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竞争与压力的代际传递——对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理解

从分化、竞争与社会压力的代际转移和传递分析了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通过实际调查,阐析了农村由于农民分化而带来的社会占有的不平等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无论哪个阶层的农民都不会养尊处优;同时,农村社会性竞争的特征总体呈高度竞争态势和阶梯性,且无退出机制,年轻人快速地逃离村庄进城务工.由于村庄竞争往往与农民的人生任务捆绑在一起,使得中下层家庭竞争的压力容易转移并集中到中年人身上,中年人的负担和压力通过代际责任传递到了老年人身上,一旦老年人不能创造价值、无法自理及生病之后,老年人就成了子代的纯负担和累赘,就很容易在子代挤压和老年人为子代着想的合力下走向自杀.提倡将老年人从子代竞争中抽离出来,变家庭养老为社会养老,在新农保的政策下,确保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和希望.     

祖荫竞赛:理解中国农村宗族运行的一个中观机制

基于四川宜宾、江西赣州、河南驻马店三地农村宗族实践的多案例考察,探讨当前中国农村宗族运行的实然状态。研究发现,流动与分化背景下的农村宗族运行呈现出"祖荫竞赛"的实践逻辑。随着农民理性扩张与劳动力价值显化,农民意义世界中的"祖荫想象"出现明显的市场转向;比较与竞争的意识日益嵌入血缘亲情,以"己"为单位纵向历时、横向共时的"祖荫竞争"成为中国农民意义世界竞争的主要内容。在此过程中,承载祖荫符号的"事件"成为当下农村宗族运行的基础载体,"事件团结"机制周期性激活血缘关系网络,为民间信仰公共性再生产创造契机;作为"祖荫竞赛"稳定参与主体的"中坚族人"及影响"中坚族人"规模的本地经济机会,则直接影响着本地宗族秩序与"祖荫竞赛"烈度。随着"祖荫竞赛"的日益普遍化,引导农村宗族正向发展应成为新时代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关注的重点。     

二度母亲：社会转型期农村留守老年妇女抚育角色的变化——以湖北省浠水县L村为例

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父母纷纷去城市打工,留下年幼的孩子交给祖父母抚育。通过对湖北省浠水县L村的调查,发现农村留守老年妇女抚育角色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带来了农村家庭结构及家庭关系的转变:祖辈与孙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家庭三角"和"跨代的拟核心家庭";祖孙两代关系密切;婆媳关系也有所改善。农村留守老年妇女"二度母亲"角色的再承担,虽然使年轻父母能安心顺利外出务工,但对儿童的养育有消极影响,对此,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家庭抚育模式:农村青年妇女低生育意愿的分析视角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青年妇女的生育意愿远低于预期,这需从农民家庭抚育模式视角解释。在一些高度城镇化的农村,抚育模式从夫妻粗放式养育转变为婆媳精细化培优。农民家庭抚育主体从夫妻变为婆媳,抚育成本变高,方式更精细。在新型抚育模式下,个体压力和代际支持压力机制共同抑制了青年妇女的生育意愿。个体压力机制表现为生育将带来核心家庭再生产压力大、女性职业发展困境、社会交往受阻与生理劳累,导致年轻媳妇不想生;代际支持压力机制表现为婆婆因抚育义务刚性化风险、自养财富积累受阻、老年夫妻感情生活牺牲以及家庭抚育地位边缘化而不愿带。这说明农民家庭在生育决策上有自己的行动逻辑,积极的生育政策应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系统完善生育、抚育、教育、养老等公共政策。     

社会转型与农村留守妇女角色地位的转变

城市化造成大量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加上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城乡分割状况,由此形成了农村"留守妇女"这一新的群体。她们在政治生活、农业生产、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地位从以前次要地位转变成现在的主要地位。角色地位的转变给留守妇女带来了生活、精神的巨大压力。针对留守妇女存在诸如角色转变所带来的新问题,应该加大对留守妇女生活的帮助和扶持,加强农村社区安全建设,排遣其生活压力,丰富其文化生活,提高其致富能力。     

家庭整合与农村青年妇女自杀——基于湖北明村的调研

家庭整合是对家庭成员及其关系的规范,以便形成一种稳定的家庭权威结构和伦理体系.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农村家庭的整合模式发生了从家族主义到个体主义的重大转换.在家庭整合模式的转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青年妇女自杀的高潮.这些自杀现象发生在不同类型的家庭关系冲突之中,展现了青年妇女在家庭权威结构中的微妙处境.一方面家族主义的家庭整合模式还没有完全瓦解,另一方面个体主义的家庭整合模式还没有完全确立,作为外来者的青年妇女则成了两种整合模式相互竞争的牺牲品,从而生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自杀秩序.     

基于房价收入比计算的农村人口分化研究

运用文献法和归纳法,梳理国内学者研究城镇房价收入比和城镇居民基于住房的分层后,可发现国内学者从农村房价收入比和从住房角度研究农民分化很少。计算农村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5个收入组的房价收入比,估算5个组别家庭现实中自建房需要的大略时间,然后将农村高收入组别家庭收入与城镇的中等收入组别家庭收入做比较,可判断高收入组别家庭在城镇购房的可行性。基于农村适婚年龄和低收入户的建房时间比较可判别农村低收入家庭实现自建房的可行性。基于上述判别,将农民分成主要家庭成员在城镇购房居住阶层、在农村建新房居住阶层、放弃在农村建新房居住阶层3个群体。得出结论:农村人口分化的根本原因是收入的分化;3个阶层的选择体现出农村中以"小"为中心的文化氛围;优质资源单向由农村流向城镇,造成恶性循环,不利于农村和全国整体经济的长久发展;放弃建房人口在住房分化中向上通道基本闭塞。     

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家庭离散与老人自杀问题透视

劳动力大规模外流使得农村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受到极大冲击,许多离散型家庭出现。离散型家庭主要包括留守家庭、隔代家庭和空巢家庭。通过对豫东地区8个村庄自杀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在这三种家庭类型中,老人自杀原因存在较大差异：留守家庭中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婆媳矛盾。在隔代家庭中,抚养孙辈的经济压力与对孙辈照顾的代际矛盾是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而在空巢家庭中,日常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的缺失是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因此,应根据离散家庭类型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群体制定不同的制度与政策,从而构建可操作性较强的农村老人关爱服务体系。     

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离婚现象研究

珠三角农村地区经济发达,最近10年当地离婚现象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年轻夫妻是离婚主体,大部分离婚案例由女性主张。调查发现,当地农村离婚现象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当地农村是全国农村的婚姻高地,外地女性大量流入,当地女性在婚姻市场进而在家庭权力结构、家庭矛盾中处于劣势地位;二是当地农民家庭缺乏明确的共同奋斗目标,使得夫妻之间难以形成紧密的相互依赖、协商、支持的关系,夫妻关系完全维系于情感;三是当地农村夫妻之间在经济、亲戚关系、交往圈子上相互独立,使得夫妻之间在家庭责任、义务方面去公共性,夫妻关系纽带不牢固;四是当地宗族观念重,中老年人掌握财产权,维系着传统家庭秩序和权力格局,这与年轻女性主体性伸张形成较大张力,容易导致婆(翁)媳矛盾,进而可能引发夫妻矛盾。这样,年轻女性在家庭中无法获得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难以实现主体意志,因而在发生家庭矛盾或失去夫妻感情之后容易提出离婚,而年轻男子则因为容易再婚亦不畏惧离婚,从而导致当地离婚、再婚、复婚现象频仍。     

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

我国的自杀率在过去20多年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导致这一趋势的原因有二：一是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影响到全国自杀率的下降,二是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受到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的左右。针对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的原因,文中的分析着重于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即我国境内大批农民离开乡土到城市打工。我国农民的打工潮包括女性的广泛参与。到最近几年,女性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人数每年有4000万之多。农村女性的大规模迁移规避了三种既往的自杀风险,即农村女性既往的从属地位、既往的家庭纠纷、既往的自杀工具。所以,农村女性的迁移是分析中国自杀率下降的关键之一。     

乡村妇女性别角色对其家庭地位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X村和L村扶贫项目的比较

在广州市政府购买服务的背景之下,以"乡村生态体验游"和"农副产品城乡贸易"在该市X村和L村的分别实施为依据,以个案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为主,对两村妇女参与项目之后的性别角色和家庭地位的变化进行探究。研究表明,工作带来的收入增加和妇女自身发展与性别平等意识增强是两村妇女家庭地位改变的共同机制;收入性质与数量的不同及是否扮演公共角色是两村妇女家庭地位改变的差异机制。研究发现,个体的经济收入决定其家庭地位这一"资源论"传统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个体的公共角色影响着社区对妇女的评价,同时又对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变产生重要影响;妇女的发展意识与性别平等意识是其家庭地位改变的重要动力。     

社会转型期农民自杀影响因素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民自杀既与传统时期农民自杀有相同的逻辑,也有其独特性,它是现代性进村与农村社会文化结构及农民家庭和个体发生碰撞和作用的结果。不同区域农村的社会文化结构差异巨大,农民自杀也有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同一村庄不同年龄、性别、阶层的农民群体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会有不同的反应,从而使得农民自杀不仅有时间和空间差异,还有年龄、性别和阶层的差异。家庭是农民自杀的主要场域,家庭矛盾是农民自杀的主要诱发因素,降低农民自杀率首先要从理顺家庭关系着手,现阶段尤其是要将老年人从子代家庭关系中剥离出来,消除可能导致他们自杀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还要构建干预农民自杀的国家责任,通过国家设置议程、采取措施确保农民不受到“自杀”的威胁。     

三维空间中农村回族妇女生活状况对其健康的影响——一项来自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XYW村的人类学考察

临夏农村回族妇女的生活空间主要集中于家庭层面、宗教层面和社区层面三个维度.在家庭层面,妇女的忙碌、劳累及劳动的无偿性对妇女健康有不利影响;在宗教层面,妇女的显性缺席及隐形存在同样对其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在社区层面,妇女逐步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对其健康有长远而积极的意义.     

家庭整合与农村青年妇女自杀——基于湖北明村的调研

家庭整合是对家庭成员及其关系的规范,以便形成一种稳定的家庭权威结构和伦理体系。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农村家庭的整合模式发生了从家族主义到个体主义的重大转换。在家庭整合模式的转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青年妇女自杀的高潮。这些自杀现象发生在不同类型的家庭关系冲突之中,展现了青年妇女在家庭权威结构中的微妙处境。一方面家族主义的家庭整合模式还没有完全瓦解,另一方面个体主义的家庭整合模式还没有完全确立,作为外来者的青年妇女则成了两种整合模式相互竞争的牺牲品,从而生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自杀秩序。     

农民群体分化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群体已分化为富裕程度不同的三种类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是农民 ,这一主体内部的分化 ,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必然带来影响 ,为此必须针对不同农民群体的状况 ,选择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目标和途径     

分中有合: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家族——基于赣中南农村的调查

中国的分家制度蕴涵了"合"的机制,即"分中有合"。分裂的小家庭合并之后的形式在传统时代表现为实体形态的宗族;在当代农村则表现为实践形态的家庭网络,本文称之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家族"。我们可以从家庭的文化礼仪活动、家庭经济活动和家庭建设活动这三大家庭实践活动中清楚地看到这一家庭网络的内涵和外延。传统社会的宗族是血缘偏重的父系家族,而当代农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家族则扩展为血缘、姻缘并重的泛化家族,姻亲在家庭网络中地位的急剧上升与分家习俗的变化有一定的关联。不过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家族所涵括的父系血亲范围则急剧缩小,一般是从该家庭沿父系的血缘关系向外推三代,即近亲-本家的概念。     

山东地区农村社会分层的个案研究

本文运用社会学的方法 ,对山东东部一个村庄近年来农村社会分层的现象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农村社会单一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已经分化 ,出现了七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阶层分化呈现出浅层性、动态性和双向性的特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乡镇企业的带动、非农产业比较利益的诱导、农民思想观念的更新、农村生产力的提高 ,是促使和推动农村的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宗族两面性及其未来

农村宗族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宗族价值观和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之间存在本质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农村宗族的存在可以作为一种制衡性力量,帮助农民抵御地方政府和黑恶势力的不正当干预,从而保障村民自治的正常开展。随着村民自治和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开展,宗族和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之间的本质性矛盾将日渐凸显,但宗族的复兴也是其现代化的过程,对宗族加以正确的引导,它可以向新型农民组织转变。     

农村贫困阶层发生分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苏北某县部分贫困户的调查

通过分析农村贫困户的家庭资源禀赋,发现承包耕地面积、户主年龄、劳动力数、户主是否重残与是否接受培训、是否能外出打工等因素相比户主的性别、文化层次、是否有劳动能力和家庭人口数等因素在脱贫上起主要作用,而政府的帮扶措施对贫困户脱贫及职业分化起着重要作用。贫困户职业分化的趋势是：年轻且文化程度高的男性更倾向外出务工;承包耕地面积较多且经过技能培训的农民更可能从事高效农业;年老且劳动力较少的贫困户成员更可能分化成依靠低保、五保领取救济金的贫困者。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探讨——以山东省聊城市为例

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模式已不能有效化解农民的养老风险,亟须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于农民的分化,简单的"一刀切"已不能适应我国农民养老保险的选择,而应采取分类保障模式:对于种养农民,应通过加快立法、政策倾斜、多渠道筹资、强制性与自愿性结合等方式完善现有农保制度;对于农民工,应实行既不同于现行"农保",又不同于"城保"的"第三条道路";对于失地农民,应在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基础上,通过区分不同年龄段农民而采取不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