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及其当代意义

法律叙事的文学化广泛存在于本土法律话语体系之中,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文学叙事方式与德治教化思想相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系的重要话语特色。从源头而言,《诗经》的结集本身就具备法则性的功能指向,汉代“以《诗》为法”确定了《诗经》的法源地位。“哀矜”与“仁”“恕”的结合,完成了“诗性叙事”情感因素的伦理化转换,情感与修辞成为法律教化功能实施的重要手段。随着叙事文学的不断发展,案例和判词中的“故事叙事”取代“诗性叙事”成为更显著的叙事方式,甚至成为传统社会民众接受法律的重要途径。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并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新的启示。     

《活着》的叙事美学追求

《活着》不但意蕴丰沛,而且在叙事美学方面,亦提供了一种范式.《活着》具有典型的双重叙事结构,不仅产生了两个叙事者,还由此引入文本的叙事视角和故事的叙事视角,这就使得“我”和“富贵”在互为“他者”中,以“我”的“串场”的形式进行了视角的转换,在让文本得到“冷处理”的同时,也使故事的悲伤经过“时间”的淡化;小说还有独特的故事情节,不论在文本的叙述,还是故事的叙述,以及人物的情感方面都遵循一种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状态,使小说的叙述张弛有度;此外,作者采用交错的叙事时间,使得叙事顺序和叙事时距及叙事频率恰到好处地安排在小说之中,达到一种非凡的叙事美学效果.     

共同体美学视域下的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

近年来,中国电影研究领域涌现出了“共同体美学”理论这一重要成果,其作为一种强调协作、互动和共享的理念,为跨媒体叙事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跨媒体叙事”理论与“共同体美学”理论交相呼应,一致强调整体性、互动性和共同性,但也呼唤独立性、个体性和差异性。将中国电影的跨媒体叙事置于“共同体美学”的视野下,从“叙事共同体”“想象共同体”和“参与共同体”三个方面进行概括分析,阐述了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的策略取向和发展路径。这些策略取向包括以故事世界构建为叙事表征、将故事消费视为产业基础、以泛娱乐的参与文化为传播策略等。这不仅反映了跨媒体叙事的可实践价值,也凸显了“中国经验”在共同体美学中的指导意义。通过对共同体美学和跨媒体叙事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的发展趋势,并呼吁中国电影回归本土实践和需求,以应对新时代用户对故事消费的高追求,实现共赢和共享的目标。     

叙事的寓言性与汉语文学叙事的语义生成

叙事性片断在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中占据很大篇幅,这种服务于说理的叙事,具有寓言性。与着眼于文本细部处理的“春秋笔法”不同,寓言性叙事着眼于事件自身的离奇性与文本结构的营造,以譬喻或象征的方式传达故事背后的寓意,属于“宏观修辞”。这种修辞方式与来源于历史叙事的“春秋笔法”都对后来的汉语叙事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小说文本普遍具有“藉外论之”、“譬喻取义”的寓言性修辞指向;另一方面,诸子散文叙事中“故事＋议论”的模式,深刻地影响到后来汉语叙事文学的文本结构。宋明话本小说头尾呼应的议论性诗词,把夹在中间的叙事变成了显示某种意义的“事象”;章回小说游离于主体叙事的“楔子”与“结尾”也具有同样的功能。《韩非子》的《储说》、《说林》两章,更是与后世文人笔记小说有太多“家族相似”的特征。对故事的寓意性解读,是破解汉语文学叙事文本意义的重要路径。     

叙事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定位、意义及其再认知

叙事学发展史讲述了一个“先胜后败、濒临死亡、忽又奇迹般复活的故事”。探索这个故事,对于再认知叙事学于学科体系中的定位和意义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翻译《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对“再认知叙事学”这课题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进一步认为叙事学不仅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叙事是人类天生具有的能力,它将人的思维和科学分析紧密联系,要进一步发展叙事学,就要牢记它是敞开的,而非凝固不前的;它的博大精深在于一个“联”字。     

略论《神曲》“元故事”叙事结构——兼说热奈特的叙事分层及元故事的功能

《神曲》的叙事中大量使用的“二度叙事”叙事技巧,形成了二度叙事故事文本结构。这些二度叙事的作用是:解释、承担主题等。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结构方式把梦幻文学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克服了大多数中世纪文学脱离现实的缺点。     

叙事身份的内涵、意义与建构方式

21世纪以来,叙事身份研究迅速升温,成为叙事学界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文章从保罗·利科的叙事身份观出发,试图界定叙事身份的三个基本内涵,即身份的叙事、叙述身份和被叙述的身份。在叙事身份这一话题上,最核心的问题莫过于谁的叙事？谁的身份？从总体层面上来说,答案是人类的叙事和人类的身份。在人类学意义上,人类被称为“叙事人”或“讲故事的动物”,叙事使得人类区别于其他智慧物种。从具体层面上来说,叙事之于人类身份的建构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我”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自我”身份,这在非虚构性质的传记叙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另一种是“我”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辨识或认同了“自我”身份,这在虚构性质的小说叙事中较为常见;还有一种是“我”在讲述关于“我”但又不是“我”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亦真亦假的“自我”身份,这在介于传记与小说之间的“自小说”中较为常见。     

晚清教会读物的图像叙事

晚清传教士大规模参与报刊及出版事业,在引进西方宗教、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书刊的面目,促成了以图像叙事的潮流。如果说《点石斋画报》代表了中国人“以图像为中心”的叙事策略正式确立,那么此前的《教会新报》、《天路历程土话》和《画图新报》则可看作是这场至今仍在上演的历史大剧的“序幕”。《教会新报》最具特色的图像是叙事性质的“圣书图画”,以图像为中心,讲述《圣经》故事; 《天路历程土话》的三十幅插图展示了天路历程的主要情节,如同中国“绣像小说”传统一样,这些图像本身具有某种独立性,客观上具有独立叙事的功能; 《画图新报》的连续性漫画,讲述趣事,以文配图,开创了图像叙事的新局面。从“图说”《圣经》故事到“绣像”《天路历程》,再到“漫画”日常生活的这一世俗化过程,不仅展现了具体图像本身的意义,更体现了图像制作者的心态变化。     

虚拟现实媒介叙事主体研究：故事生成的视角

虚拟现实媒介以互动性著称，故事不再由作者单独完成，故事生成视角下包含创作者、用户及机器在内的三元叙事主体关系逐渐形成。在VR叙事中，创作者逐渐成为一种集体形态，其作为叙事主体最重要的功能体现为对叙事的控制及对其他叙事主体的赋权；用户不仅是接受美学意义下的叙事主体，与VR系统的互动也使其成为互动故事的作者和“后故事”作者；而在创作者的赋权之下，机器获得了“准主体”地位，机器智能驱动的自动故事生成和自适应、拟真化的互动使VR叙事愈发呈现出与真实世界类似的随机、生活化特征。     

曹文轩成长小说的诗化叙事策略

曹文轩的成长小说属于“诗化小说”一脉,无论在语言的诗化,结构的散文化,意象性抒情以及象征性意境的营造等方面都呈现出了“诗化小说”的特性。从叙事策略来看,曹文轩成长小说叙事的儿童视角,叙事的主观化和叙事采用的语言,均体现了诗化特征。     

抒情诗歌中的叙事图景——杜甫前期诗歌叙事艺术探析

杜诗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古人以“诗史”论之。本文从叙事方法入手,认为长安十年和安史之乱两个时期杜诗对客观世界的叙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以抒情为重心的简单叙事”、“背景式、广角式的全景叙事”、“以单一场面为主的戏剧性叙事”和“客观故事的完整叙事”。     

列维纳斯与故事

列维纳斯在其哲学写作中,很少使用例子和故事,这是不是对他异性的一种缩减,从而与他对他异性的倡导背道而驰？因为故事或文学,比起哲学论述更加多义,更加他异,也更能表现道德两难问题。故事、叙事这一视角,提供了一条重新理解列维纳斯思想的路径,涉及其思想中“言说”与“所说”的关系,以及言说的“述行”等问题。一方面,列维纳斯对“故事”抱有怀疑;另一方面,在他的哲学论述中又可以发现某种隐含的“叙事”,以及后期对于这种“叙事”的刻意消解。通过对故事、寓言与现代寓言之间的辨析,可以发现一种列维纳斯哲学与卡夫卡式现代寓言以及《塔木德》解经之间共通的可能性。对于哲学与叙事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伦理地阅读列维纳斯”这一问题。     

漂流、意义矩阵与叙事神话——《Life of Pi》的文本分析

通过对《少年派》的电影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少年派》的电影语言并不单纯与“漂流”或者“成长”有关,更内在的是多重叙事之间的往复穿梭.影片最终将“真实”与“真相”完美地缝合在了一起,既完成了视觉体验意义上的一次光影历险,又成为将“故事”转译为“奇观”的一次成功催眠.     

《哈利·波特》叙事艺术略探

《哈利·波特》系列儿童小说中运用独特的叙事艺术展现了小说的无穷魅力。多元整一的叙事结构,将七个独立的故事单元有序地整合起来,按照一定的行动序列发展,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杂而不乱;“草蛇灰线”手法的应用让故事灵活生动,情节曲折紧致,有助于作者对故事的构建;灵活多变的叙事时间,改变了传统儿童文学中按故事时间发展顺序讲故事的方式,让时间在故事中被折回、重叠、扭曲,增强了小说叙事的层次感。     

“瘫痪”主题下《都柏林人》儿童篇中的叙事策略研究

在著名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童年篇的三个故事《姐妹们》、《遭遇》和《阿拉比》中,乔伊斯基于儿童视角,用精湛的语言和独特的结构展示了其别具风格的叙事策略。其中,以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策略、话语空间及故事空间交替的双空间叙事策略最为突出,它们对童年篇故事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这些叙事策略,结合叙事者的精神顿悟,乔伊斯在童年篇中生动展现了都柏林人宗教信仰的迷失、教学的无助和情感的未果,极好地契合了整个小说集的“瘫痪”主题。     

宋元小说家话本的叙事艺术探绎

宋元小说家话本的叙事艺术经验 ,归结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 :( 1)确立特定的叙事时空 ,以强化故事的真实性。 ( 2 )撷取闾巷异闻 ,喜谈“蹊跷怪事” ,使故事富有传奇性。 ( 3 )选择“结构核” ,生发故事 ,粘连情节 ,使故事充满戏剧性。 ( 4 )运用科诨玩笑和俚语俗谚等 ,增加故事的趣味性。这些叙事艺术经验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于今天的小说创作也不乏借鉴意义。     

民国武侠小说中的理性个体回归仪式

“打出山门”故事母题，是武侠个体摆脱旧有族群窠臼，位移江湖世界的必行仪式。平江不肖生注重揭示确立夫妻关系，“女助男”是行动者成功脱身的关键。顾明道强调应预先了解机关木人设置内情；还珠楼主写出了武侠打破铜人阵，在“无序”现象中发现其“有序”内质。清代母题叙事熔铸传统木人铜人技巧，使复仇主体“复归自由身”超越“打出山门”旧有套路，此举就有了提高复仇技能（或寻得侠侣帮手），行使复仇伦理使命、完成家族大业的重要意义。而武侠叙事，也有赖木人机关（或替代物）而表现个体与族群、小家庭与大家族的关系，以及武侠青年成长母题。而女性由被动与辅佐变而为主动挑战成规，则是现代男女平权观念的文学再现。而该母题也是标志现代武侠文学之文类特征形成具有奠基性的若干“武侠要素”之一。     

背景性知识与中国故事实践叙事的进路

背景性知识(也称实践性知识)能够促进受众对事物的理解。中国故事的实践叙事作为一种地方性叙事具有普遍性和独特性,从叙事者、叙事对象和受众三个方面分析实践叙事的微观具象叙事。实践叙事具有“问题视域”,叙事主体和叙事的接受主体都应带着问题向故事资源/文本提问,呈现和总结中国实践、世界实践和人民实践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和经验。中国故事的实践叙事应具有人民史观、国际视野和中国立场,通过实践叙事促进受众对中国故事的理解和对中国发展实践的认同。     

“夏可为事件”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出路”问题

1957年《文艺学习》刊登的“夏可为来信”引发了关于青年的写作、职业和出路的社会性讨论。“夏可为来信”呈现了青年普遍的成长之惑，得到了茅盾、赵树理和老舍的回应，成为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问题的重要现象和事件。赵树理是“夏可为来信”的最早对话者，他对青年出路的思考体现在大量议论性文字和《互作鉴定》《杨老太爷》《卖烟叶》等小说叙事中，通过“生病/疗救”和“劳动/写作”叙事逻辑对沉迷写作、不安心劳动生产的知识青年进行劝谏。“夏可为事件”显示了青年一代在五六十年代新的语境下渴望自由选择甚至弯道成长的诉求，以及青年在有限申诉、抗争后臣服于政治要求与青年治理体系的复杂过程。     

叙事教学法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的运用

“叙事教学法”是关于语言教学的一种新思路。“叙事教学法”的核心在于以“故事”的形式对教学内容进行叙述,教师以“叙事”风格组织教学。“叙事教学法”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科学运用,令学生在可能世界或真实语境中学习词汇、在交际中运用词汇,能促进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目的的有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