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检察机关同步介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机制

检察机关同步介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已形成制度,在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保障生产安全和群众切身利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检察机关参与事故调查模式的固有缺陷随着实践的深入也逐渐显现,因此,应明确检察机关同步介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机制的法律地位,适时建立独立调查机制;妥善处理坚持、接受、依靠党的领导和建立独立调查机制、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关系;引入信息公开制度;重视秘密调查和情报研判工作;吸纳紧缺性人才,加强学习型反渎职侵权检察队伍建设。     

虚假信息威胁民航安全行为的刑法规制--以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为视角

飞行中的航空器具有速度快、风险高、易受干扰的特点,以虚假信息威胁航空器飞行安全,极易发生飞行事故。与一般公共场所的事故后果相比,散布虚假信息给民航飞行安全造成的后果更严重,所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适用难以达致立法的预期效果。为严密我国刑事法网、与国际公约相衔接,有必要具体考察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的相关规定,应在厘清我国刑法条文与之对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础上,在我国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创设“以虚假信息危及飞行安全罪”,作为我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之一。     

民用机场电磁环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基于《民用机场管理条例》的修订和实施

电磁环境保护是保障民用机场运行安全的重要制度,在中国具备良好的法律基础和执法机制.然而,随着无线电干扰活动的实践发展和民航领域航行新技术的应用,现行民用机场电磁环境保护制度需要进行相应的修订和完善.在立法层面,《民用机场管理条例》应当以列举的方式明确禁止在机场及附近区域放飞无人机和使用无线电信号干扰设备,将电磁环境保护对象由"民用航空无线电专用频率"扩大修订为"民用航空无线电相关频率".在执法层面,应当充分保障民航有关部门对联合执法机制的介入程度,由无线电管理部门贯彻实施《无线电管理条例》《民用机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航空器等公共安全相关频率的严格保护,不将责令改正作为行政罚款的前置程序,对非法无线电干扰设备的全链条活动处以高额罚款,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民用机场电磁环境安全.     

民用航空器物权体系建构若干问题研究

民用航空器物权体系是民用航空法律制度的重要部分。建构民用航空器物权体系具有诸多价值,而我国民航法律中仍有一些不足和疏漏。我们应在民航法律中确立"建造中民用航空器"概念及其准用民用航空器权利制度,为《物权法》确立的"建造中民用航空器"抵押权制度提供依据;确立民用航空器留置权制度,完善民用航空器他物权体系;确立和完善民用航空器优先权制度,实现实质正义。     

国际民航不循规旅客管辖权问题研究

随着国际民用航空运输业的飞速发展,在航空器上不循规旅客案件数量也呈现激增趋势. 仅仅依照1963年《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东京公约》)已远远不能实现对该类案件的有效规制:因其在管辖权方面的规定过窄,导致很多案件出现"管辖空白"的情况. 国际民航组织2014年通过《关于修订〈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的议定书》(《蒙特利尔议定书》),作为《东京公约》现代化的最终成果,对管辖权方面做出了新规定,在原有的航空器登记国管辖权基础上增加了航空器降落地国和航空器经营人所在国的管辖权规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东京公约》管辖权规定的不足. 在系统梳理国际民航不循规旅客管辖权规则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探讨现有规则的积极意义及不足之处,建议中国相关规定亦需要进行修改.     

国际民航安全法律--基于马航MH370事件和MH17事件的分析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事件和MH17事件的发生,暴露出了国际航空安全法律机制存在两大缺陷或漏洞：一是在航空器运行信息的提供和分享上,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二是在武装冲突地区安全风险的防范上,没有建立起安全风险评估制度与预警机制。基于国际条约达成的漫长性、条约内容的原则性、执行上的非强制性等原因,试图通过国际法来弥补或完善这两方面的缺陷,不具有可行性。因此,完善航空适航法律制度,明确航空器制造商、发动机制造商和航空器运营人各自提供航空器运营信息的责任、义务、范围,通过国内法建立起安全风险评估制度与预警机制,将有助于保障国际航空安全,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再论监察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中的法律帮助救济限度

因监察调查独立于刑事诉讼,除检察机关经由"商请"方式提前介入职务犯罪外,当前监察法律规范就其他主体提供法律帮助之规定仍暂付阙如.基于程序相称性原理、程序对抗平衡及人权保障之需要,立法应从理论探讨层面确立职务犯罪调查阶段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等程序救济之必要性.从主体身份上,应将指派"公职律师"纳入法律帮助主体范围;从介入时空上,应考量监察立案与监察调查措施审批之时间界限;从权利保障上,应从程序上贯彻法律帮助之"告知"与"批准"义务;从运行效果上,职务犯罪调查中的法律帮助应贯彻"在场"原则以实现刑事诉讼法上之"有效辩护",且不应忽视被调查人移送审查起诉以前的认罪认罚主观意愿.     

"和":《淮南子》"法"思想的总体特征

"和",是在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上形成的以和谐为核心的综合性概念,作为一种状态理解,是不同要素间和谐、平衡、圆融、相遂相生的最佳关系状态.以《淮南子》"法"思想为论域,"道""法"之"和",以"道"入"法",缓解"法"的刻薄寡恩;"儒""道"之"和",以仁义入"法",化解严刑重罚的残暴之失.《淮南子》以旨近《老子》融和诸子,为调和矛盾、化解危机提供天下"和合"的为治方案.     

"攻击防御方法"之平衡--简论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

在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原则要求法院保障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不仅应消极对待双方当事人,而且要积极辅助在"攻击防御方法"掌控上出于弱势的一方当事人.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和律师收集证据的手段和程序之规定既不利于当事人"攻击防御方法"的平衡,又有违法院中立地位的要求.我国应当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取证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     

《周易》"文言传"取意新解——兼论上古先民的语体意识

《周易》"卦爻辞"与《周易·文言传》的得名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根据《系辞传》所给的信息,"辞"既不同于"书",也不同于"言",它乃是一种曲托假借、言近旨远、注重文饰的特殊语体。《文言传》将"卦爻辞"称为"文言"——文饰之言,并为它作传,足见早在上古时代我国先民对"辞"的审美特质就已有明确的认识。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