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数字城市"

阐述了数字城市的产生和现状,以及数字城市在未来的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并论证了数字城市能够解决目前城市存在的问题,分析了数字城市在城市建设、规划和管理中的应用,并具体地对这几方面进行了阐述,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建设数字城市的建议.     

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演变特征

综合运用首位指数、城市规模基尼指数、信息熵及分形等理论与方法对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的现状及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9年,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规模结构属于位序-规模分布;城市体系中中等城市数量较多但规模较小,小城市数量显著偏少;城市规模空间分布不均衡,区域分异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模分布演变特征是城市数量与规模迅速扩张,尤其是中等城市数量增加较快;研究期内城市规模演变表现出弱收敛态势;城市规模分布的分维数不断增加,城市规模等级差异逐渐缩小,城市体系的均衡性增强。     

台湾城市规模分布初探——基于位序—规模法则的分析

运用城市位序—规模法则,对台湾从日治时期至今的城市规模分布体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台湾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由日治时期的人口相对集中于大城市逐步发展为战后的人口分散于各级城市的分布格局。战后台湾之所以能构筑起各级城市规模均衡发展的多层次城市体系,主要得益于其工业化发展模式及政府制定的人口分散政策。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演进机理研究

基于1999-2013年城区人口数据,运用“等级钟”、位序-规模法则、首位度等方法,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特征,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呈现明显发散增长态势,首位城市北京的集聚效应过于突出,中小城市发展相对滞后.在此基础上,构建“五力模型”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演进机理,提出深度激发内部影响力、合理利用外部影响力、综合发挥城市群演进动力,促进不同类型城市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逐步形成结构合理的京津冀城市群城镇体系.     

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测度

为测算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本文将数字经济分为数字技术生产和数字技术应用两个部门.针对数字经济生产部门,本文提出了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目录中分离出数字技术生产部门,并采用生产法核算其增加值的方法;针对数字技术应用部门,本文将数字技术视为资本投入要素,开发了计算数字技术应用部门增加值的两步法.使用该方法测算得到浙江数字经济总量由2015年的15735.3亿元上升到2018年的23430.4亿元,其中数字技术应用部门增加值由2015年的12362.4亿元上升至2018年17882.7亿元,数字技术生产部门增加值由3372.0亿元上升至5547.7亿元.本文提出的数字经济规模测算框架和技术方法,可为其他地区测算提供理论基础,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规模核算的范围与方法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擎”。如何客观、准确、全面地核算数字经济规模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面临的重大课题。在对国内外数字经济核算范围和测度方法比较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数字经济的活动情况,并结合我国国民经济产业分类的实际情况,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数字经济分类体系,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测算出2017 年数字经济规模为21. 42 万亿元,占GDP 的比重达到26. 09%。将相关机构测度的数字经济规模与测度数据进行比较,认为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在衡量数字经济规模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并就数字经济核算的后续研究进行展望。     

数字经济有效赋能城市低碳发展了吗?——来自低碳技术进步的解释

数字化、低碳化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为深入考察数字经济赋能城市低碳发展的机理,本文构建了贯穿“产业—政府—企业”三个维度的数字经济赋能城市低碳发展理论机制模型,并基于全国141个主要城市2016—2020年的数据识别了数字经济赋能城市低碳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结论表明：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赋能城市低碳发展,在稳健性检验和排他性分析后,该结论仍然成立;除直接赋能外,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发展的促进还能够以低碳技术进步为中介间接实现;政府环境注意力和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赋能城市低碳发展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低碳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同试点批次的促进效果有所差异。研究结论为促进城市低碳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外部规模经济、拥挤效应与城市发展：一个新经济地理学城市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城市模型长期忽略了外部规模经济和拥挤效应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导致对城市规模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缺少外部性这一重要特征。基于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和拥挤效应的城市发展模型表明,在新经济地理学建模框架下,外部性对城市发展有重要影响。数值模拟发现：福利水平与城市规模之间表现出倒U形关系;最优城市规模随外部规模经济的增加或拥挤效应的减小而不断扩大;人口数量持续增长时,土地租金和总地租收入都以递增的速率增长,单中心空间结构不再稳定,但最终会出现何种形式的空间结构则取决于外部规模经济与拥挤效应的大小。     

中国西部城市产业集聚经济效应实证分析——以西安市和成都市为例

本文运用符合中国实际的CES生产函数对西安和成都城市产业集聚经济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表明,西安市和成都市的产业集聚效果都比较差。西安市的集聚经济效应h值历年均小于1,总体上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成都市的集聚经济效应水平先高后低且小于1的总体发展趋势,表明成都市实现的也是集聚不经济。     

产业集聚提升了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吗?

适度的产业集聚可以引导区域向集约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也是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分析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基础上,文章构建了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指标体系,并以2003—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检验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程度的提高会抑制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而多样化集聚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同时,研究发现不同城市规模群组中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与大型城市相比,产业的专业化集聚对小规模的城市作用更显著。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应继续提升多样化产业聚集的程度,同时也要适当考虑发展过程中各地不同的承载力,并根据城市规模的不同实施差异化政策。     

出口贸易与城市规模关系再检验——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CSSCI

为了发挥以出口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对城市规模的作用,需要厘清出口贸易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效应。本文基于2003—2018年中国282个城市的经济地理和夜间灯光数据,构建纳入要素市场与产业集聚模式的出口贸易影响城市规模理论框架,探讨出口在城市规模动态变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对城市规模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中部地区以及非资源型城市均存在这种倒U型关系,但在经济较不发达的西部、东北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不存在。此外,出口贸易主要通过影响要素市场和产业集聚影响城市规模。本文结论对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地区差距、空间效应和动态演进

为全面系统地考察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本文对我国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各省份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和核密度函数模型,分析了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空间相关性以及动态演进过程。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非均衡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在不同区域间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高值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以及部分北部沿海、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低值地区主要聚集在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和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在观测期内,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高值区、中值区和低值区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持续提高,各区间内的地区差距持续变大,在未来几年,该趋势可能会继续保持。本文明确了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发展现状、地区差距和演进趋势,对我国数字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数字经济区域协同发展有重要意义。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与演进特征研究

运用首位城市规模、4城市指数、变差系数等指标对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四大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特征进行比较;结合1994-201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区人口,利用Zipf法则、基尼系数等方法分析城市规模演进特征。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水平整体不高;首位城市带动作用不强;城市体系演进呈先集聚后分散的发展特征。应当从发挥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完善城市体系结构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竞争力。     

社会经济时代视阈内的城市空间分布

本能自发时代的我国城市发展和空间分布深受自然、政治、经济的掣肘,全国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渐趋均衡.智能自觉时代,在商品和市场经济作用下,大城市区、城市群和城市带成为空间格局的主体.随着知识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空间的极化和城镇职能的专门化进一步加强.德能自由时代的城市空间分布将更顺应人类全面发展的需要.     

异质性、 税收竞争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面板分位数模型的分析

面对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的压力,地区经济需要从税收竞争角度探寻新的增长动力.基于2008—2013年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626个有关税收竞争的面板数据,在考虑个体异质性和参数异质性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方法,实证检验了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竞争对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分位数上影响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更大,且税收竞争估计系数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过程,基于样本分组的稳健性检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同时说明当前地方政府之间并不存在恶性税收竞争的现象.     

技术进步、产业集聚、城市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

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相关模型进行推导,得出了一个新的多元分析框架理论模型,得到了技术进步、产业集聚、城市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四者之间内在关系的作用机理.随后,构建了技术进步、产业集聚、城市规模三者之间的面板联立方程实证模型(SEM)和技术进步、产业集聚、城市规模三者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面板最小二乘回归实证模型(OLS).并基于Stata计量分析软件平台,以中国23个城市群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将中国城市群整体和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分别进行实证检验,以比较其中的差异,得到的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模型推导结果基本一致.通过研究发现,就中国城市群而言,技术进步、产业集聚与城市规模三者之间相互促进,城市规模和产业集聚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技术进步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城市规模适度性研究

城市规模是聚集效应的物质基础,适度的城市规模才能促使聚集效应的有效发挥,而聚集效应的有效发挥是推动城市化过程的内在动力。所以,适度的城市规模对城市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中国城市规模为研究对象,在重新认识和界定城市适度规模的基础上,对中国城市规模的适度性进行考察和分析。     

基础设施定价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分析

建立了基础设施与城市规模的时间序列动态模型,分析基础设施市场化运营中,因定价收费方式不同,理论上对城市最优规模的影响。对比分析了基础设施以边际成本定价和以平均成本定价的区别,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得出按照基础设施边际成本定价,有利于获得最优的城市规模和实现城市收益最大化的结论,并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相应对策。     

异质性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

城市创新圈是创新要素的高聚集、高密度的创新系统。本研究尝试将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同时纳入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2005—2020年26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GMM模型实证检验相结合,讨论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产业集聚均对城市创新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促进效果顺序是制造业集聚大于协同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排在最后。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南方地区城市均表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北方地区城市则只有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只在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均发挥出负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