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正在走向“世界军事大国”

随着印度经济、科技实力的增强，印度的“军事强国”梦正日益变成现实。世纪之交，印度制定了新的军事战略目标，不断加快武器装备现代化，重点发展“三位一体”的核心打击力量，不断地采取“惊世之举”为其“世界军事大国”梦营造声势。印度以慑服巴基斯坦和防范中国为借口迫不及待地发展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的做法，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深刻忧虑。     

中国国家核心利益探析

国家核心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到国家兴旺发达、生存发展的大问题。国家核心利益是在长期探索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不可动摇性、地位上的重要性、内容上的普遍性、性质上的"自卫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探索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国家核心利益也面临来自西方大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挑战。面对挑战,我们应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新安全观、国家责任观、地区合作观。     

以开放的军事外交营造和谐世界

军事外交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国家的社会性质不同,对外政策不同,军事外交的目的和方式也不同。军事和外交是国家推行对外政策的两个最重要的手段,二者往往相辅相成,由此孕育了军事外交的生长。当今世界,军事外交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成为贯彻和谐世界的有益手段,以开放军事外交营造和谐世界,对于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略论邓小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辩证法

在当今时代,应如何解决国际矛盾、国际争端?邓小平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的历史条件,离不开时代发展的要求及所提供的现实可能性。而在当今时代,随着各个民族和国家越来越深地被卷入世界历史,“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列宁语)的客观力量越来越强大,世界的整体性和各国的相互依存性、依赖性日加强;而且经济越发达,对外经济联系越多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对世界的依赖性越大。正是这种整体性和相互的依存性、依赖性,使国家之间形成更多的共同点、互补点,产生了更多的共同利益;既表现为共同发展的利益,也表现为共同创造经济秩序和发展条件的需要。大国之间的军事、政治对抗已不是维护其经济利益的可靠手段,诉诸战争来解决经济矛盾,不仅不能确保其经济利益的实现,而     

信息化时代单极多元国际体系特征探析

当代信息技术以电子计算机为主体、互联网为通道、数字化为灵魂,通过催生知识经济,建构网络社会,酝酿新军事变革,助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面貌。信息化是工业化的深化和升华,它以差异性的发展和不平衡性的促进重构了世界各国经济的面貌,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重新排列和国际战略力量的差异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在信息化的时空中,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也在伴随着新兴国家崛起、大国实力对比关系变化、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出现新的变化。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国际政治效应必将产生国际体系结构性变迁的动力,使两极体系让位于单极多元型国际体系。     

反全球化运动中的现实主义理论

以追求权力为核心，以武力为手段，以实现军事安全为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分析理论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已无法解释当今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现实。从“复合相互依赖”到“网络极简主义”，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讨，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理论和视角。然而，现实主义理论仍然是我国学者分析问题的基本视角和工具，因而对中国学者来说，理论创新已是刻不容缓。     

北约的产生及其军事战略演变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是战后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相对抗的产物。随着冷战的加剧 ,北约的组织机构越来越庞大 ,名曰军事组织 ,其实它的机构设置并不局限于军事范围。它的军事战略 ,也远远超出军事内涵 ,与北约国家的政治战略、国家战略密不可分。还应该看到 ,北约的成立及其军事战略的形成 ,都是在美国的操纵下逐渐形成的 ,美国是北约的龙头老大。北约成立初期的军事战略奉行地区性遏制战略 ,其后 ,不断地调整 ,先后经历了“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从“危机反应战略”到“新战略构想”等演变。     

我国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国家战略

由于世界战略焦点东移,亚太地区的格局调整给我们带来了战略机遇,同时也带来挑战.面对机遇与挑战,我国对外应积极参与世界军事变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积极发展双边、多边贸易,形成自己的经济战略带;同时与邻为伴、与邻为善、合作共赢,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我国对内应强化作风建设,解决“四风”问题,树立信任、信心.     

发展国防科技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战略问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推动国防和军队发展,也改变国际战略格局,影响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严峻挑战,江泽民提出发展国防科技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这一论述不仅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国防科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道出了新军事变革的关键所在,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对我党完成新时期三大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全球化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国家文化安全

全球化的本质是国家、民族利益在世界范围内的博弈;社会转型的本质是国家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博弈:广义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通过社会实践实现自身利益的演进过程及其全部成果.观照任何与文化相关的问题都应以利益作为原点,从利益生成能力与方式、利益分配原则与利益博弈机制、利益享用数量与方式这三个维度进行考察.文化硬实力主要取决于利益生成能力与方式,文化软实力主要取决于利益分配原则与利益博弈机制.文化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共同影响国家文化安全,而文化软实力的影响较之文化硬实力更为深远.在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利益博弈机制严重滞后于获得高度认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利益分配原则,从而导致社会公平正义缺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普世价值观策略在多大程度上会威胁我国文化安全,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是否建立起了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主要内涵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论政治变革的价值导向与现实选择

政治是同权力、利益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任何政治变革都必然涉及权力的移位、利益的调整。因而，在专制类型的国家中不可能实现政治的革命性变革。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为追求政治民主化的政治变革奠定了制度前提。而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率先建立的现实又使这类国家的政治变革面临着不得不正视的困境，要求得政治的真实性进步必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价值导向。市场经济不仅为这类国家提供了经济繁荣的钥匙，也为其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政治必须接纳经济力的冲击，接纳市场经济的价值通则，自觉地实现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发展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军政战略方针

1930年9月下旬,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开始进攻中央苏区。在这次“围剿”中,蒋介石采用的所谓“总战略方针”,实际上既包含了主要用于对付苏区及周边白区的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治战略,也包含了主要用来对付红军主力部队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军事战略,由这两个战略方针构成的“新军事战略”是并行不悖、互补互动的军事政治战略战术。但此时的红军和苏区被“左”倾错误领导所统治,红军被迫执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进攻路线,以致未能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兵力日少而苏区日蹙,红军于1934年10月被退出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邓小平国家利益思想探讨

邓小平同志时刻关注着国家利益,并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制定我国的国际战略。国家利益原则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 (一) 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重大意义。 1.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的总称,其核心是主权问题。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和国家独立的基本标志,一个国家没有主权也就谈不上维护国家利益的问题。在人类社会还按一定区域划分为一个个不同国家的情况下,国     

中日关系需要什么样的“新思维”

自国内有的学者提出的“对日新思维”理念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这种“新思维”与当年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处，是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的确需要“新思维”，但应当是以更加理性和现实的态度看待日本的现状和发展。不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外交上，都必须坚决摈弃那种“为了友好就可以放弃其他一切”的思想，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国家战略新体现

巩固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并阻止任何挑战者的出现;加紧对地缘政治关键区的控制;开辟战场以验证新型军事战略,确保军事强国地位不动摇;转移国民视线,实现中期战略;以军火为先导,刺激美国经济增长是美国国家战略的新体现。     

简评冷战后美国防务战略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了对外战略目标,面对多变的世界形势,美国防务战略的调整已成必然。其防务战略的调整是以“振兴美国经济”和加强军事力量、提高军事技术为“两翼”全面展开的。振兴国内经济是根基;发展军事力量、提高军事技术是前提;美国的世界利益是内动力;从而建立了世界范围的安全防务战略网,达到使美国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功效。但是,其防务战略是受制于国内经济发展和大国间关系的构建。防务战略的推行对世界局势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海洋争端与中国和平崛起——以中韩苏岩礁争端为例

控制世界的核心在于控制市场与资源。连接世界市场和资源流动过程的是海洋。海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国家间政治利益争夺的集中地,21世纪的海洋开发与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焦点之一。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之间关于海洋权益的争端越来越多。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也面临与多个国家的海洋权益和岛屿、岛礁争端,其中,中韩苏岩礁争端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问题。这些海洋争端在吸引世界眼球的同时,也引起了大国的介入。同时,与中国有海洋争端的国家也出现了联合的趋势,但不管是大国介入还是相关国家的联合,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都是巨大的挑战。在此以中韩苏岩礁争端为视角简要分析了海洋争端与中国和平崛起,认为海洋争端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政府与企业:利益博弈与道德博弈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利益博弈中,政府与企业的博弈表现为第一部门与第二部门、权力与资本、公共人与经济人的三重博弈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政府与企业的现实博弈关系又具体体现为:“双轨博弈”、“多头博弈”与“利益联盟”。从理想的形态看,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博弈必须进行道德建构。本文由此提出“道德博弈”的问题,以寻求政府与企业在利益与道德之间的有效互动。     

大国治理与政治建设--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

大国治理问题是中国长期延续的一个历史性难题,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如何寻求有效的资源积累结构,确保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以达成有效的国家治理,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与关键。大国治理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深深受制于其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使命。因此,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就是通过以现代价值体系的塑造、现代制度体系的构建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培育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建设,实现政治建设与大国治理的和谐互动,最终达成有效而民主的国家治理。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力对比及其前景和趋向分析

从本世纪70年代起,人类历史就在经历一场以高科技为核心的新的技术革命。这场革命无论对各国生产力的发展或人类创造性的发挥,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引起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军事等领域的深刻变革,正显著地改变着一些国家的力量结构,使得综合国力在整个世界舞台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本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关系由单一军事对峙转向经济、科技领域的合作,这样,从政治到世界经济财富,乃至资源、知识、人才等的流向与分配,便由之发生急剧变动。其主要表现是：一方面,当今发达国家都在积极采取适应形势需要的国家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