄所言翰林,“盖谓文学之林,如词坛、文苑云尔”。而     

正月晦日节考

正月晦日曾作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日存在有数百年之久.它最早见于记载是在北魏末年,一直到唐德宗贞元年间才为中和节所取代.正月晦日的节日习俗有水边湔裳、酹酒,祓禊度厄,帝王邀群臣泛舟饮酒.到后世晦日节逐渐演变为至水边宴会寻乐的节日.中和节取代晦日节后,晦日节的一些节俗内容也为中和节所沿袭,一直流传到近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