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法》中“形—名”思想探源

《经法》“形名”学说顺应时代要求,具有齐地域色彩,将春秋以来的“形名”问题,以人文规划上的说明回应到人伦、事务等的处理,欲建立道、法间联系,且为此而提出“天当”概念。齐国有因俗、重视度量权衡及其政治功用的政治和学术传统,《经法》“形名”思想受其影响至深。《经法》中的“形名”作为事、物与道的中介而被探究,其客观基础是道,其始源是无形、无名。另外,《经法》重新省思法和礼制、天的宗法联系,立足于“天当”、“形名”度数而提出“道生法”的时代命题     

形名偏正结构的语法功能

一般认为 ,偏正结构修饰成份的增加或取消对中心语的语法功能没有影响。这篇文章考察了形名偏正结构充当句子的谓语、定语、状语时 ,修饰成份形容词的增加或取消对中心语语法功能的影响情况 ,并探讨了这种影响的原因及其特征     

《现代汉语词典》中双音节“形名”复合词探析

本文是针对《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双音节"形名"区别词(共计71个)的专项研究,从是否接受程度副词、否定副词"不"的修饰和在句中的语法位置两个不同的角度,对这类复合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共时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的考察,进而对该类复合词的语法和构词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其今后可能出现的变化情况做出说明。     

试探“很＋形·很＋名”组合格式

“很＋形·很＋名”是08年新兴的一种语言组合格式,在很短时间内便迅速流行于网络及电视、报刊等媒体。本文试图对这一新兴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从组合特点、流行原因、审美价值等方面探讨这一新兴语言格式的独特魅力。     

“名”以言“道”:老子“道体”的逻辑构建

"道"的本义无他,唯"名"而已。"名"的有无,构成了道的体系,"无名"以言道本,万物之始的状态;"有名"以言道功,万物由生的功用。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抽象地涵盖了天地无极,万物皆在无名与有名间出入往复,而其中妙理,可见于"欲"字。"无名"即无私、无欲;"有名"即有私、有欲。"恒无欲"与"恒有欲"对应的主体非体道之人,而是"无名"与"有名"。观欲而知欲之所由,于无欲中体"无名"之妙,道法即在这个"欲"的有无中隐藏,因此为"众妙之门"。老子道义的确立,是一个严密的逻辑过程,而"名"的概念是这个逻辑过程的关键。"名"非人为命名之名,表示的是事物的内在属性,"无名"、"有名"是贯穿老子思想体系的逻辑元素,知"名"才知"道"。     

“形与心”:庄子“化”论思想探赜

庄子作为道家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将道家哲学思想推向另一高峰的集大成者。而“化”作为中国哲学的最基本的概念范畴,具有深刻内涵与流变思想。在庄子处,“化”论是其分析世界的主要方法与核心脉络,而如何确定人的生命真意,避免失性于“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完满,是庄子关注并给予了回答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庄子“化”论视角对“形与心”进行诠释,探究庄子对人二重之患的把握,会意庄子以“气化、形化、物化”对人本身之在的刻画,进而领悟庄子成就真人的真谛,即化形以丧己、化心以逍遥,并以此厘清庄子的哲学思想及其演进,进一步掌握庄子的思想真意。     

从“观”、“视”、“听”看上古汉语动词去声别义的方向性功能

本文考察了三个动词"观"、"视"、"听",主要内容是将这几个词读去声与非去声时句法表现进行对比,从而得出它们读去声时都表示和读非去声时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说,去声别义起码有一种功能是用来表示方向性。     

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诗学内涵

对孔子论诗教功能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主张,自来只限于从“识名”去解释,完全抹煞了其中的诗学内涵。本文认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真实含义,应是从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可以得到比识名更加丰富多样的知识、见识和认识。这是因为,由诗性话语的思维特性所决定,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所指的事物表象作为关系存在和象征本体,已经从有限诗意指向无限,映照出宇宙人生的深广意蕴。孔子的这句话,既指出了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的诗性功能,也有教学生按照诗的特性学诗的意思。     

“形”“心”之间的内在张力:庄子身体观探微

纵观《庄子》内七篇文本,庄子哲学中"身"这个范畴呈现为结构与过程相统一的双层意蕴。"身体"概念的"裂变"使得"形"与"心"成为"身"重要的义界。庄子既要存"形",使之群于人;又要离"形",使心游于道。其中,"形"与"心"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调和的内在张力。通过对"形"成不弃、"形"化不伤、"形"群不杂三个层次的诠释,庄子从逻辑上肯定了形体的实存性和自然性。同时,庄子认为我们应该忘却形体的维度,通过离形去知、一志集虚,实现心在更高层次上的超脱,追求生命真正的精神价值。庄子身体观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取向也在"形"与"心"的较量中呈现出来。     

专名的新指称理论--对历史因果理论的挑战及修正

对历史因果理论逻辑前提的分析表明,严格指示说对于专名并不具有普适性,存在着众多指称并不严格的专名,它们的指称不能按照历史因果理论的方法加以确定;历史因果理论的哲学前提--实在论的信条在人类的语言实践中是不可满足的;可从私人指称的角度出发,糅合摹状词理论的一些理论长处,去弥补历史因果理论的不足,修正它所存在的理论错误,从而较为合理地解决专名的指称问题.     

中国诗学“意境”阐释的若干问题——与蒋寅先生再讨论

"意境"阐释是中国诗学古今贯通的课题。"意境"阐释中的历史意识,始终与美学意识交织在一起,需要针对具体问题作出理性的辨析。基于魏晋以来诗歌艺术实践的唐宋"意境"诸说,除明确提出"意境"概念之外,更有关于"意"与"境"之结构模式的深入阐释。苏轼"境与意会"说是中国古典"意境"阐释的基本意向。明清以来的"意境"阐说具有现象描述和价值判断的双重内涵。王国维在认可严羽"兴趣"说、王士祯"神韵"说的前提下进而"探其本"。探讨中国诗学的"意象"和"意境"说,需要本着具体语境具体分析的精神来精细解读相关文本,需要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概念间的"丛生"关系。     

一颗坚持特立独行的自由灵魂:解读《单身女人琐事纪实》

残雪的中篇小说《单身女人琐事纪实》,突出表现个体对生存环境的恐惧和焦虑感,勾勒了一个在不停哲思与灵魂叩问中追寻存在意义的女主角,以特立独行姿态坚持自我,坚持与庸俗抗争、与现实对抗的艺术生活.     

《屋顶丽人》的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分析

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分析了英国小说家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屋顶丽人》中的人物,认为小说中三位男主人公和弗洛伊德所阐释的人格结构中的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三个层次存在着契合关系,而屋顶的丽人则象征着外在环境。小说从微观的视角展示和论证了弗洛伊德的这一理论。     

诗学阐释:文体风格与叙述策略--《呼兰河传》新论

本文从文体风格与叙述策略的视角对《呼兰河传》进行了文本细读和诗学阐释 ,认为《呼兰河传》是“抒情性写实小说” ,它鲜明地体现出萧红感性的小说诗学思想与理性自觉的文体意识 ,是一次独特的小说新美学实践。在叙述策略上 ,萧红极富创意地设定了三层叙述结构、两种叙述视角和两套叙述话语并使之融为一体 ,合力建构了《呼兰河传》的先锋叙事。文章进而认为《呼兰河传》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部传世的经典杰作     

"两委"矛盾: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张力——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的尝试性解释

"两委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难题.本文立足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对"两委关东"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两委关系"问题的实质,是村党支部享有的"领导权"与村民委员会拥有的"自治权"的对立和冲突;"两委关系"问题,是转型期国家与社会矛盾的表现,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在乡村"场域"紧张关系的反映;"两委关系"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张力.     

“三螺旋冶国家理论创新模式的一个解释框架———以“包容性增长冶与“包容性发展冶为例

“三螺旋冶是解释大学、产业和政府三者协同创新的一种理论框架.在中国的国家理论创新中,也存在着一个类似的“三螺旋冶力量,即国家理论创新的“三螺旋冶模式.通过“包容性增长冶与“包容性发展冶的个案考察,这一模式可以清晰地获得表达,即基于社会问题的“政治发动冶,它是国家理论创新的引擎;处于广度舆论动员地位的“媒体关注冶;处于深度理论思考地位的“学术研究冶.这三者以螺旋状之关系共同构筑了中国国家理论创新的发生机制.     

中国民俗学理论的新建树——对“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理论的探讨

钟敬文先生提出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学术命题,对于中国民俗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有些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依然保留得相当完整。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不同民族的民俗文化相互融通,构成多民族的中国民俗文化。     

言语场中解读“厚德博学 强军兴国”

这里首次发表了言语场论的理论体系表及语法场的场强公式,并据言语场论解读了江泽民同志为国防科大题写的校训:厚德博学,强军兴国.     

“对象性”与“超越性”：马克思实践观与海德格尔真理论比较研究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的理论，在方法论上暗含着后来由胡塞尔阐发的“意向性”思想；海德格尔由“意向性”到“超越性”，实现了从先验现象学到解释学现象学的发展，其真理观也达到了胡塞尔真理观不曾到达的高度；马克思的“实践”是海德格尔的“此在”实现“超越”的坚实基础，而海德格尔的“超越性”思想则客观上进一步深化、推进了马克思的“对象性”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