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性赋》和《伤寒药性赋》的赋学特征

赋体生成演变的过程漫长而复杂,但其主要创作特征是铺陈夸饰,这在汉大赋里表现最为突出。汉大赋的这种体裁特征为《药性赋》和《伤寒药性赋》等中医药赋所继承并发展：铺陈篇幅扩大,品物分类细化;句式由散而骈,语词也趋于多样;风格由凭虚夸饰走向征实和科学。这些发展使赋体中医药文献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特色,体现了赋体向原本杂文学方向回归的现实和异于纯文学赋创作的另一条轨迹。     

论汉大赋描写繁琐的原因

汉大赋描写具有繁琐的特点,有些学者认为这是汉代经学繁琐风气影响的结果。通过对汉代经学发展过程和汉大赋创作情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汉大赋描写繁琐的特点是由赋重铺陈的传统、汉人重认知功用的赋学观、赋作家的创作心态以及时代审美追求等原因造成的。     

试论汉大赋理性精神表达方式的合理性——以司马相如赋为例

从赋之源流来看,古诗之流,源于谐、隐之说等,都是从赋单独作为一种文体而呈现的本色来论述的,虽然受外部时代、思想背景的影响,但赋体铺陈事物、一气呵成之势,讽一劝百之鸣,实为妙用。本文将从三个角度来分析汉大赋中理性精神表达方式的合理性,以此来矫正汉儒对大赋的艺术形式的批判态度。一是从汉儒对汉大赋中理性精神表达形式的批判角度来论述;二是从时代、思想角度来论述;三是从赋体本身在汉初发展特点角度来述说。     

《子虚赋》《上林赋》的动物展列与文学新变

物类展列是汉大赋的重要特征,汉大赋的形成、发展与功能演变皆与物类展列密切相关。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以大量的展列和鲜明的特征成为汉大赋物类展列系统中的典型。将《子虚赋》《上林赋》置于先秦两汉时期物类描写的视域下重新审视,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赋在展列数量、展列形式、展列功能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形成物类书写的新模式,代表了汉大赋物类书写的最新成就,并展示了赋体讽谏功能与创作生态之间的巨大张力。     

关于汉大赋与阴阳五行说关系的两点补充

汉大赋与阴阳五行说的关系,我们在《论邹衍对汉赋的影响》①一文中已经做了初步的探讨。为使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加全面、充分的阐述,我们想从汉代赋家的思想渊源及汉大赋产生的时间、地点方面对它再略做两点必要的补充,以求教于方家同人。一、汉代赋家的思想渊源要阐明汉大赋与阴阳五行说的关系,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搞清汉代赋家的思想渊源,看一看他们的思想究竟受到了哪些方面的重要影响,其中到底有没有阴阳五行说的成分。     

主物的文学：赋体分别与题材交互

赋训聚敛，旨在天下古今无数单个之物的类聚，也是赋体铺陈的要义。赋是主物的文学，无论大赋、骚体及六朝抒情小赋乃至唐代律赋，都以叙物为主；无论畋猎、都城、鸟兽、音乐、宫观之赋，都有众多飞走名物的铺陈。赋体叙物，是在以字称名，反映人们对于物类的认识、观念和态度；或取于想象虚构，适资凭虚夸饰。汉大赋直承宋玉《高唐赋》等弃情叙物，大题巨制，多致名物，然以讽喻缩减篇幅，或大题短制，不克铺陈。《骚》及屈宋楚辞托物抒情，不同《诗》篇比兴，而是托物连类，义取象征，渐成环境烘托。汉代骚体赋承之，转为就事议论，名物为寡，汉末复归情物。赋中飞走甚众，多在畋猎及猎后游乐与自然环境的铺陈，或以自然生存，非徒猎获而已，不仅畋猎，在都城、音乐、宫观、鸟兽之赋中都有普遍的表现。畋猎乃是汉魏晋赋普遍的题材，飞走物类也有普遍的呈现。然《文选》畋猎赋中扬雄《羽猎》《长杨》，反于畋猎为略，名物为寡，而《上林》多陈苑囿，显示《文选》赋分类与题材分布的相悖。     

司马相如大赋艺术特质及其成因新探

司马相如的大赋较之枚乘《七发》,表现出重要的新特点.如铺陈方式上按空间方位和事类进行铺陈、辞藻的瑰怪和语汇的繁赡以及总体风格的诡奇之美.其铺陈方式的成因,与先秦时期《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地理类著作的影响相关.而辞藻和语汇方面特点的形成,首先与汉代普遍重视小学教育的风气以及巴蜀地区的小学传统有关,其次与汉大赋所要描绘的对象世界的特点相关,同时也与司马相如本人的刻意求奇倾向密不可分.至于司马相如大赋风格的诡奇之美,则是受到了巴蜀地域文化特色以及蜀人精神特质、审美取向的重大影响,同时也不可忽视大汉时代精神的影响.     

从班固的《两都赋》看汉大赋的体制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赋体文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汉赋以其雄浑、壮阔的艺术效果反映了大汉帝国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而写京都、田猎的骋辞大赋尤其能反映汉赋的特色与时代精神。本文试图以汉大赋的代表作品班固的《两都赋》为出发点,考察汉大赋在体制、风格方面的特点。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逸乐、军训、礼仪:三维度下汉代畋猎赋的题旨观照

畋猎为汉赋重要题材和内容之一,汉代畋猎具有逸乐、军训、礼仪三种属性。汉代畋猎赋的题旨差异与畋猎属性的不同密切相关,对于满足君主一己私欲的逸乐性质畋猎,赋家多持批判态度而加以讽谏;对于战备需要的军训性质畋猎,赋家强调克服弊端,减少负面影响,总体上持肯定态度;对于符合儒家规范的礼仪性质畋猎,赋家持赞赏态度,并不吝颂美之词。汉代畋猎很少为单一属性,多兼有两种或三种属性,呈现出复杂状态,其具体偏重则随时代变迁而转移。这导致汉代赋家对畋猎这一题材多采用正反结合的方式进行处理,努力兴畋猎礼仪、军训属性之利,除畋猎逸乐属性之弊,在铺陈夸饰畋猎壮丽之美、肯定畋猎实用价值和象征意义的基础上就畋猎逸乐之弊加以讽谏,因而畋猎赋呈现"劝百讽一"风格。受结构、形式、修辞等所限,汉代畋猎赋多善于铺陈夸饰,"虚辞滥说"类文字篇幅远多于"其要归引之节俭",讽谏之旨常为奢丽辞藻所遮蔽,这也进一步从文本内容上强化了赋作"劝百讽一"的写作风格。     

江顺诒“情境”说与词创作

江顺诒《词学集成》词境卷中提出“词家之情境”,把“情境”作为词境的第一阶段,认为词之“情境”有三方面的特征：一是有以点染、不隔、寄言为主的“词家三昧”艺术特征;二是“体物赋景”的表达特色;三是“言愁”寄情的审美特质。江顺诒用心灵情感进行词的创作,他的词作与“情境”说词学思想大体上也是相一致的。     

古代狩猎赋论略

狩猎赋是赋这种文体中的“大家族”。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萌芽于《诗经》中的狩猎诗 ,成熟、定型于汉大赋 ,汉以后仍绵延不绝。狩猎赋的发展、繁荣与古代的狩猎习俗、制度密切相关。狩猎赋不仅是赋这种文体的典型代表 ,而且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     

赋体演变的句式考察

赋起于楚辞骚体,继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之制,赋体的演变突出显示于句式的变化。楚辞及骚体以句尾“兮”字拉长语气,增强感叹,又以句中虚字接连名物、形容并形成结构复杂的散语长句,适合怨怼激发的情感抒写。汉大赋鸿篇巨制,大题苞览,叙物为本,主要以四言一顺的散语长句展开名物和形容的铺陈。六代骈体小赋及唐代律赋抒情体物,则以四、六及其愈趋谨严的联对结构乃至声律规范承当一物一事的细致描写,物我相融,于诗为近。宋代文赋复归散语,然与汉大赋承接诸子谈辩、排比辑事不同,而是援取唐宋“古文”作法,其较远的来源是秦汉叙议之文,句式长短不拘一格,议论为主,显示主体意识的自我执持。     

固本与致孝:唐宋赋作中之藉田题材书写

藉田礼是古代帝王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祈五谷丰登,奉祀宗庙,劝农固本与祭天致孝的一种朝廷政治仪式。综观历代藉田赋作,尤以唐、宋时期,赋家多承袭潘岳《藉田赋》,且在崇尚帝王尊严与权威之科考制度影响下,最能宏扬天子"固本"与"致孝"之封建文化意义。唐代李蒙、阙名和石贯《藉田赋》,阙名《千亩望幸赋》和王棨《耕弄田赋》,赋作多以精简之律赋艺术手法,铺陈天子藉田之排场和过程;而宋代王禹偁《藉田赋》、李廌《藉田祈社稷赋》和杨杰《藉田居少阳之地赋》,则多清新之散文笔法,详述藉田礼制及方位,其多元之形式内涵与风格,确实具有传承与拓新之时代意义。唐、宋藉田赋之内容与体制虽异,却多具有颂扬帝王"劝农固本"与"祭祖致孝"之文化意涵。是以本论文拟解读唐、宋八篇藉田赋作,从藉田礼制之视界加以探索,说明唐、宋藉田礼制创作之时代背景,强调"固本"与"致孝"有其一脉相承之文化传统。从赋家颂赞天子耕藉礼仪中,诠释其丰富多元之审美风格,进而肯定藉田赋作之时代意涵及其文献价值。     

汉大赋的形成与汉初文化融合

关于汉大赋产生的原因与背景,历来说法不一。本文从文化史的角度进行了考察,认为汉代的散体大赋是在汉初南北方文化融合的背景下,融合先秦南北两派辞赋的特点而形成的一种新文体。首先,先秦时期南北文化长期处于对峙状态,所以南北辞赋也各具特色。其次,秦统一后在文化上推行高压政策,这不利于各种文化的融合,也不可能产生兼融南北两派辞赋特征的散体大赋。最后,只有到了汉初,因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多数来自南方,长期受中原文化排斥的楚文化这时才开始真正地受到尊重,南北文化方得充分融合,终于孕育形成了独具时代特征的汉大赋     

从赋家主体角度看汉大赋的兴盛

汉大赋的兴盛有其时代原因,是多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汉赋兴盛,客观上是汉代大一统的强大的封建国家为汉赋提供了描写对象;主观上,则是赋家在继承前代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的独立创造。从创作论角度看,主体是汉大赋兴盛的关键因素,客观因素须通过主体作用的发挥才能产生影响。     

班固与东汉大赋的再兴与衰败

汉大赋的创作自司马相如、扬雄后,虽赋家众多,但未有大手笔出现。至东汉班固作《两都赋》等,以其题材的开拓、手法的变化,再造汉大賦一时之盛。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班固以正统的思想指导、实践着自己的讽谏观,以新的认识解决了令扬雄烦恼不已的讽谏问题;他对汉赋创作中的模拟之风并不否定;他在前汉赋家着力甚少的地理、历史等方面开拓了新的题材,为汉大赋体制篇幅的增长打开了新的空间。但由于时代、社会、人文思想的发展变化与文学自身发展的需求等原因,自班固后．汉大赋的兴盛局面难以为继,开始走向衰败。     

都邑大赋之“火凤涅槃”——论当代都邑赋之繁荣

当代都邑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尤其是《光明日报》百城赋的刊发,标志着当代都邑赋繁荣时期的到来。当代都邑赋承传了汉大赋的创作规范和艺术传统,吸纳着新时代的社会文化精神,以崭新的艺术风姿扬眉吐气登上了文坛。沉寂半个多世纪的都邑赋,终于如火凤涅槃,重获新生,焕发出绚丽多姿的艺术生命。     

“诗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诗源说"即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诗经》,这是汉魏六朝时期最有权威也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则有左思、皇甫谧、挚虞、刘勰等。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体文学创作的主题表达、表现手法等问题。因此,所谓"诗源说"则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揭示出诗赋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对赋体文学的主题和艺术表现手法作了进一步的规范,从而使赋这种文体进一步明确了自身承担的责任,并使赋之所以为赋的文体性质更加突出。     

赋与诗歌的形象思维

在目前所讨论形象思维的文章中,阐述比兴与形象思维关系者甚多,而对赋的艺术特点却缺少应有的重视;有的文章甚至有意无意地把赋排斥于形象思维之外,应该说这是片面的.赋、比、兴是从《诗经》开始就大量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最初与风、雅、颂合称"诗六义".在《周礼·春官》及《诗大序》中排列的次序是:风、赋、比、兴、雅、颂.这个顺序是否有特别的意义,已很难详察,但古人并无重比兴而轻赋的意思,大约是不成问题的.什么是赋?郑玄《周礼·春官》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孔颖达疏《诗大序》,则云:"诗文直陈其事,不譬者,皆赋辞也."宋代李仲蒙论赋比兴注意诗的抒情特征,故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说有异同,大旨相近.凡"直书其事"(朱熹语),不借物发端,求诸比喻者皆是赋.它表现形象,是直接的刻划、描绘与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