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人与淮夷:同一片地域的两次族群建构

韩起澜(Emily Honig)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一书的重要价值在于运用族群理论对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无视的人群、社会关系和历史过程进行了重建.作为过渡地带的淮北、江淮地区在历史上见证了两次相似的族群建构,一次是西周时期的淮夷,一次则是韩起澜论述的苏北人.两者都是在中心-边缘结构中形成的,前者相对于西周王朝,后者相对于上海,族群的建构中,移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情境.     

移民·社区·宗教——以近代汉口宝庆码头为中心

人口迁移是明清以来突出的社会经济现象,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如汉口、上海等地吸引了大批人口迁入,形成众多移民聚居的社区。自晚清倚仗湘籍官员的支持,湖南宝庆人占领汉口宝庆码头之后,大量宝庆籍移民聚居生息繁衍于此,从事城市社会底层职业如码头工人等。随之而来的还有"道士之乡"宝庆府新化县著名的正一道士。正一道士的宗教活动主要是在社区内做斋醮、放焰口、超度亡灵,还有率领居民进香南岳等。通过共同的道教信仰和仪式,汉口宝庆人激活了被遗忘的集体记忆,共享了因移居和迁徙而疏远的社团情感,重建或凝聚了因居住在异域他乡的生存压力而被疏离了的社会关系。在明清至近代移民社区发展进程中,以及在社区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传统宗教与信仰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国际大都市建设中的移民与移民政策———以上海为例

在纳人世界城市体系的过程中,上海通过国际移民和国内人口迁移来实现人力资源聚集促进城市竞争力。但上海的移民结构和移民政策有待调整,需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移民问题。     

社群互动与认同重构———以东太湖流域的一个移民社会为例

污名是移民在地化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但学界对于污名与认同的关系的认识仍有待深入。通过对一个位于吴江东太湖流域的移民社会的考察,发现移民在与本地人的污名互动中形成了多样化的认同分类,即原籍认同分类“河南人 - 苏北人 - 本地人”、地方认同分类“太湖人 - 高田人”以及污名分类“太湖强盗 - 高田蛮子”。 污名互动表面上制造了社会的分裂,但实际上强调了不同社群的共存关系,其对于移民完成在地化和认同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从污名切入进行移民认同的研究时,应在污名互动中全面考察互动各方的污名规范与污名实践,从而解答充满污名的社会如何具备共同体的可能性的问题。     

从社会心理探析近代上海苏北人的污名化

对近代上海苏北人的“污名化”是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的一种社会现象。苏北人之所以成为偏见和歧视的对象,是由多重因素共同建构的结果。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解读近代上海苏北人遭受“污名化”的过程,并就其中污名建构的原因和机制进行探讨。     

贵州屯堡妇女服饰演变的社会透视

明洪武年间,征南大军和大批内地平民被发至贵州屯田。这些移民的居住地被称为屯堡,这些移民被称为屯堡人。他们所带来的汉民族文化逐渐与黔中特殊的自然、文化生态环境整合,形成独特的屯堡文化,成为明代江南汉文化研究的活标本。其中,贵州屯堡妇女服饰尤能体现其特色。在史料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力图勾勒明清以来贵州屯堡妇女服饰的演变轨迹,进而分析其延续和变迁的社会原因,为屯堡传统社会发展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法国:“最大”的移民国家

“最大”的移民国家提到“移民国家”,不少人首先想到的便是美澳英加等国。其实,如果就移民在人口中所占比重而言,法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历史原因:据法国历史学家统计,每三个法国人中必有一人的祖辈是外国人。自19世纪以来,法国的外来人口比例远甚于欧洲其他国家。移民到法国的人主要来自欧洲其他国家,而非前法属殖民地。19世纪末、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二战以后,法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移民潮。以北部加莱省为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批波兰移民到那里投入煤矿开采工作,加莱省约30%的人口是波兰后裔。…     

清末的国际移民及其在近代上海文化建构中的作用

国际移民在清末上海的移民人口中仅占很小的比例，但其在近代上海文化的建构中却有着异乎寻常的作用。上海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引力，是清末国际移民在上海迅速增长的原因。国际移民对上海城市景观的形成，国际移民引入现代化生活设施与交通工具，国际移民的“心智发展型”特点所构成的清末上海多维动态的知识结构，以及租界社区国际移民生活的示范效应等，都在清末上海文化建构中起了重要作用，对上海市民意识形成也有着积极影响。从世界范围源源不断地引进各种发展型人才，不仅是清末以来上海文化发展的动力结构，也是今天正在步入新世纪的上海人，重建国际大都市文化的奋斗目标。     

纽约流行普通话

30多年前,在纽约华埠,如果不会讲广东话,尤其是不懂台山话,会被人嘲笑说:“唐人不会讲唐话。”甚至找工作,上馆子,买东西,都要受到几分冷遇。 可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大量新移民涌入美国,这些新移民除了广东人以外,还有大量讲普通话及其他方言的台湾人、福州人、温州人、上海人、北京人……致使纽约华埠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讲普通话自然成     

加拿大历史上歧视中国移民立法及其社会背景

19世纪50年代,为数不多的中国移民从加利福尼亚北上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和维多利亚,汇入当地的淘金热潮。19世纪80年代初期,大批中国劳工作为契约劳工,被运到加拿大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从此,中国移民加入了加拿大西部经济开发的劳动大军,为加拿大政治经济统一最重要的纽带太平洋铁路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中国移民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公正的待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加拿大各地频繁地发生歧视中国移民事件,一些省市先后通过了一系列歧视和排斥中国移民的立法。 1923年3月2日,“加拿大移民与殖民部”代理部长查尔斯·斯图亚特向下议院提交了《中国人移民法》,并获通过。这一法案完全禁止中国移民进入加拿大,标志着加拿大社会     

江南太湖和杭州湾地区的氏族部落探寻--兼论新石器时代黄河与长江流域氏族的迁徙与融合

长江下游以太湖、宁绍平原为中心,包括苏南、上海及浙北地区,在20世纪相继发现了举世瞩目的8000年至4000年左右的跨湖桥类型、河姆渡类型、马家浜类型及良渚类型文化遗存,学者们发表了许多研究性文章,出版了不少论著.但因古文献对南方的传说人物(氏族首领)缺载,故多称"古越族"是这些类型定化的主人.文章提出跨湖桥类型为盘古氏后裔与古越族文化,河姆渡类型为古华胥族与古越族文化,河姆渡类型晚期与马家浜类型早中期为炎帝神农氏族与古越族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类型至良渚类型为防风氏古国文化(含古越族与华夏族小古国),井提出良渚文化的消失或转移除自然灾害的原因外,禹杀防风氏国君,迁其国于浙江南部山区,以及华夏诸小国的北返或南迁,也是一大原因.     

试论北上海战略对苏中苏北的带动作用

崇启海地区滨江临海 ,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将崇启海地区建成北上海 ,既能满足上海建设圈的中心城市对发展空间和自然资源的要求 ,又能带动长江三角洲新的飞跃 ,提升苏中苏北的战略地位和投资效益 ,使苏中苏北成为上海的产业转移基地和资源供应基地。崇启海地区可建设上海的江北新城 ,包括港口、海洋公园、国际工业园、生态旅游带、万国居住区等 ,成为上海国际大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辟崇启过江大通道构建苏中交通新格局

长江口的天堑阻隔是制约苏中快速发展的“瓶颈”。尽快建立崇明至启东过江通道 ,可以加快沪苏公路交通现代化进程 ,强化上海对苏中、苏北的辐射带动作用 ,完善沿海公路系统 ,促进“建设海上苏东”战略的落实 ,有利于亚欧大陆桥新干线的建设 ,有利于提升上海国际运输中心的地位。崇启过江通道建设可采用多渠道、多元化投资的办法 ,尽快付之实施 ,促进苏中经济再上新台阶。     

明代北方灾荒的社会控制

相对南方而言 ,作为明朝政治中心所在地的北方是经济落后地区。明朝的重南轻北的区域经济发展策略及实践、北方经济开发与社会整合中不切实际的盲目作为 ,加之临灾与灾后社会控制的失措是北方灾荒频仍的症结所在。土地兼并 ,徭役繁重 ,农民极度贫困 ;生态环境恶化 ,农业生产几于崩溃 ,土地抛荒 ;灾民逃亡 ,社会组织结构趋于瓦解 ;阶级、民族矛盾激化等凡此因灾荒的社会控制失误而孳生的北方地区社会问题累及南方进而拖垮了明王朝。     

石黑一雄小说的文化侨易书写——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

侨易是石黑一雄文学创作的文化隐喻。在石黑一雄的侨易书写中,通过描绘英国孤儿侨居上海的身世之谜、克隆人寄宿人间的伦理之殇、不列颠和撒克逊民族间侨动的战争之灾等跨文化冲突,揭示出地理位移是造成文化变动之因,和而不同、互为彼此的间性文化交易则是消弭侨易困境的恒常之道。石黑一雄在全球故事讲述中创生的三重侨易价值维度,即和合共生身份观、义利统一伦理观、互助一体民族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理念相契合。作为跨文化传播的生动例证,石黑一雄从他者共鸣的文化立场呼应、印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当代人类共同的理想设计与文化诉求。     

清代江浙漕粮赈闽及相关问题探析

清代江浙漕粮的七次赈闽,时间上集中出现于康雍乾时期,空间上以输入漳、泉二州为多。赈闽漕粮以海运为主,平均数量约10万石。作为官方弥灾的重要举措之一,清代漕粮赈闽的数量和次数虽然有限,但意义不可低估,不仅凸显了政府对粮食市场的积极调控以及对民生的重视,而且表明了漕粮功能的进一步社会化。     

江阴长江公路大桥和泰州经济的集聚

运用区域经济和运输经济的有关理论考察研究江阴长江公路大桥通车后作为大桥苏北桥头堡所在地泰州经济的集聚和扩散效应,泰州应充分利用自己区位优势,抓住机遇,强化优势产业,大力沟通上海、苏南,拉动苏北腹地经济上台阶,形成以泰州为中心的苏中地区沿江经济发展带。     

论张爱玲的南京叙事

古城南京之所以在张爱玲的文学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原因在于她跟南京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她的"南京"自然、人文景观展现了旧南京的古朴、幽雅,但"南京"被"上海"边缘化。"南京人"有堕落、懒散、守旧的一面,又有实诚、文雅的一面,这跟南京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密切相关。"南京人"作为"上海人"的对比性存在,它不只表明南京是现代都市上海的另类风景,而且也能说明张爱玲有多样的价值取向。     

现状与实效：国民政府时期救灾监督方式与效果研究——限于1927-1937年的考察

国民政府时期为提升救灾成效,政府采用因果报应、民间监督、常规视察、制度监督等一系列方式对官赈过程进行监督,民间则采用业报轮回、自身监督、官方监督、大众监督等方式以保证义赈的效果。但救灾成效平平,贪污盛行,监督低效。反思历史,应进一步激发和催生公民的社会意识和监督意识、健全社会和制度监督机制、加强对救灾过程的全程监督管理、提高救灾款物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自我的迷失与膨胀——韩寒笔下的“上海印象”

文章拟从韩寒的文本出发，以其笔下的“上海”印象为切入点来展现作品人物自我缺失、迷失的心路历程。通过对上海“城市建筑”呆板、人工化、无生气特点的描绘，表现了城市景观与自然景观之间的冲突；通过对精明世故、人情淡漠的上海人生存状态的再现，凸现出物质繁荣与精神虚无之间的不协调；通过对以城市文明和现代化为主导的上海文化的反思，表明了作者以边缘立场对抗主流话语的反叛姿态，其结果却导致一度迷失的自我得以极度地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