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著作权保护的严格化趋势与对策

随着网络交互信息平台兴起,其以具有数字化、大容量、传输速率高、还原度高等特点,逐渐成为版权作品发布、传播、传输、使用的最重要渠道,但同时也导致著作权保护的复杂性和严峻性.通过对全球范围内有关网络平台著作权具有时效性和代表性的案例、立法的整理,以及对版权行政管理机构近期活动的总结和梳理,发现网络平台著作权保护呈现一种日趋严格化趋势,具体表现为对平台间接侵权责任抗辩——"避风港"原则的限制适用、司法裁判中推翻"服务器标准"以及版权行政管理机构加大对网络平台责任的重视等方面.因此,建议网络交互信息平台应该根据趋势,主动采取"平台自律""行业联动"等措施积极应对;同时,司法机关应加强规则的区域统一和灵活颁布,版权行政管理机构则应积极沟通各界,鼓励行业自律,同时推动第三方版权争议解决等平台的建立.     

我国短视频著作权纠纷的现状、问题及其完善建议——兼评近两年的司法案例

随着移动短视频的兴起与发展,短视频著作权问题也日益凸显.相比2018年,2019年有关短视频的著作权纠纷明显增加.争议问题包括短视频的独创性认定、权利指向和平台责任.独创性是需要明确的首要问题,视频之"短"不影响独创性的认定,法官应结合创作主体和创作成果采取相对宽松的"有无"判断标准;对于短视频指向的著作权和邻接权保护问题,可从赔偿层面加强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力度,这也契合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的保护趋势;此外,平台责任多是间接侵权责任,要注重培养平台及用户的著作权意识,同时平台应加强事前预防,避免间接侵权.     

"相对优势"严格责任与企业责任的利弊比较

本文通过对美国现行产品责任法中的"严格责任原则"发展过程中的两种形态即"相对优势"严格责任与企业责任的概念辨析和责任利弊的比较,阐明"相对优势"严格责任是实现与产品有关损害的社会成本最小化的有效标准.我们应从美国产品责任领域严格责任发展完善的轨迹中探求启示,以完善我国产品责任立法.     

基于文本分析的网络借贷评论研究---来自水木社区的数据*

P2P网络借贷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移动金融创新的突出体现，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引发了投资者的广泛关注与讨论。通过研究社交网络平台上有关网络借贷的评论，可以识别投资者对网贷平台的主要关注点和话题。这对网贷投资者、平台的发展和监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收集水木清华社区互联网理财版块上网贷投资者的评论内容作为文本数据，利用Python与ROST CM6，通过文本数据可视化和高频特征词分析，研究文本数据隐含的经济信息。研究发现,评论主要关注资金实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较强的平台；有关网络借贷的主要关注话题包括网贷平台的风险性、收益性、用户体验感和新手求助。实证研究的结果对加强网络平台的自身建设和监管以及投资者进行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平台分级监管的法理逻辑与路径完善——基于欧盟《数字服务法》的比较观察

数字经济时代,包容审慎监管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体现着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体到互联网平台监管领域,包容审慎理念所体现的比例原则内涵,要求立法者在具体监管模式的选择上,充分考虑不同互联网平台间的差异并区分配置合理的义务体系。在比较法视野下,欧盟《数字服务法》创造性依平台用户规模差异,配置梯度式平台义务和监管责任体系,实现风险防范目标下比例原则的精细制度安排。比较而言,我国平台分级监管初现雏形,实体与程序规定设置对平台监管目标实现仍存在距离,强分类分级监管理念与弱治理规范设计的格局尚未打破。从算法透明与数据报送两个方面课以超大型平台额外的勤勉义务,并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完善相关实体与程序规定,有利于处理好平台经济发展与政府有力监管的关系,实现政府监管与平台自我监管的良好互动。     

美国企业年金"三驾马车"监管体制的运行与协调

美国对企业年金的监管实行的是"分权式"监管体制,这是在企业年金发展过程中制度长期选择的结果.本文通过对美国企业年金监管体制运行和协调的分析,发现该体制具有四个重要特点:一是监管机构设置健全,运行机制可靠,部门之间监管责任清晰,避免了监管真空的出现.二是监管部门之间加强合作,提高监管效率,避免了监管责任的重叠.三是监管机构的地位和出发点不同,增强了对计划参与者和受益人的保护程度.四是给予劳工部可以随时干预任何对企业年金计划参与者权益方面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的特殊权力,保证了监管体制的平稳运行.     

论网络平台的责任

伴随网络社会的崛起,传统的"政府单中心治理"模式已不适应治理需要,社会治理模式正朝着社会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变.作为网络社会的重要参与方,网络平台基于其相对优势理应成为网络社会治理主体中的重要一员,并承担起相应责任.在遵循合法性原则和必要性原则的基础上,网络平台的具体责任包括:审查监管责任、 协助配合责任、 安全保障责任及行业自律责任.     

网络平台自治规范的司法审查

作为网络平台自治的外在形式，网络平台自治规范调节网络空间中的社会关系，承载网络平台的自我意志。从表面上来看，网络平台自治规范具备私人合同的基本特征，但本质上，网络平台自治规范是平台“私权力”的集中体现，具有“准法律”的性质。对网络平台自治规范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可以从约束平台权力无限扩张、司法机关协同参与平台治理、实现网络平台治理现代化、救济网络用户权益四个方面获得理解。当前，我国司法机关对网络平台自治规范的审查标准尚不统一。网络平台自治规范的司法审查工作应着力从如下方向予以改进：明确司法审查的范围；突破私法的界限，采用合法性与合理性相结合的审查标准；区分不同的司法审查结果；强化司法审查与行政管理的衔接配合。     

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促进我国食品安全监管

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不是《食品安全法》出台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欧盟和美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比较研究,提出引入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综合运用立法规制、企业自律、社会监督的三重架构促进我国食品安全监管。     

错误成本分析理论下互联网平台准监管责任的问题与完善

在“以网管网”的监管格局下，互联网平台依法履行平台内的准监管义务。在法律模糊或需要价值判断时，受动机、能力、成本等因素影响，互联网平台的准监管活动难免发生偏差或错误。根据错误成本分析理论，互联网平台错误可分为过度监管的假阳性错误和监管不足的假阴性错误。在现有的经济与法律环境中，一般情况下偏向假阳性错误对互联网平台来说是成本更小的选择，但具体语境下的特殊因素会对错误成本产生影响。两类错误均与公共利益相悖，尤其假阳性错误会助长互联网平台的私权扩张。国家在完善互联网平台主体责任的过程中，应细化互联网平台准监管责任的执行标准，调整政府与互联网平台、用户的三元关系，加强塑造互联网平台协议的公共性，激活市场机制，以减少互联网平台错误，更好发挥平台准监管的功能和效用。     

生态文明视野下《核安全法》基本原则探析

"线性生态文明观"面临着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漏洞,"系统生态文明观"应当成为检视和构建《核安全法》基本原则的指导性理念.《核安全法(草案)》中的"确保安全方针"与"安全第一原则"构成语义重复,同时放入基本原则条款无异于焚琴煮鹤;"纵深防御"并不具有原则的特质,更适宜作为一项制度进行规定;"严格管理"和"全面保障"宜合并为"全过程严格监管原则".此外,从解释论的角度看,"责任明确原则"应当偏重理解为行政权力的"决策担责",方能从源头规避和治理核安全风险;从建构论的角度看,《核安全法》中应当增加"信息公开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从而实现"监管核安全监管者"之目的.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制与实践

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在"全国国民经济核算协调委员会"(原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领导小组)主持下,从1986年讨论稿问世,几经试点和修改,至今已经七易其稿.按照"协调委"的战略部署,1992年实现向新核算体系初步过渡,1995年实现全面过渡.目前《方案》虽然仍需进一步修订完善,但主要是针对配套细节内容,《方案》的总体构架已经基本定型,进入了全国试编阶段.本文在《方案》最新一稿的基础上作一概要介绍和评述.     

融资型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分类监管

互联网金融借助信息技术实现普惠金融,实现了对传统金融市场的有效补充.然而,融资型互联网金融平台模式多样,监管部门和理论界对其分类界定不清晰,一方面导致监管空白、P2P平台风险事件频发,另一方面造成目前针对互联网金融"一刀切"的监管现象.提出分类监管是解决目前互联网金融市场监管困境、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鼓励互联网金融市场创新的有效措施.首先,提出应对融资型互联网金融平台实施新分类标准,并基于平台的业务实质、平台承担的违约责任和受托义务以及平台的风险特征,将融资型互联网金融划分为中介型、平台型两类机构;其次,基于金融监管理论,结合功能性监管和行为监管方法,提出对平台型、中介型的融资型互联网金融机构实施分类监管,并提出对中介型互联网金融需加强资本监管、对平台型互联网金融需加强信息披露监管等具体建议.     

竞价排名服务提供者法律性质新论

现行法已经明确了竞价排名的法律性质是广告,但对竞价排名服务提供者的法律性质尚未明确,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也存在争议.主流观点认为竞价排名服务提供者的法律性质为广告发布者,文章对此观点存疑.通过对《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的法教义学分析,对欧美相关立法和司法判决的解读,以及将竞价排名服务提供者与类似的网络平台——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的比较,可以证立竞价排名服务提供者是网络广告平台,其法律性质是《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背离与回归:甲午战争爆发前的美国对朝政策

甲午战争爆发前,美国在对朝政策上最初采取了有悖于传统"中立"政策的积极参与多国联合调停的政策,之后不久,美国最终回归到反对参加一切形式的联合调停的"中立"政策.由于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和国务卿葛礼山的个人原因,美国最初采取了积极参与多国联合调停的政策.但由于美国不希望欧洲列强过多介入朝鲜事务、美国舆论对朝鲜的冷漠态度以及朝鲜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次要地位,美国最终回归到反对联合调停的传统"中立"政策.尽管一再声称保持"中立",但自回归到传统"中立"政策之后,美国采取的完全是偏袒日本的政策.     

论我国社会救助中的监督管理机制——基于“张海超事件”后续发展的思考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实施,结束了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碎片化"的局面。社会救助作为维护公民基本尊严的托底制度,理所当然需要严格监管。"张海超事件"的后续发展暴露出当前我国社会救助中的监管机制存在着审查标准不够细化、执行程序过于简单、救济程序不完善等问题。《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作为临时性法律,只是从宏观层面上完成了社会救助的笼统性规范,却无法进行具体规制。为了更好地实现救助目的,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权,民政部门有必要通过行政立法对《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进行相关制度配套,从而完善我国社会救助中的监管制度。     

实现协商民主:虚拟和面对面的可能性

如何在幅员辽阔的民族国家里同时实现两项基本民主价值--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是一个难题.根据实现这两项价值所达到的程度,可以有各种公共磋商形式.当前在互联网上发生的公共磋商形式,既缺乏政治平等,又缺乏协商.而"协商民意测验"可以说是实现这两种基本价值的最佳方式.其中的政治平等通过随机抽样(给每人以成为起决定作用投票人的平等机会)和讨论平等来实现.协商通过适中而均衡的小组讨论、回答参与者提出的问题以及保持中立的专家小组三者来实现.政治平等和协商在实际应用中有着多种维度的标准.实施协商民意测验的办法包括面对面交流和网络交流两种,它们都有助于实现这两种基本价值.     

论"通知—删除"规则的性质——以平台自治为视角

"通知—删除"规则的法律条文并没有赋予平台自治的空间,但是平台自治的需求已经"凸显".免责条款理论表面上能保障平台自治,但是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归责条款理论是我国的通说,其扼杀了平台自治的空间,司法实践对此虽有调和,但是难以济事.我国的"通知—删除"规则系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在性质上仅仅是行为标准.在侵权行为的认定上,违反"通知—删除"规则的情形并非侵权的充分条件.事实上,这一行为标准的违反在侵权法上的意义仅仅作为主观过错的证据,电商平台可以反证其不具有过错.司法实践中亦有区别对待"通知—删除"规则的违反和侵权之认定的做法.明晰此点方可保障平台自治,同时亦实现电商平台对用户监管之目的.     

论我国司法鉴定的独立、中立和公正

对我国目前司法鉴定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 ,提出通过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独立和中立实现司法鉴定公正的价值观念。针对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的相关内容发表了不同意见 ,提出了完善我国司法鉴定体制、以实现司法鉴定的独立、中立和公正的立法、司法构想     

媒介事件透视与电视角色解读——《媒介事件》述论

媒介事件作为一个特定概念,首先由美国学者丹尼尔·戴扬与伊莱休·卡茨在其1992年出版的《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中提出.他们认为,电视和直播是媒介事件发生的基础,通过电视进行直播才能提供最大范围观众的邀请式观看;电视天然地扮演中立和公平的角色;媒介事件可以达成类同于宗教式的社会氛围,即媒介事件的萨满教化.对《媒介事件》梳理可以发现,从"媒介事件"的原始概念出发,媒介事件的内涵和外延过窄,大量的重大新闻事件不能被定义为媒介事件,而电视作为媒介事件的介质,天然的中立无法令人信服,这削弱了此概念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