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融媒体时代,传统主流媒体与新兴主流媒体都要强化社会责任担当。主流媒体应协同配合、取长补短,合力营造全新的主流媒体业态,掌握舆论传播主动权,传播主旋律;主流媒体在转型过程中,不能让商业化、娱乐化蚕食与削弱社会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担当;应做大做强新形势下的舆论监督;应发扬优良传统,用全新方式讲述全新故事,承担、履行时代与社会赋予的责任与使命。     

5G技术条件下主流媒体参与沉浸式新闻生产研究

在5G技术条件下,“后真相时代”倒逼主流媒体进行新闻生产模式及话语表达范式革新。沉浸式新闻对主流媒体构筑媒介化社会表现出强大的助推效能,助力主流媒体重构互通渠道,加强人、信息、情感的网状联结;助力主流媒体加速“破圈”,在泛众化格局中推进媒介融合;助力主流媒体深化市场资源竞合,超越信息传播本身创设连接意义;助力主流媒体重拾话语主权,构筑新型社会沟通模式。当前,沉浸式新闻既为主流媒体发展带来了机遇,但生产的困局也依旧明显,主要体现为：主流媒体新闻生产体系尚未闭环稳定,沉浸式新闻沦为“鸡肋”;沉浸式新闻的“真实性”有待确证,伦理失范问题亟需回应;沉浸式新闻的适用场景尚未明确,极易引发价值失控等风险。为此,提出主流媒体的应对措施：(1)加快新闻生产体系的闭环定型,稳定盈利变现模式;(2)坚守新闻真实原则,提升与受众“强交互性”情境下的创作能力;(3)精准把控新闻报道边界,系统掌握沉浸式新闻的适用场景。     

政务大数据驱动的动态社会治理研究

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既需要政府转变职能,也要求推进区域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针对政务服务平台数据特征,构建综合考虑词汇平均相似度、话题出现密度和信息增益的SDIG热度分析模型,在话题聚类的基础上分析话题热度和聚集特性,并以东部A,B两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表明,道路建设、交通管理、环境治理和经营管理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重点。城市发展的差异性导致A市居民更多关注电力和道路问题,而B市居民则更多关注施工扰民问题。在夏季需要重点关注污染和噪声问题,在冬季则需要重点关注道路交通问题。政务服务大数据分析能够有效提高区域的社会治理水平。     

建构与赋权:城市主流媒体中的农民工镜像

以农民工流入的代表性城市——东莞为主,考察了当地主流媒体的农民工报道,并分析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的话题;认为政府、政策主导、自上而下是东莞主流媒体的基本叙事逻辑,其中《东莞日报》《东莞时报》中的农民工更多呈现"被代言"的沉默者和"受惠"的弱势者形象;让农民工回归城市主体是大众媒体消除农民工与市民群体之间隔阂进而形成互相认同的关键,还原农民工为城市主体应是大众媒体报道的基本逻辑;农民工的媒介近用是赋权的过程,传播赋权对于农民工个体而言,是个人身份与社会角色之间的调适。     

政党纯洁性与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认同建构

纯洁性问题不仅事关党的生存和发展,而且民众大都是通过党的纯洁性形象来感知、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魅力和实践力量的。保持党的纯洁性能够巩固和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性地位,是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认同建构的一个关键维度,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二者的内在统一性。当前,党的纯洁性出现的流失和下降现象严重腐蚀着广大民众对党的信任基础,对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认同建构带来严峻挑战。探索和寻求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机制和路径,是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认同建构的本质要求和必然选择。     

媒介整合社会:建构媒介功能新理论

从“媒介整合社会”角度来阐述媒介功能理论 ,是对媒介功能研究的新发展。本文以“媒介整合社会”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分析模式的原型 ,对传统媒介功能理论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进行参照剖析 ,论述“媒介整合社会”对传统媒介功能理论的三点创新和突破 :其一、构建一个全方位视野来审视媒介功能 ;其二、形成一个真实的互动体系 ,来衡量媒介与社会的相互作用 ;其三 ,构建了媒介生产力理论。     

政务新媒体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的机遇及挑战

政务新媒体的介入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机遇,节省了时间与空间成本,提供了公民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为政民沟通创造了便捷交流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更便捷的客观条件。但同时,政务新媒体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中也显露出诸多问题,如政务新媒体自身定位模糊、缺乏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内容供给存在不足。因此,必须在明确政务新媒体的定位基础上,提高政府回应力度,强化内容供给,实现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数字政务应用和社会参与

数字政务应用对社会进行"技术赋权",促进了公众的社会参与,有利于公众和政府协同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出现。根据公众对线上各种数字政务应用的使用习惯,运用潜类别分析的方法,研究识别出4类对数字政务应用的使用接受程度高低有差的使用者:积极使用者、普通使用者、传统使用者、消极使用者。研究发现:这4类使用者不仅在性别、年龄、学历和职业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4类使用者中对数字政务应用的使用接受度越高的群体,他们为"抗疫"事业"出力"和"出钱"的行动与意愿也更加积极;公众对数字政务应用的使用接受程度也影响着他们自身对数字政务应用社会治理效果的认可。鉴于此,政府应当积极推动数字政务应用在公众中的普及和使用。     

技术、传播与社会：中国主流媒体融合发展路径——以长三角地区12家主流媒体为例

中国主流媒体融合进入关键期,技术理性和社会多样性的矛盾,虚拟传播无边界和现实管理归属的矛盾都在加剧。长江三角洲是主流媒体融合的先行区,对全国有示范意义。上海、江苏、浙江12家媒体的实践显示媒体融合已从内容和人才融合步入资源和产业整合阶段,推动社会结构变革,形成沉浸云平台等多种发展模式,但尚未摆脱路径分歧、融合浅表等问题。融合发展路径包括:顶层设计先行,集中党政资源支持主流媒体,技术开发全国一盘棋,减少重复建设,等等。     

新型主流媒体新闻身份建构:主体间性与道德共识

身份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一,是在自我与他者的交互与差异中建构的,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建构。从主体间性视角出发,通过文本分析发现,新型主流媒体新闻身份建构的主体是一种传者、用户及新闻角色之间交互的间性主体。主体间性身份建构的肯定性功能是实现主体间的理解,最终达成道德共识,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但有时这种肯定性功能也会失灵,由否定性功能取而代之,表现为多主体间的误解甚至冲突。     

中庸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庸思想与和谐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认为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核心范畴的中庸，蕴涵有丰富的社会和谐思想。中庸所倡导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的和谐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中庸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重要的方法论功能。不过，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庸的社会和谐思想与今天所倡导的社会和谐之间的差异性研究，需要从多学科角度对中庸思想与和谐社会关系作深入探讨，需要加强对中庸方法论及其实践价值的系统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在当前积极推进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构成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地方保护主义及部门保护主义的体制性问题。对此,一方面需要完善政府主导的个人及企业信用信息库建设工作,强化各级政府及司法部门的监管职责及法律惩戒;另一方面则需大力发展各类行业协会及商会组织,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信用管理,必须要借助于地方性的行业协会及商会组织治理,与国家及市场有所区别而又良性衔接的社会性行业治理是未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中心要旨之所在。     

城市社区福利：现状及其建设——以武汉市问卷调查为例

以武汉市1 053位入户访谈居民和88个社区的福利状况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描述了市民的社区福利需求和供给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城市社区福利中存在的供给与需求脱节、定位偏差、弱社区主体性、低福利性高市场性等问题,并根据居民需求的轻重缓急,将所有居民的需求项目按其需求比例的高低,综合考虑福利项目的可操作性和社会价值,制定了一个社区福利建设的"三步走"计划.     

董事会治理、媒体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

以2009—2011年在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 RLCCW 数据库、CSMAR数据库数据,研究董事会治理、媒体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国有控股企业不同,在国有控股企业中,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和董事会独立性的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随之增大;在国有控股企业中,两职兼任的现象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产生微弱的消极影响;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存在女性董事有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媒体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在董事会治理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转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边缘到主流:华裔美国妇女社会地位的上升历程

从19世纪30年代至今,华裔妇女移民美国已有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挣扎之后,她们依靠着自己的努力逐渐由社会边缘跻身主流社会。本文借鉴令狐萍在其著作《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史》中将华裔美国妇女的移民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的方法,将华裔美国妇女从社会边缘到开始跻身主流社会的历程也划分为三个时期,并着重从女性主体意识和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过程等方面来阐释这一历程。     

宁波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现状与政策建议

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征地规模扩大,失地农民的数量也在增加,其社会保障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通过对宁波市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查分析,对如何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作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