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本位与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机制与绩效

推动农业规模经营进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议题。鹅镇的经验表明,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的重要机制,该模式实现了现代农业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这一模式的实践运作依托三个重要机制：一是地方政府引导,即通过制度供给、政策激励、风险防控等方式引导村社集体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二是村社集体统筹,即统合分散土地以实现整体流转,从而统筹协调农业规模经营实践;三是农民自主参与,即农民自主确定农业经营主体,民主协商地租价格,与农业经营主体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在该模式下,农业经营规模适度且经济效益较高,农业经营的社会效应溢出,农业经营的村庄治理效应较为显著。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和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应当注重农业规模经营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以促进农业与农民福利、村庄社会同步发展。     

新时期农业经营方式的再小农化

在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的农业转型期,政府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着经营规模化期望。在地方的农业转型实践中,行政力量主导推动大规模土地流转,形成了以外来资本为主的规模经营主体。然而资本化的规模经营主体,在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竞争性分配中,面临着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利润空间受到压缩,纷纷转型或退出农业生产领域。资本化规模经营主体的退出,重新释放了村庄经济空间,出现了再小农化的农业经营秩序。不同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再小农化是在回归家庭经营基础上新的发展,通过种植结构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形成专业化机械化的经营模式,以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经营模式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扎根乡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社会基础

以一个经历农业转型的乡镇为例,分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家庭经营以及乡土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事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不一定能从根本上消灭小农家庭经营、改变乡土社会;而乡土社会也并不一定会以其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结构就天然排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经营并未对村民原先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造成过度冲击之时,其所遭遇到的来自乡土社会的反向力量就会相对减弱。与此同时,如能透过连属家庭经营、利用乡土性社会准则这两种方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可巧妙地将两者吸纳到自己的支配体系之中,并就此建立起自身发展的社会基础。     

基于全员生产效率视角的农业经营主体辨识

农业经营主体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是坚持家庭经营还是推行规模经营成为争论的主要话题。通过比较分析小农、中农、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的全员生产效率,发现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劳动力使用导致了大规模经营主体全员生产效率低下。鉴于此,研究认为应该在坚持家庭经营为基本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适当限制农业企业对大田粮食作物的经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家庭经营的弹性结构与渐进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实践

现有农业现代化研究强调农地规模经营指标,将农民视为被动的主体,忽视小农户的发展权益,倾向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推动农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实际上,农民是以制度变迁中能动主体的身份参与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们根据资源禀赋灵活选择家庭劳动力配置模式和家计安排模式,这使农业家庭经营呈现出丰富的实践内涵,形成一种弹性的发展型结构。受这种弹性的家庭经营影响,一种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社会化服务为保障”的统分结合的渐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实践模式正在加速形成。适度的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速度与有序推进的服务规模化水平,使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能够兼顾小农户的发展权益,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成果的深远影响。     

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初探

本文在探讨农业适度经营规模的标准和最适点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农业规模经营推进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基本问题,即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意愿,坚决避免强制性“合并”土地;坚持因时因地制宜,适时适度地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坚持农业规模经营的家庭经营为主;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建立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变革的目标选择

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提出我国可以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 ,其实现的模式是由土地家庭经营承包制到现代农场的转变 ,实现过程分为家庭承包经营实施和发展、家庭经营的完善和提高及现代家庭农场的形成三个阶段。同时指出了土地家庭承包权转化为土地收益权是我们实现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的基础 ,并提出了家庭农场实现和发展过程中应解决的问题     

经济社会变迁与农民伦理变革:湖北S村农民合作的个案研究

接续韦伯命题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的影响的争论,以湖北S村为关键案例,考察在农业经营结构改变的前提下,小农的心理境况经历了怎样的变动,其如何与国家、地方政府、村级治理组织及民众互动,以及在此前提下,农民合作的产生、机制及其担纲者等问题.案例显示,村庄政治能人虽然能以对政治逻辑的熟练把握吸引国家外部资源注入,但是当其将政治逻辑导入村庄内部时,导致了村庄社会团结的瓦解与村庄秩序的紊乱.而浸没在社群伦理之中并且深谙农民合作在市场中重要性的民间精英,则一方面将个体农户带入现代市场,另一方面又能在市场经营过程中自觉维持社群伦理、维护社区利益.S村案例提供了经济社会变迁下农民伦理变革一个解答,也暗示了宏观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以及伦理秩序、集体意识变动的可能影响.     

技“宿”乡土间:农业技术与农民关系嬗变——基于华北一个村庄的经验研究

农业技术嵌入乡土时,在差异性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下,技术的行动逻辑与农民的行为策略呈现出迥异的样态。农业技术嵌入的方式是由国家、村庄、农民三种力量共同形塑的,技术担纲者的乡土亲和力使技术具备了扎根乡土的精神特质,乡村精英的技术亲和力也使技术获得了嵌入乡土的社会基础。但集体化、个体化、市场化时期的农民需求是嬗变的,因此农民与技术的互动也呈现出"嵌入""脱嵌"又"回嵌"三种形式。农业技术不是单向度而是双向度的沟通活动。技术发明者到使用者的技术距离可以通过技术担纲者的乡土亲和力来予以消减。作为一种社会表达方式,农业技术应该把握不同时期的农民需求,找寻新的技术亲和力群体作为突破口,以实现技术"深嵌"乡土推动农业转型。     

农地制度改革中的村治结构变迁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经历了运动式的规模经营、家户制的个体经营和市场化的规模经营三次大的农业经营制度变迁,村庄治理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三次嬗变。农地规模经营背景下,内生型工商资本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具有多样性,而外来资本对村庄治理结构的冲击,使得村庄经历了治理主体的非对等性进出、治理资源的非均衡性流动和治理方式的非规范性建构。研究发现,村组织、地方政府和国家政策是影响现阶段村庄治理结构的重要变量。因此,本文拟从坚持村社自主性、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发展基层治理体制、优化惠农政策的实施细节、培育内生型新型经营主体和追踪总结试点经验几个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以回应村庄治理结构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