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权改革政策的乡村“变通”

自2009年开始,G省全面推行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质上是一场农村制度变迁,但部分地区是通过制度变通的形式得以执行的,即实行集体经营"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临时搁置矛盾纠纷;而原有林权运作中的关系产权、国家的政策网络,以及乡村街头官僚的互动作用,是引发变通的主要原因;它们执行结构的构成及其长期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乡村政策运行中"国家在社会中"的形态。     

"准街头官僚"的失范与治理——以城管部门协管员为例

针对既往"街头官僚"研究忽略了协管员、临时工这一在政府部门大量存在的"准街头官僚"群体问题,指出城管协管员在为城市管理作出贡献的同时,其表现出的以权谋私、妨碍执法及抢夺权威等失范行为,对城市治理、队伍建设和政府形象产生了恶劣影响,亟须治理.然而,由于事权配置失衡,基层治理资源匮乏,协管员身份等因素,使得协管员治理陷入"既离不开又难以有效管理"的"投鼠忌器"式两难困境.认为基层政府应致力于培育正规力量,在协管员等"准街头官僚"群体的报酬上引入市场激励机制,并明确和加强一线执法队员和协管员间的连带责任.     

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内卷化"及其成因

在国家主导的变革过程中,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居委会的组织变革实际上走向了"内卷化".居委会组织变革的内卷化指的是,虽然新的组织形式要素(例如社区代表大会、居委会委员的直选等)已经产生,但居委会组织变革真正要指向的组织性质和实际运作机制却没有根本改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原有的居委会组织性质还得到了加强.论文分析了居委会组织变革内卷化的表现,指出居委会组织变革内卷化除了受制于特定的制度背景和宏观的国家诉求以外,还包括组织本身的资源约束、组织成员的理性约束、来自于外界的权力约束等原因.同时,论文认为,在内卷化的组织变革之后,居委会也可能获得一些名正言顺的借口来对抗基层政权对于居委会自治性的进一步侵蚀,从而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社区中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对比.     

协商民主的广州实践及其经验启示

近年来,广州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在协商民主的不同渠道开展了一系列丰富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宝贵的地方经验。协商民主的"广州模式"丰富了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增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自信,也为当前中国地方城市治理提供了一条重要思路。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渐进式民主背景下我国民主发展的“内卷化”及其突破研究

渐进式民主是当代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优化选择,但发展到目前也面临着内卷化的困境。民主发展内卷化的内在原因主要在于渐进式民主的"空洞化"。要走出民主"内卷化",需要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提出清晰的"渐进式民主"的具体推进规划。为此,确立"基础工程—上层建筑工程"的"阶段性民主"推进规划是较为稳妥的对策选择。     

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需要树立"平等协商"理念并从制度上加以保障,这是政协协商民主的基础和前提;需要建立和完善执政党与政协的决策协商制度、人大与政协的立法协商制度、以及政府与政协的决策执行协商制度,这是搞好政协协商民主的关键;需要推进政协协商民主法制化建设,这是政协协商民主的保障。     

作为嵌入性治理资源的协商民主——现代城市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互动规则

现代民主与现代城市治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生关系.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民主实践采取了治理的取向与路径,形成一个普遍的制度建构行动.当下中国民主发展呈现出以提升治理和解决民生为中轴,以整合多元社会主体为取向的实践结构,使得社会发展通过协商民主实现了内生性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协商民主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把民主作为一种治理资源嵌入到现代城市治理当中,而不是单纯地建构一个具有民主形式的外在约束制度,其发展路径化解了民主与发展互为前提或者结果的外生困境,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形式.     

党内民主发展的内卷化倾向:肇因与治理

党内民主发展中的内卷化倾向已经初现端倪,对之进行有效治理也已经迫在眉睫。就其肇因而言,全党性的民主习惯、民主意识、民主作风尚未完全养成,发展党内民主的整体能力建设滞后,党内民主的理论建设与创新力度不足,党内民主发展的制度化水平提升缓慢等,都对党内民主发展的内卷化倾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治理党内民主发展中的内卷化倾向,应采取的基本路向包括:设立全党性的党内民主发展协调统领机构,制定党内民主发展的总体规划,营造党内民主发展的环境氛围,规范党内民主发展的实践探索,从根本性制度层面推进党内民主制度体系建设。     

信息权力：理解基层政策执行扭曲的一个视角——以A市中街城管执法为例

“街头官僚”同时承担政策执行者和信息传递者的“双重角色”,但在“管理官僚”和“相对人”的“双重压力”影响下,其政策执行者的角色难以有效执行,从而出现政策执行中的扭曲。但在法制社会背景下,“街头官僚”扭曲执行政策有被问责的风险,出于理性人的避责考虑,“街头官僚”通过其在“管理官僚-街头官僚-相对人”信息传递结构中的信息传递者身份,通过“搭便车”的方式将该网络中心结构为其提供的信息资源优势变成“信息权力”,进而通过对信息资源再整理的方式制造出信息不对称的结果,以此具有了影响他人的能力,并让“信息权力”能够越过制度而生存。在实践中,“信息权力”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为“信息权力”处于国家和社会的监督之外,存在滥用、影响国家法制建设和现代化治理等风险,因此需通过源头控制和过程控制的方式进行管控。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