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与文言小说

"采"对于"诗"具有发生的意义,文言小说早期之"缀"、"采"与"采诗"之"求诸野"在方式上是相通的,故"采"对于文言小说也具有发生的意义;考察文言小说创作实际状况,发现文言小说从其产生就与"采"相始终,"采"成为文言小说的一个"观念",采录也成为文言小说最主要的写作姿态;以上方面,决定了文言小说内容上的"博"、"杂",在结构上的"小"及作家非正统心态三个本质的规定性.     

语体文的欧化与大众化之辩——评1934年的大众语论争

1934年的大众语论争,非常具有历史的戏剧性。文言复古派攻击欧化的白话文深奥难解、异化青年;大众语的提倡者采取迂回的战术,指责白话文不够白,借此化解文言复古势头,进而推进大众语建设;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维护者则在白话、文言、大众语三者之间来回求证。在论争中,如何对待语体文的大众化与欧化的关系问题是分歧的焦点所在。论争已超越了简单的新与旧、精英与大众、启蒙与救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分野,反映了自五四以来社会与文学领域所积累的症结和冲突。     

梁启超与朱光潜美学之比较

近现代中国美学大家中,梁启超"人生生活于趣味"的人生观,朱光潜主张"人生的艺术化",二者在理趣上是一致的。梁启超倡导的"新文体"和朱光潜对未来"新文学"的思考在方向上也是一致的。他俩都不偏废文言,而主张以生命情趣为本体,把白话文造就成一种既有文言的凝炼,又有欧思的畅达和谨严的文字。无论是梁启超还是朱光潜,他们的文学革命都是来自于生命情趣本体的外化,"新文体"和"新文学"都是"人生生活于趣味"和"人生的艺术化"人生观的体现。     

论百年来白话修辞学的发展

"修辞学研究随着文体的演进而发展",这是一条被无数次历史事实验证过的规律。白话修辞学百年来随着文体变革而发展的历程,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白话文体、白话修辞学与文言文体、文言修辞学的竞争分为三个阶段:(1)"新文体"倡导阶段;(2)"白话文"运动阶段;(3)"大众语"运动阶段。建国前白话文、大众语运动存在着不足,建国后白话语体、白话修辞得以发展。白话修辞学随着白话文体的成长壮大而成长壮大。白话文体、白话修辞学在与文言修辞学竞争中渐成主流。白话修辞学的诞生与成长,与引进国外修辞学说息息相关。     

汉语词义发展的重要背景——主导文体及其嬗变

主导文体是一种文本语境,影响着人们对词语的选择、对语义表达方式的心理设想和词义组合、聚合的整体构造方式.汉语主导文体所营构的文本语境理应成为考察汉语词义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参数".文言和白话这两种汉语文体,在各自占据主导地位以及二者嬗变交替之际,都深刻地影响了动态词义在语境中的实现方式和汉语词义的进一步发展.     

小议“二拍”的叙事模式——兼与文言小说比较

据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考证,凌濛初的"二拍"大部分的本事来源于文言小说集,而作为两种不同的文体,白话与文言在小说叙事上各有千秋。笔者从叙事学的角度对"二拍"的叙事做一简单梳理。     

论岭南小说《俗话倾谈》之文体形态

文章以岭南晚清民间小说作家邵彬儒在其说书基础上编撰而成的通俗短篇小说集《俗话倾谈》为研究对象,从体制、叙事和语言三个方面探讨该书的文体形态,认为《俗话倾谈》虽为通俗短篇小说,却具有文言小说的文体特征,体现了晚清时期通俗短篇小说文体积极吸收文言小说文体的因子以求新变的努力。     

新文言小品语体研究

该文以陈四益的文言小品文为研究对象,对新文言小品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新文言小品是当代社会的产物,具有引领生活和警醒社会的功能。受此语体功能的制约,新文言小品呈现出简约、形象、生动、幽默、明快的语体特点。     

魏晋"志怪"的社会新闻文体论证

魏晋"志怪"这一文体一直被划入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领域,其历史原因是概念内涵上的模糊、对志怪文体错误的定位。实际上"志怪"的内容是中国早期的社会新闻,它在内容上属于"实录"性质,不是虚构,因此不属于小说;"志怪"在采辑过程中很讲究时新性和知新性,文字多重奇闻怪谈,因而也有别于史传文字。     

文言——现代新诗难以割舍的“情结”

自晚清之际就遭受质疑的文言,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更是被视为白话不共戴天之"死敌"。但无论是胡适还是后起的白话新诗人,都无法摆脱文言的影响。文言自始至终就没有被完全驱逐出现代新诗的领地,而是始终潜存于貌似"彻底"白话的语言形式之中。     

《周易》"文言传"取意新解——兼论上古先民的语体意识

《周易》"卦爻辞"与《周易·文言传》的得名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根据《系辞传》所给的信息,"辞"既不同于"书",也不同于"言",它乃是一种曲托假借、言近旨远、注重文饰的特殊语体。《文言传》将"卦爻辞"称为"文言"——文饰之言,并为它作传,足见早在上古时代我国先民对"辞"的审美特质就已有明确的认识。     

论文言的文化认知功能及其实践模式

文言是汉语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重要的语言资源.应当高度重视文言的文化功能,把文言教育与提高汉语汉文化的认知能力联系起来,增加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塑造民族精神.     

"五四"以前的汉语白话欧化考察 ——以官话译本《天路历程》为例

一般认为,汉语白话欧化始于"五四"时期.事实上,在这之前就有了一些白话欧化的早期表现.官话译本《天路历程》被认为是这一表现的典型代表之一.通过与原作、《红楼梦》等传统白话作品及其他译本对比,考察官话译本《天路历程》连词、介词和第二人称代词的欧化现象,由此可以了解其作为汉语白话欧化早期文本的具体样貌.     

古法之卫道，抑或新派之革新——论林译小说文言运用的必然及潜质

文章从语际转换的社会功能机制角度出发,通过对目的语的文风时尚性、接受者因素及原作风貌体式的具体分析,得出林译小说本身的语言风格——文言的运用具有其必然性,是由林纾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及译作接受对象的针对性、中西文学的文法类同性及译者个体情趣综合决定的.此外,该文体的运用对中西方文学的历史性融合及中国文学资源的拓展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     

论文言碑志艺术现代化的三个面向

碑志作为一种经典的文学和造型艺术,在现代文学史和艺术史中占据重要位置,并在清末以后走向现代化,对此学界鲜有研究。文言碑志的现代化主要包括三个面向。首先,该时期不仅引入了“纪念碑”“滑稽碑”等新文体,戏仿类拟碑志作品也开始盛行,凸显了碑界革命新风潮。其次,碑志作者在语言运用上打破了古典时代的行文规范,在句式上不限字数、不拘骈散,用韵也更加自由。再次,文言碑志中渗入了不少白话元素,并运用了大量新词汇和新典故。最后,随着现代政治文化生活的日益复杂化,该时期碑志在叙事上多以重大政治事件为线索,一方面突出个人命运与大时代的紧密联结,另一方面也逐渐成为政治宣传的一部分。碑志中的议论也往往紧跟时事,具有浓重的革命色彩和强烈的批判精神。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述略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是祖国文学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它不但保存了重要的小说文献,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象其它类型的文学作品一样,对于较全面的文学研究以及对古代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面貌的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由于历来视小说为"小道"观念的影响,小说总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对它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从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产生发展、类型特征和历史价值三个方面作了论述.     

文言小说标目对古典小说回目的催生

文言小说的通俗化引起了文言小说标目方式上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从唐代的<唐国史补>开始,经<云溪友议>与<鉴诫录>,直到宋代的<青琐高议>与<绿窗新话>,才开始出现"类回目"式的标目,并在叙事文学系统内部对后世古典小说回目具有示范导源之功.     

文言：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种重要软资源

文言和文言文是汉语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中宝贵的软资源。应当高度重视文言和文言文的文化传播功能,做好文言资源的开发、继承和保护工作,使现代汉语学习、现代语文教育从继承和复兴民族精神文化的高度认识文言资源。     

唐代文言小说与文学制作意识

对于唐代文言小说的定义 ,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 ,归其根本是判断标准的混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传奇”概念也是模糊变化的。其实唐人文言小说并未形成文体上的突破 ,只是文学制作意识在各旧有的叙事文体中得到大量的广泛的运用 ,这与唐人万象更新的风气相关。然而文言叙事文体的传统规范性使这种文学制作意识的侵入只能停留在一定的程度 ,所以“唐人传奇”这一文体称谓的科学性值得探究     

文言小说“类”的争鸣与厘定

如何厘定文言小说的"类"是文言小说研究中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文献中区分文言小说"类"的观念与方法入手,分析了文言小说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两种不同风格趋尚;指出文言小说的分类宜从风格上把握,不宜从题材上去把握.可按风格分为"晋类"和"唐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