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外部性大学生不良行为的经济矫正手段

大学生的不良行为具有负外部性。从负外部性理论和强化激励理论出发,运用经济手段促使行为成本内部化,有利于矫正负外部性大学生不良行为。     

环境规制与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选择:“倒逼转型”还是“规制俘获”

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选择,除承担转型调整成本外,还面临高昂的沉没成本。为避免陷入“资源优势陷阱”,政府试图通过环境规制来约束企业的负外部性行为。通过构建环保监管部门与企业的双方动态博弈模型,并将绿色声誉对二者行为的约束、得益引入模型,探究环境规制能否诱导资源型企业的绿色行为选择。研究发现:精心制定的环境规制能触发企业绿色行为选择,但资源实际控制者环保监管部门与企业间易出现“规制俘获”;声誉机制透过政府公信力损失与得益,媒体披露影响力度与利益相关者态度,可有效约束监管部门被“俘获”行为,遏制企业寻租的可能性,间接倒逼待转型企业绿色行为选择;企业违规处罚力度的增加,在倒逼其绿色行为选择的同时,也降低了监管部门被寻租的机会。     

最优贿赂、腐败与矿难事故的内生性——解释与防治矿难的经济模型

根据国家安监总局的观点,重大矿难事故背后往往存在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官员的失职渎职以及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腐败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存在贿赂和腐败行为的矿难事故模型。研究表明,通过考虑矿主与负有资源矿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官员之间的博弈,可以得到矿主的最优贿赂额。通过引入时间因素,将矿难事故的概率内生化。从而最优贿赂额、资源矿的安全生产标准、官员腐败被查处的概率、腐败的成本、资源矿的收益等一系列因素都将系统影响矿难事故的发生,并据此提出防治矿难事故的政策建议。     

自然资源外部性激励和抑制的制度优化

探讨自然资源正外部性的表现形式及其相关的激励理论,提出自然资源正外部性激励的主要途径,包括依据正外部性的作用范围选择合适的规制方法、综合使用激励手段以及尽量让市场起作用等;阐述抑制自然资源负外部性的三种主要手段,即法律禁止、政府规制和道德约束。在分析这三种手段适用性的基础上,提出抑制自然资源负外部性的主要途径,包括选择合适的规制方法、明确产权和引入市场等。     

医疗商业贿赂的博弈新论及其治理对策——结合新医改方案的思考

医疗商业贿赂破坏了市场竞争规则,损害了患者利益,冲击了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体系,滋生了腐败和经济犯罪。医疗商业贿赂博弈模型及其改进分析表明,高薪养廉不一定有效。实施商业贿赂与受贿者的收益无关,因而盯住在职收入低的部门主管和其东窗事发后转换工作带来的净收益都是错误的,限制受贿者的从业资格也是无效的。商业贿赂发生的概率与监管成本正相关,与监管收益负相关。必须结合当前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要求,实施制度反贿,即合理配置权力结构;创新监督管理模式;规范医药产品的采购和使用制度;完善反商业贿赂立法;健全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内部管理制度与自律机制;完善公立医院和注册医师的补偿政策;重视发挥教育和道德的净化和制约作用。     

高校商业贿赂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高校商业贿赂行为是一种教育寻租行为,行为主体"教育寻租者"与"教育给租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合作博弈关系。高收益与低风险是高校商业贿赂的主要成因。因此,需从道德内约、强化法规约束、完善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做好相关制度安排,遏制高校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     

基于经济伦理的腐败问题研究

经济伦理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是由经济伦理缺失所导致的腐败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文章从经济伦理角度出发,通过构建经济伦理的决策模型,对腐败行为的产生和腐败问题的治理做出分析。文章指出,腐败行为的产生是行政人员根据期望收益的决策过程,其核心内容是经济性和伦理性的内在博弈。对于腐败的治理,要从制度调整、监控体系以及伦理规范三个方面做出,以提高腐败行为的成本,降低腐败的期望收益,从根本上抑制腐败行为的发生。     

国际气候政治中的负外部性权力及其影响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各国的温室气体减排进程缓慢。文章通过“负外部性权力”的视角分析这种国家行为体削减自身负外部性意愿和行动力不足的问题。在特定条件下,负外部性形成一种权力资源。其发挥作用的原理是产生负外部性的主体可以凭借负外部性为条件与其他行为体讨价还价以增加自身的获益或使自身处于有利地位,因此负外部性具有关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属性。在气候政治中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排放大国倾向于使用负外部性权力影响总体谈判进程和其他行为体以获取利益。通过案例研究,文章认为在国际气候政治里美国主要是消极使用负外部性权力,欧盟则是积极使用负外部性权力的典型,而中国也拥有越来越多的负外部性权力资源。为了更好地解决负外部性问题,应当承认负外部性权力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在合理限度内对其进行使用。      

政治信任的制度—文化归因及政府合作效应

中国社会的政治信任问题日益突出,是需要正视与解决的重大公共管理问题。本研究通过767个城乡居民问卷调查发现,公共政策评价和腐败感知显著影响政治信任。中央政治信任决定于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腐败感知、社会信任、政治犬儒主义、权威主义价值观与媒体信任;本地政治信任决定于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腐败感知与权威主义价值观。政治信任能促进个体的合作行为,抑制对抗行为。     

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CLDS2016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CLDS2016数据,基于6 174个样本,从性别差异的视角,运用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资本和村民自治参与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农村女性面临着社会资本欠缺和自治参与不足的困境,自治参与率的性别差异达14.28%;(2)社会资本是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强连接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自治参与均具有显著影响,但一般信任为负向作用;(3)分组回归发现,强连接网络、特殊信任和互惠规范对女性村民自治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男性村民影响显著,但一般信任对男性村民为显著抑制作用;(4)性别在互惠规范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道德约束中,并未发现性别的调节作用。综上,可以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尽管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社会资本对两性自治参与的影响机理亦有不同,但社会资本并非造成村民自治参与性别差异的关键因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性别差异对女性自治参与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