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吴怀祺教授主编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2005年已由黄山书社全部推出,受到学界关注。他们要把研究推向深入,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的重大课题"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研究"①;在福建人民出版社支持下,他们又将撰写6卷本的《中国史学思想通论》,这就是:《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的《总论卷》、《历史思维卷》、《经史关系论卷》、《历史盛衰论卷》、《历史编纂学思想卷》、《历史文献学思想卷》。为了民族史学的振兴,他们努力学习,不断把研究向前推进,期待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经学与汉代史学

经学在汉代的独尊地位是在适应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之后逐步确立下来的,受其影响,该时期的史学又有新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经学的濡染和熏陶,治经儒者的作用和贡献,都显得尤为突出。其中,儒家经学和史学有着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关系,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学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独特现象。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     

顾颉刚的经学与史学

顾颉刚先生一生有志于经学研究,推崇今文家的研究方法,又认同今文家的辨伪观点,主张古史研究以至于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史、民族学的研究都要由经学入手,所以虽然他不是经师,但确实是走了经学的路子。但“以今文打破古文、以古文打破今文”或“超今古文”之说,实际上是两难成立,在今古文两方面均少有创获,反而连经学原来据有的高度也难于保持,致使其学术境界下滑到了史料学的层面。     

汉唐时期淮河流域水环境述论

汉唐时期淮河流域河流众多,密如蛛网,湖沼棋布,犹如串珠,水资源格外丰富,水环境整体格局稳定,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就河流言,由淮河干流与37条一级支流及众多的二级、三级支流构成一个完整而开放的网络结构体系,期间虽有汝水、泗水和沭水的改道事件,但总体来看,整个流域的水系面貌并未发生大的变动,处于相当稳定的状态之中。就湖沼论,有各类湖沼253个,数量多,规模大,分布密集,功能多样,水体状况运行良好,虽然鸿隙陂、荥泽、圃田泽等湖沼有显著变迁,但流域湖沼整体面貌和格局未有重大变化。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论钱谦益的史学观

有“一代文宗”之称的钱谦益,不仅在文学上颇有造诣,而且在史学上也有重要的成就,他以援经入史的方法对史学功能、史学方法、史学得失都作了深入的思考,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明末清初的学术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汉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

汉唐时期,河西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汉族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和制度文化等对游牧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汉化现象;另一方面,游牧民族的一些生产、生活习惯也逐渐融入到汉族的日常生活中,在一定时期还曾出现过胡化趋势。正是在各民族长期的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了河西的多元民族结构,共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河西文化。     

汉唐时期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

在汉唐时期的国家祭祀中,海神作为山川神癨的一员而得受祭祀,居于五岳、四镇之后,与四渎等同或略高。海神祭祀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郊祀配祭,即在天子亲祭或拟设天子亲祭的郊祀中配祭海神;二是海祠祭祀,即由天子委托官员前往海神祠进行祭祀。国家祭祀的四海神,是根据人们对于"天下"的构想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海神,并非民众信仰的、来自具体海洋的海神。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与滨海人群的海神信仰和祭祀,基本上属于两个互不相涉、相对独立的系统。     

汉唐时期西域生态环境与屯垦开发研究

西域屯垦的兴盛与西域气候、生态的变化紧密相关。伴随着全球气候状况的周期性变化,西域气候、生态环境也呈现出了一系列阶段性特征,深刻地影响到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产方式。汉唐时期西域气候相对温暖湿润,客观上促进了西域屯垦的发展兴盛。但同时由于西域气候的阶段变化和屯垦的时兴时废,给西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简论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及其影响--《两汉全书》编写过程中的一点感想

汉代文人以其强烈的宗经重史意识从事文学创作 ,遂使宗经重史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特征。汉代文学这一性质既是汉代社会所造成 ,又是儒学传统所规定 ,是时代和学术相结合的共同产物。宗经与重史有密切关联 ,汉代文学的重史导源于其宗经。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所形成的文学价值观 ,终封建社会之世 ,一直指导着文学的创作和批评     

经学与汉代的文化建设

两汉时期,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和正统学术,对文化建设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经学的任何变化、发展,都在文化领域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在教育、史学、文学等方面更是如此。汉代经学与文化建设的这种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现象。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唐朝中叶的文人经说

唐代通常被认为是经学不振的朝代,却不知唐是科举策经的时代,科考要考策问,而策问的内容就是经义和时务。考诸权德舆、韩愈、柳宗元、吕温、刘禹锡、皇甫、李翱、欧阳詹诸家文集,可以勾勒出唐代中叶配合科举考试缺席和太学教学体制形成的一种“文儒”形态。唐朝中叶的文人说经,具有以下倾向与特点:重义理、尊六经、言圣道、辟异端、辨疑伪、说性命、申礼学。唐代经学是经学史上的一抹异彩。     

汉代经学中的家法和师法辨析

经学师法是汉武帝设立师法博士的产物。家法一词东汉中期后才出现,可以指章句,也可以指称师法。师法包括经文本的文字、篇卷以及师法博士关于经的各种解说,重在经学的恢复和创新;家法重在经学的传承,家法一词的流行与东汉十四博士之后不再增设师法博士有关。夸大师法和家法的区别不符合两汉经学实际情况。     

汉唐中外朝贡制度述论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汉唐时期 ,随着中外朝贡关系的扩大 ,朝贡制度逐渐有了比较固定的内涵 ,贡、封之间 ,已有定例可循。与此同时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朝贡事务的组织与管理日益周密而具体     

东汉颂文的文化特征

东汉颂文从一开始就与国家的礼乐建设结合在一起,受到朝廷的提倡,其功用在于纪功与颂德。在发展过程中,颂文受到经学的影响,不仅在形式上取则经典,而且表现了东汉经学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颂文与东汉史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突出表现在颂文叙事和征实的特征以及前序后颂、其序似传的写法。东汉颂文的这些特征使它和辞赋有明显的区别而与碑铭等文体极为相似。     

汉代文字整理与经学研究

文字是汉代经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清末形成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基础就是今文、古文的字体问题.汉代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学者都对文字进行了积极的整理,每一次文字整理都对经学研究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经学研究也对文字整理有积极的影响.我们通过汉代的文字整理可以观察汉代经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情况,也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些问题.     

汉唐治边方略之比较

汉唐治边方略的相同点,主要表现在汉唐立国之初都制订了类似的安内和外的方略,且带有强烈的为我所用之目的。同时,根据当时政治、军事需要和少数民族自身的风俗特点,汉唐都采取了以夷治夷的方略。汉唐治边方略的相异点,主要表现为,唐代更能娴熟运用以夷制夷及以夷攻夷的方略,同时能根据区域的特点制定十分灵活的管理制度。在战略上,唐能根据地域特点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进取方针。另外,汉代的治边方略失于僵硬,而唐代的治边方略则失于过度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