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进程情况

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和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是联合国框架下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核心机制.近期,双进程先后协商一致达成最终报告,标志着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取得重要新进展. 第一,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由中俄两国推动于2019年成立,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议及多轮非正式磋商,于2021年3月成功达成共识报告.该工作组是首个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可以平等参与的网络安全进程,对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在中俄两国推动下,2020年第75 届联合国大会再次通过决议,授权设立新一届为期五年(2021—2025年)的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     

德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主张、实践与动因分析

随着网络空间重要性不断上升与网络空间博弈态势加剧,德国努力提升自身在网络空间的行动能力和治理影响力。德国坚持现有国际法普遍适用于网络空间,主张多利益攸关方的互联网治理模式,重视对公民个人数据的保护,并大力提倡数字主权。在实践中,德国注重加强自身网络能力建设,引领数字经济规则与标准制定,扩大网络空间伙伴关系,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德国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既是其推进国内数字化进程和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需要,也是其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助推欧盟实现战略自主的必然要求。尽管中国和德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观念与主张上存有差异,但是,双方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国际数字鸿沟以及加强互信平台建设等方面具备合作潜力。     

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的新趋向——基于《塔林手册2.0版》的考察

近年来,国际法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但国际上对于如何推动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还存在较大分歧。在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其国际规则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2017年出版的《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2.0版》,在2013年《网络战国际法塔林手册》的基础上,新增了主权、管辖权、国家责任等有关和平时期网络行动的国际法规则,适用范围大大扩充,但也存在片面注重适用现行国际法等局限。"塔林2.0"规则体系体现了实然法与应然法之间的微妙区分,是一种具有事实上的"专家造法"色彩的学者学说,同时反映了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中西方主导与国际参与之间的艰难平衡。中国政府和学界应当密切关注"塔林2.0"及其背后折射出的网络空间国际法发展态势,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加大这一领域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力度。     

从WannaCry事件看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困境及思考

国际社会对网络空间国际法适用、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等基本原则已达在共识,但在如何将这些共识转化为具有约束力和强制力的措施、如何真正起到规范国家行为的作用方面,仍存在诸多挑战。2017年5月WannaCry勒索病毒在全球肆虐,除技术响应外,国际社会亦将其作为一个适用国际法与行为规范的案例。通过分析了此做法面临的四大困境及原因,并提出国际网络安全存在的三大趋势给网络空间规则进程带来的阻碍,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国际社会如何推进网络空间建规立制进行了思考。     

构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问题与对策

风险社会的到来以及网络空间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得制定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然而,网络霸权主义是构建公正、合理的治理规则的首要障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不成体系、既有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难以发挥作用等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由于各国立场分化和利益冲突,难以形成有效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体系,《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国际法律规范以及其他国际行为准则应当成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基本规范。当前,全球治理的任务更为艰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社会的强烈吁求,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构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有着独特优势和现实意义。     

规则与机制：国际法何以影响欧洲北极地区的安全治理

美国与俄罗斯在欧洲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使得欧洲北极地区出现了再安全化与安全困境,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北极地区冲突风险。同时,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安全体系存在自卫权理论和侵略罪标准等争议规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存在军舰领海无害通过、北极航道法律地位和通行权的不同解释与适用;在欧洲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大国可能利用这些国际法规则,采取军事行动,实现政治目的,使武装冲突风险增加,而欧洲北极地区现有的区域合作体系亦陷入停摆,无法缓解此类安全风险。此外,乌克兰危机导致地缘政治主导区域国际关系,在增加安全风险的同时,也将提升相关国家对国际法的重视。未来,《联合国宪章》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或将成为维护欧洲北极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工具。     

网络空间国际法治:中国的立场、主张和对策

近年来,国际法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网络空间国际法治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中国作为网络空间的核心利益攸关方之一,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法治,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主张,为网络空间国际法治作出了重要贡献。网络空间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的走向与我国未来的发展空间休戚相关。中国政府应更加深入地参与到网络空间国际对话和立法进程中,积极影响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和适用,充分反映自身的利益和主张,提升我国在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构建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后疫情时代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和标准博弈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带来数字化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全球网络空间与民众社会生活的联系日益紧密,与此同时,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飞速发展,带来了数字经济的繁荣,但随之而来的网络风险也与日俱增.当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特点是建立在规则上的治理.各主体围绕规则制定、运用和修改展开的互动,成为全球网络空间制定过程中主体间博弈的主要形式.作为全球网络空间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体之一,中国参与网络空间战略博弈的重要内容,就是围绕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与标准展开的互动博弈.     

大陆架划界规则的司法考量及其发展

大陆架划界争端并没有因1958年<大陆架公约>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为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而停止,相反,由于公约对划界规则的模糊性而愈发激起了沿海国家对大陆架的争夺.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间若达不成划界协定,在划界个案中应如何适用国际法规则,则属于国际实在法、习惯法及判例法上颇具争论的国际法课题.研究大陆架划界的理论基础、探讨划界的实在法在具体个案中的适用及其发展,可借鉴为中国制定大陆架划界政策的法律依据.     

从全球治理看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实践难题及法治困境

网络空间安全是国家主权安全的重要领域,也是各国国家利益角力的重要方面。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模式经历了互联网治理、多利益攸关方治理和以联合国为主导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治理模式的更迭,逐步达成了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需要推进国际合作的共识。网络空间的组织架构具有开放性和无中心的特点,这与全球治理模式相契合。正如国际法是全球治理的规则需求,国际规则也是网络空间安全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然而,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方面的规则进展缓慢,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呈现出的"法治化"需求之间存在张力,亟须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下协力推进网络空间安全的国际立法。     

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博弈的两大新焦点

自2004年第一届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 UNGGE)会议召开以来,网络空间国际行为规范的讨论与谈判几经波折.可喜的是,2015 年UNGGE报告提出11条网络空间国家负责任行为规范被广泛接受.2021 年 5 月底,刚刚结束的第六届UNGGE会议达成最终报告,再次将这11条规范作为讨论国家负责任使用ICT技术行为规范的基本框架.相较于此前的成果,新报告对规范的履行进行了详细解读,列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和步骤.总体来看,UNGGE报告提出的行为规范、国际法适用、建立信任措施和能力建设等是各国目前容易达成的共识,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的争论和分歧将成为未来博弈的重点.其中有两个焦点值得关注: 第一个焦点是网络攻击的溯源( Attribution )问题.溯源是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的起点.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现有行为规范虽是自愿性的政治承诺,但若不辅之以相应的措施,惩罚不遵守规范的国家,"让从事恶意网络行为者承担后果",规范只能形同虚设.而所谓惩罚的起点在于从法律上确定实施攻击的责任国,依照《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阻止或回应这些国际不法行为.新达成的UNGGE报告详细说明了如何将网络安全攻击追踪至一国负责,但一些关键问题的表述仍留下较大的自我解读空间,如证据的可靠性、非技术因素对溯源结果的影响等.自2013年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发布APT1报告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频频抛出溯源结果,既借此在处理双边网络关系中占据主动,形成强大网络威慑,更想通过单边行动塑造国际规则.近来,溯源泛化和滥用的趋势更为明显,越来越多国家公开溯源甚至进行"集体溯源",以此发起制裁、起诉等单边措施.一些国家还积极探索和解决溯源面临的法律障碍,降低取证和追责门槛.     

论人权的国际法律保护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从国内法领域进入国际法领域。１９４５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文件中;１９４８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就人权问题发布的国际宣言。人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国家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或国际公约为行为规范承担国际义务的结果。国家之间签订的有关人权公约,是人权的国际保护的法律依据,国家相互承担这些条约的义务,是实现人权的国际保护的基本方式。人权国际保护活动应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涉”等论调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     

美国网络空间政策国际法研究

美国的网络空间政策主要体现在军方和政府的文件上,从最早的1993年白宫发布的关于发展信息基础设施的12864号行政命令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政府文件主要来自白宫,自始至终强调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发展与保护,基本不涉及国际法;军方文件来自国防部、陆军、海军、空军、军法官参考文献等,这些文件虽不同程度地提及国际法,但流于表面。美国的网络空间政策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采取了4种策略,呈现出4个特点。2011年5月白宫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最终明确了美国将采取激进的网络空间政策,即网络空间的某些行为将导致美国在现实世界中使用武力,这对现有的国际法和国际法律秩序构成严重挑战,不仅会扩展领土和主权概念,延伸使用武力的含义,进一步滥用自卫权;而且使国际社会更难以接受侵略的定义,使国际法的中立制度形同虚设,挑战了国际法的责任制度,破坏了战争法的基石。     

朝核危机的国际法解读:以安理会决议为视角

2012年4月和12月朝鲜的卫星发射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朝核危机的普遍关注.国际法核心价值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宗旨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在现代国际法中的重要法理地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基本宗旨与国际法实施机制的特性决定了安理会决议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法律规范性.安理会决议视角下朝美外交博弈的探讨揭示了朝美外交政策的法理困境,从而有助于相关各方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制定化解朝核危机的行动路线图.     

供应链安全国际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以“太阳风”事件为切入点

自"太阳风"供应链攻击事件发生以来,国际上掀起了关于加强供应链安全国际法保护的讨论热潮。以现有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这一国际共识为出发点,在适用性方面争议不大的主权、不干涉内政与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可以在保护供应链安全上发挥一定作用。但受制于不同情境与解释路径的复杂性,其实际保护效果不容夸大。究其原因,现有国际法所具有的内在缺陷不仅助长了学理纷争,还制约了各国实践。为弥补国际法的适用短板,国际上对网络空间特别法的制定需求日益强烈,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正因之迅速崛起。中国应积极参与这一专门性规范的建构进程,在深入认识规范意义的基础上,从内容把控、出路锚定、灵活推广、拓展参与四个方面积极引领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供应链安全新规则。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进展、前景与展望

联合国大会于2021年5月27日通过关于《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谈判安排的决议,定于2022年1月启动谈判(决议具体内容可查阅联合国网站).这标志着联合国主导下首个网络国际公约谈判正式拉开帷幕,是网络规则空间国际制定的重大进展.     

科索沃独立所涉国际法问题重论

由于国家独立问题所涉国际法解释的不确定性,国际社会在运用国际法解读科索沃独立时各取所需,立场迥异;国际法"挡"不住科索沃的独立,但科索沃能否成为正式的国家,还取决于大国的最后博弈。     

《塔林手册》中有关网络战争的武力使用问题——从国际法角度展开

禁止使用武力是《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项明确规定的,也是一项强行国际法规则(jus cogens)。尽管《联合国宪章》没有确定"武力使用"的范畴,但根据条约解释规则,"武力"一词应被限定为军事力量。作为一部意图规制国际网络安全的文件——《塔林手册》,坚持将网络攻击等活动纳入到"武力使用"的范畴之内。手册既无法律约束力,也不是一项法律创制;手册本身对武力使用的定性存在法理缺陷和实践误读。《塔林手册》对武力使用的界定值得传统国际法规则回应和反思。     

多维视角下的历史性权利研究

根据条约法解释理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没有对历史性权利的地位做出明确规定,但也没有否定历史性权利的存在。历史性权利是一般国际法规则在特殊情况下的适用,属于习惯国际法。时际法是国家取得领土主权的重要国际法原则,也是解决国家领土纠纷的重要依据,是我国在维护南海主权的有效法理支撑。解决南海争端,维护我国南海权益,需要从更高的国际海洋法层次乃至国际法的视野来看待和审视历史性权利的性质和地位,需要从发现原则、先占原则、禁止反言原则等岛屿争端的其他法律解决机制寻求到支持。     

超越规则：国际法的论辩主义转向

国际法学界长期以来将国际法定义为规则,规则主义也是国际法的主流研究方法。历史地来看,规则主义方法的形成,对于确立国际法学科的法律性、科学性与正当性,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规则主义方法过分强调国际裁判的重要性,低估了国际法的不确定性,与大国的国际法实践也不相符合。有必要引入论辩理论来重构国际法研究,从而更好地回应当下中国和平崛起、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从论辩角度来看,国际社会的基本规范不是以条约或习惯的形式出现,而主要表现为单方面的国际法主张和决策。国际法是国家用以对抗和竞争的话语体系;运用国际法是争议各方试图寻求和确立优势立场的过程。国际法作为论辩话语,本身是一种稀缺资源,对国际法话语权的竞争正是大国间竞争的重要部分。从规则到论辩的范式转换,有助于中国学者打破规则主义的窠臼,更加有效地参与国际学界的法律论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