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活动中的"隔"与"不隔"

"隔"与"不隔"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概念.王国维主要是从创作的角度谈"隔"与"不隔".其实,从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文学批评角度看,都存在着"隔"与"不隔".值得注意的是,对文学活动中"隔"与"不隔"的态度却迥然不同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都提倡和追求"不隔".作家在创作时,追求一种历历在目的清晰表现,翻译家在翻译时,也力求忠实原作,与原著在风格、语调上保持一致.而在文学批评中,批评家并不担心"隔",并在一定程度上倡导着文学批评"隔"的合理性.     

"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

"公共利益"是我国法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作为法律保留条款或说是法律限制条款,其本质是对个人和部分利益的限制,对全民或整体利益的维护和偏袒."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有实体和程序标准."公共利益"的实体界定标准主要有三个:(一)客观具体性.即现实中没有抽象的公共利益,针对某一具体情况时,其内涵不再是概括的、抽象的、不可确定的,而是具体的、可以确定的客观存在.(二)公共性.受益主体的共同性即共享性、受益内容的共同性即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共同性即政府提供.(三)和谐发展性.程序界定标准主要包括:1.建立充分反映民意的民主程序;2.确立"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标准;3.赋予人民群众拥有公益诉讼的权利;4.设置公共利益确认的单独程序四个方面.     

政党治理中的"软件"要素分析

政党治理系统由"硬件"要素和"软件"要素两部分构成.其中硬件要素包括组织规模、组织结构、组织制度等;软件要素涵盖政党文化、政党执行力、政党核心竞争力等.政党治理的"硬件"要素和"软件"要素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影响.本文主要就政党文化、政党执行力等几个软件要素与政党组织规模这一硬件要素的内在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论"草蛇灰线"与中国古代小说评点

"草蛇灰线"这一术语意蕴较为复杂.本文立足于研究现状,从诗文批评以及小说评点史料出发.较为细致地梳理了"草蛇灰线"在实际批评中的多种指涉,主要包括结构线索、伏笔照应以及隐喻象征等方面.另外,对"草蛇灰线"在古代小说中出现的意义及成因也进行了初步探讨.     

"阿练"与"练师"考释

本文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常见词汇"阿练"、"练师"的适用范围、含义进行了分析,指出前者有一个重要用法长期遭到忽略,即为民间对僧人的称谓,后者则主要用作对道士的称谓.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两个称谓在词义上的一致性,以及由此所反映的中国普通民众对于佛道二教等同视之的心态.     

柏拉图与"快乐论者":盟友还是敌手?——哲学治疗的"加法"与"减法"

柏拉图和以自然哲学为代表的哲学快乐论伦理学在反对纵欲主义上是"盟友".然而,他们采取的哲学治疗的策略却基本相反,一个是加法,一个是减法.这导致他们相互批判,甚至因此相互认为是主要敢手.柏拉图在有的对话录中也尝试过快乐主义,用它建立道德.但是他最终完全否认这一路径,这是因为他在这种"元伦理学"的背后看到十分严重的理论和实践的威胁.这里的分歧暗示了所谓"古今之争"的对峙的基本原因--主观价值论还是客观价值论.     

唐代"司法三司"新论

"三司受事"和"三司推事"是两种不同的司法形式,几乎同时创立于唐高宗时期.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并非先后出现.三司受事主要是受理上诉表状,它并不直接审判一审案件,唐德宗建中以后逐渐废弃此制."三司推事"是由皇帝临时下诏组成三司,负责审问重要诏狱,审完即予裁撤.推事三司主要由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官员组成,其重要特点有二:第一,皇帝常派宰相等重臣来监领三司,以保证审判的效率和公正性;第二,所审案件一般是先移御史台以后.然后组成三司赴御史台鞫问.     

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写作刍论

中国文学史的"新"与"旧",大致以文学观念作为区分.中国"旧"文学史以叙述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持雅文学观念,贬抑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中国"新"文学史则以纯文学为主要内容,同时重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价值与地位.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输入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新的文学文献的发现紧密相关."新"文学史的写作在三十年代形成一个高潮,并产生了诸多代表著作,这些中国"新"文学史著作对文学史走向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这些"新"文学史著作的写作也存在一些问题.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中国古代存在众多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这些政权虽然可以称为古代国家,但只能代表各自的具体国家政权.而中国古代的"中国"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概念,与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存在背离现象,但有时也用来指称政权,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的自称,在古代"中国"处于分裂的状态下,这种"中国"自称与各个政权皆自称"中国"的统称仍然存在背离现象,只有在历史上中国处于统一的情况下"中国"与"国号"才会出现某种重合,这种重合经过元明时期的发展,到了清朝时期最终完成,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与"国号"才最后实现了统一.另一种情况是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或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这种通称虽然与一些"国号"也会出现某种背离,但基本上符合古代中国历史实际,并成为我们认识前代历史的一种准则,今天认识中国历史疆域也应该遵循这种准则.     

对"以人为本"两种诠释的剖析

"以人为本"的提出在理论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大家有许多共识,也有分歧.后者主要反映在哲学层面.在阶级社会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既不能把"以人为本"简单地等同于资产阶级人性论,也不能把"以人为本"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人性的理论,对"以人为本"应有新的视野.第一,应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重新审视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本主义;第二,应从未来和世界发展的高度来看"以人为本";第三,应着眼于新的历史条件和"以人为本"所表现出来的新的内涵.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演进经历了从极"左"的理论范式到改革的理论范式(或过渡的理论范式),再到当代的理论范式的转变。决定这一转变的是这种理论所置身于其中的全球化环境和实践的转变,以及从事这一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变化的环境和实践的科学判断。面向全球化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式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浅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

经历了黑船袭击阵痛的日本,很快确立开国思想.仔细分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从其最初就与东亚"华夷秩序"保持暧昧关系,到"脱亚入欧"醉心于西方列强制定的弱肉强食原则,最终发展为走上侵略亚洲、争霸世界的军国主义不归路,可以得出日本这一选择决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