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荆公新学"——对王安石学术演变形态的再勾勒

因反对"新经学"的现实需要,宋人缺失了对王安石的学术--"王学"作出整体评判.发展到后世,尽管"新学"词义有变,但"荆公新学"终究成了"王学"的别称.事实上,"王学"有原生形态、官学化形态和晚年演化形态三个部分.其中,以金陵(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王学"的最初产地,"金陵之学"就是"官学化"之前"王学"的原生形态,极富地域性和原创性;而学界沿用已久的"荆公新学",本质上是"金陵之学"被北宋政府"官学化"的产物,也是宋人攻击学术"官学化"进程的专称,它不能作为研究"王学"的总对象.刷新研究对象,走出"荆公新学",兼顾"王学"多种演变形态的差别与联系,有助于当前的学术思想史研究.     

近十年来的荆公新学研究

近十年来的荆公新学研究已经涉及到荆公新学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不同的学科视角、多样的学术方法、整体的观念为荆公新学研究注入了生机活力,但对荆公新学思想渊源所在,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方式,与佛道、理学、蜀学等流派之间交融互动方面,特别是对于荆公新学流派的研究以及对于王安石作为宋代由内圣转向外王的关键人物的探讨方面,在学术界目前还是薄弱环节,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     

正统与政见之争--论北宋中后期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之批评

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的批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潜伏期、激化期和深化期.它反映出二氏之学在经世层面"重法"或"重人"等诸多分歧,以及苏轼的儒学传承意识.它与北宋中后期的政争、党争互为表里,既导致和强化了后者,同时又深烙党争、政争的痕迹.     

苏轼苏辙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二程洛学是北宋中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术派别。苏轼兄弟出于从指导思想上否定王安石变法、廓清蜀学的发展道路、与新学争夺儒家道统的正统地位的动机,对新学展开了学术批判,其批判集中在新学搞学术专制及其流入佛老上。     

南宋高宗朝政治文化的演进与荆公新学的嬗变

在北宋中后期的六十多年中,荆公新学占据了学术界的主流地位。南渡之后,在剧烈动荡的政局中,出于现实苟和、偏安的考虑,宋高宗政权采取一系列具有浓厚现实政治功利色彩的政策。现实政治统治的演变促使学术政策相应调整,以求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学术因而深深被卷入政治利益争斗的漩涡。在这样的环境中,荆公新学走向消亡。     

荆公新学的两个发展阶段及其理论特点

荆公新学是北宋中期兴起的儒学学派.其发展可以划分为早期与后期两个理论特点非常鲜明的阶段.早期新学围绕重振儒学纲常、挽救价值失落的主题,重视对性命道德之理的探求.后期新学的理论重心则在于为现实社会的改革提供思想指导与理论依据.     

从《四书》学看北宋理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的异同

从《四书》学的角度,对北宋中后期活跃于学术舞台的理学、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在治学方法和理论特点上三者有较多的相同之处,都注重阐发经典精义、关注天道心性问题、自出义理、发挥己意,但在三派学术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对《四书》思想资料的阐述和发挥方面又存在较大差异,各具特色。     

南宋理学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南宋理学家对 王安石新学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二方面：一是斥新学为异端邪说，藉以标榜理学为继孔孟绝 学的正统，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源，予以无情打击。陆九渊 对王安石个人的政治操守和治国理想给以赞誉，但对王安石新学亦持批评态度。理学家批 判新学对南宋社会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这就是在“法祖”的旗帜下，使南宋社会上上下下 因循守旧、政治上保守主义日益弥漫，并且直接影响了元明清对王安石新学及新法的评价。     

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两宋之际,程门高弟杨时为尊师门,力行工程之道,不仅利用宋室南渡后自己政治地位的提高,在现实政治中主张罢黜王安石配享孔子及其新法,更从理论上批判了王安石新学的不知天道、不知性、溺佛道、重财利等众多的"不知道"之处,以此提升洛学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理论批判,不仅体现了宋代学术的门户之争,更展示了洛学与新学这两种学术思维路向及价值取向的差异.     

荆公门人徐君平生平发覆与著述辑考

由于徐君平《三经音辨》《韩退之别传》的亡佚,学界一直难以研究其书的思想内涵.又因其生平资料较少,后人对其著述内容、学术思想了解较少.今对徐氏《音辨》《别传》等书进行考辨,并进一步探究其与荆公新学的联系,以此揭示其作为荆公新学传人的重要学术地位,同时对于徐氏生平履历和著述加以考论.     

内圣外王之道与企业领导魅力之达成

“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观点,“内圣”就是要求“修己安人”,提升自我内在的道德品性,实现“立德成己”;“外王”就是要求“经世致用”,实现“立功成物”。领导魅力是一种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和影响力,对于企业的成功经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坚持“内圣外王”之道是达成企业领导者魅力的必备法则。     

《齐物论释》与章太炎的"内圣外王"之道

章太炎的名著《齐物论释》通过以佛解庄阐明了自己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自由,“外王”即平等。所谓自由,是指佛家“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所谓平等,是离言绝虑的,既不可说,也不可知,因而,“不著名相,不生分别”,“任其不齐”,才能达到平等。太炎平等观的提出,其诱因主要是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和西方世界的“物役性”。他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他救世理想的两个步骤。因而,与作为“隐者”的庄子、作为“适世者”的郭象相比,作为《齐物论释》作者的章太炎,实际是宣传民族、民主和民生主义的彻底革命论者。     

《四书》学的忧乐情怀与宋儒的内圣之道

以人文关怀、人生意义为出发点的中国哲学,既呈现出忧患意识,又包含有乐感精神,其实应该用"忧乐圆融"来概括。宋代士大夫在推动儒家哲学化的内圣外王之道建构过程中,其出发点就是一种兼容忧乐的情怀。宋代士大夫既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同时又追求"孔颜乐处"的超然境界。宋儒通过挖掘《四书》中的忧乐情怀,找到了儒学及中国哲学的深层精神。他们还进一步对《四书》作出创造性的诠释,将《周易》的宇宙哲学与《四书》人格哲学结合起来,建构出一种超越精神的内圣之道和天人一体的性理之学。     

论<周易>爻辞的表述结构及其解读方式

针对历史上<周易>研究者对爻辞理解的纷繁复杂甚至矛盾现象,第一次提出了<周易>爻辞的表述结构及其解读方式,井以此为例,分析了某些爻辞的正确含义,纠正了历代解释者的某些错误诠释,解决了如何正确解读<周易>爻辞的原则及其方法.     

"三个代表"相统一的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贡献

"三个代表"相统一的思想,用充满现代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先进生产力代替物质生产力、表征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理清了社会主义与人的关系,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全面发展的理论;从新的历史视角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价值观"三个代表"的对象互为因果的关系充实了唯物史观的内容.     

耶鲁学派在中国的种种解读

"耶鲁学派"的理论虽然纷繁复杂如谜般难解,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对国内学者最初的学派成因研究、批评家各自理论阐发研究、学派内部各批评家之间的比较与归纳研究、该学派研究与中国文论的动因关系研究进行解读,旨在勾勒该学派的文本观念和意义理论,由此反观解构批评的具体实践,以期对这一学派作出公正的评价。     

论清儒经典诠释的拓展与限制

人与宇宙始终为相即相融的关系,在诠释的活动中,主体客体始终无从分离,儒家经典的汉学解释和宋学解释,均不例外.通过分析《易经》"身体→语言→义理"思想架构,发现,其中《易》卦与人的身体对应,并反映客观的外在世界之规律.卦爻辞以身体源出天地阴阳之规律,视语言为发自身体而建构一切政治伦理价值,以字、词为核心,在卦爻辞中作种种的延伸衍释,等于运用语言来作为身体之内在价值与外在世界相遇的媒介.以此一宇宙观为基础,可了解到宋儒对于先秦经典中生命与宇宙一体的奥义,实有瑰丽而深邃的阐扬,但却忽略了语言的重要性;清儒注意到经典语言作为身体及义理实践的桥梁,也了解"语言多义性"的奥义,将宋明儒诠经忽略语言的偏失扭转过来.汉宋典范对儒典的解释,长短互见.儒家经典传统是跨越千百年时代交替的有机生命体,随着不断继起的新诠释,而持续发生转变与发展.     

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

文学经典既是一个民族、时代的文化标高,又引导着民族、时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而文学经典的形成,除了其自身的客观价值之外,与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中的对其建构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需要从三个维度的辩证统一中去把握:既充分重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借"重写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同时破除文学史对于确立文学经典的话语霸权,使文学经典返回现场,从其与当时社会的密切联系中,认识其当代性.而对当代文学经典的指认,还需要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中,从文学消费角度加以把握.     

理学与经学相交融：晚明思想的新动向

晚明时期的思想家,普遍对阳明后学展开批判与反思,由此出现了理学与经学相交融的思想新动向。黄道周即是这一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治学特点就是理学与经学思想相交融,主张以六经治世的同时,又不舍弃以理学治心的传统。从黄道周的学术生平来看,理学类的问业著述与经学类的著述是交迭出现的,说明在其一生治学中,对理学与经学始终是兼顾的。即便是在《榕坛问业》这样一部以理学为主的问答录中,也常常涉及经学内容。从工夫论角度看,黄道周理学与经学思想的交融体现为一种回环互补与融合统一的模式,他认为工夫不是节节往上、一劳永逸的,而是前后兼顾、回环往复的整体形态,换言之,治世与治心是并举的,都是本体上的工夫事业,并由“敬”贯穿始终,使治世与治心融为一体、相互成就,由此保证至善的状态长久维持下去。

     

论科学证据的两种概率解释

在科学证据研究中,存在"正相关"和"高概率"两种科学证据的概率定义。从这两个定义出发,能够比较清晰直观地解释科学证据的许多相关问题,如科学证据中的"比较级"和"可接受性"等。然而,两个定义自身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正相关"不是证据的充要条件,"高概率"也不足以使证据之为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