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

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杜贵晨关于罗贯中的籍贯，历来主要有四说：（一）东原；（二）钱塘；（三）庐陵；（四）太原。其中（二）、（三）两说虽然也有文献可征，但是均属＂故老传闻＂性的记载，近世学者多不重视。因此，关于罗贯中籍贯的讨论，实际只集中在＂东原说＂...     

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观点我国古代学者早有论述

“在无所妨碍时,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观点,并非马尔萨斯的独家之言,我国古代学者也早有论述。最早把人口与生活资料联系起来考虑的,是我国战国时期推行“变法”的商鞅。他首先提出了人口与土地必须在数量上保持平衡的论点。他虽然与管仲、孔子等先于他的政治家、思想家一样,主张大力增加人口,并采取了“徕三晋之民”的具体措施①,但同时又明确指出:“民过地,则国力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②,反复强调“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③即主张二者要平衡。稍后一些的韩非,则最先看到了人口增长快于财货增长的现象。他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女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     

《老子》：哲学视域下的老子自传

《老子》中的“吾”、“我”多指老子本人,《老子》中关于“吾”、“我”的文字多为老子“自传”。由《老子》中关于“吾”、“我”的文字可知：老子借助于人们对“帝”的信仰而建构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其所谓“道”出自于“帝”;老子以道为人生准则,以得道为人生目标,似“愚”实“智”,与“众人”和“民”等相区别;老子一面践行道,一面宣扬道,以失败告终,原因是天下人“无知”。“被褐怀玉”是老子生命的写照。     

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

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杨海中一关于《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籍贯，本世纪３０年代之前所见资料记载中，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但比较确切的说法：（一）东原人１．百十五回本《水济渤署“东原罗贯中编辑”；２．百二十四回本《水游传》署“东原罗贯中参订”，３．万历本...     

有关莫友芝几个问题的考证

莫友芝（字子偲）一生治学严谨,攻书勤奋,著述宏富,为清代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藏书家和目录学家,时与遵义郑珍并称“郑莫”和“西南硕儒”。时人在其生辰、出身、籍贯、族别、解元诸问题上尚有不清之处。为此,笔者专事考订,管见寸识,祈求方家赐教、指正。     

李退溪的“取信于民”对儒家民本思想的贡献

李退溪(1501—1570年)是朝鲜李朝时期中国朱熹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学说被称为退溪学。李退溪是继孔子、朱熹之后儒家思想的代表者。退溪学是十六世纪后东方文化的体现。退溪学是朱子学在国外的分支,是当今国际学者研究东方文化的热门课题。本文就李退溪提出的“取信于民”对儒家民本思想的贡献进行论述。     

庄子的思想

(一) 庄子的身世庄子和老子同称为“老庄”学派,史記中也是老庄中韓合传,本傳原文云: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園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关于庄子的籍贯和年代,这好象很明確,其实有一些问题是含混的。首先,蒙究竟是哪一國的属地,还有不同的說法,汉书地理志以蒙縣屬梁国,这是指西汉时的梁国,而史記会注考証引梁玉绳云: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朱陆之辩”——兼论乾隆反“门户”观念的影响

“朱陆之辩”是理学史上的公案,自南宋产生后一直绵延至清代。尽管清初朱子学独尊,陆王心学没落,但“朱陆之辩”仍然是士人热衷讨论的话题。而《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就是对此做出总结。一方面,《四库全书总目》尊崇程朱,以濂洛关闽为宗;另一方面,不废金谿姚江之所长,承认朱陆之异同,认可王学自身的价值。而其背后,则是提要对乾隆反“门户”思想的执行。     

学还需疑

《论语·颜渊》有这样一段记载：“子贡问政,子（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汉代思想家王充,在读了这段记载后,反问：“使治无食,民饿,弃礼仪;礼仪弃,信安立？” 在封建社会里,礼仪是什么东西,我们暂且不去管它,这里要指出的是：王充这种不以书上说的为是,非为非的大胆怀疑之精神,倒是很值得我们读书、学习时效法的,古人不是说“学则须疑”吗？这就是说,读书要多动脑筋…     

评裴传永的《论语外编》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以汉书·艺文志》）但是，孔子聚徒讲学数十年，“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性记乳子世家》），而忧语》全书不过一万五千言，显然不是他“应答弟子、时人”的全部言论。检诸历代要籍，确有不少孔子之语而为《论语》所未载者。于是，南北朝以降，历代多有纂辑散见于各要籍中的孔子言论的有识之士。有所成就者，如梁武帝萧衍之《孔子正言》、唐王勃之《次论语》，来杨简之铁圣大训》、薛据之《孔子集语》，明李武之《论语外编》、潘土达之《增订论语外编…     

’98学术窗

《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余三定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22．5万字。该书前有王富仁教授撰写的长篇序言材于研究者的研究》。全书分为三编：上编“学者研究”,包括一篇综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一瞥》）、四篇关于哲学学者研究的论文和六篇关于文学学者研究的论无中编“学者风采撷录”;下编“学术书评”。王富仁“序言”指出,著者“把自己这部著作定名为《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我认为是很好地抓住了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学术文化发展的特征的”。《阐释修辞论》童山东、吴利权著,首都师范大学…     

孔子的“使民”思想──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解释

孔子的“使民”思想──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解释吴丕１孔子所讲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历来有不同的解释，至今众说纷纭。其原因在于《论语》没有对这句话提供特定的背景条件。迄今为止，人们对这段话的各种解释，都不能令人信服...     

“蒙”与汤始居亳

一“蒙”地望考 《竹书纪年·殷商·盘庚》云:“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蒙是个重要地名,但“蒙”究在何处呢?《左传·庄公十二年》载:“宋万弑闵公于蒙泽。”杜预注:“蒙泽,宋地。梁国有蒙县。”而西汉时在宋地设置的梁国,所辖又有蒙县,看来古地名“蒙” 与宋地的“蒙泽”有联系。《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宋公及诸侯之大夫盟于蒙门之外。” 杜预注:“蒙门,宋城门。”宋国都城的城门曰“蒙门”,这与蒙地似乎也有某种联系,是不是“蒙”就在宋国都城不远呢?《史记·宋微子     

戚继光籍贯考

<正> 戚继光的先世与籍贯史载详明。其子祚国等撰《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载:“家严讳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世家东牟,官卫尉,而为东海氏焉。考自始祖详,当元末时,从外氏避乱濠梁,居定远之昌义乡。会韩山童倡乱,徐寿辉等兵起,我太祖略地至定远,遂首先归附,选充小旗,戮力三十年。始除应天卫中所百户,后征云南阵没。上念开国功,授子斌明威将军,世佥登州卫指挥事。”斌子珪,珪子谏,谏子宁,宁子景通,景通子继光,六世相袭,定居蓬莱。正如《戚氏族谱》所载,自戚斌至继光,“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遂家于登州,隶蓬莱籍。”戚继光在《止止堂集》中     

“请卖爵子”句义辨正

关于<论积贮疏>中"请卖爵子"一句的释义,目前大体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朝廷卖爵民卖子;一是认为民卖爵又卖子.文章从三个方面分析、引证,阐述了后一种意见的正确性.     

周恩来民本思想浅析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的民本思想 ,是他革命和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他伟大人格魅力的思想根源 ,还是构成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坚实基础。一、周恩来对中国民本思想的继承在中国历史上 ,民本思想一直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早在春秋时期 ,西周“德”的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对待民众 ;在神民关系上认为民是神之主 ,季梁说 :“夫民 ,神之主也。”1寻虎国的史嚣进一步指出 :“国将兴 ,听于民 ;将亡 ,听于神。”2 因此 ,君主必须“以德和民”。晋知武子曾对献子说 :“我之不德 ,民将弃我。”3孟子提出一句名言 :“民为贵 ,社稷次之 ,…     

箕子与朝鲜研究的问题

关于箕子与朝鲜的研究,当前主要有今朝鲜平壤说和我国辽西说。平壤说源于东汉郑玄、应劭、高诱等注,为今之通说,而辽西说为后出。通过对史书记载和考古遗存的研究,我们认为“箕子适朝鲜”在辽西;真番、朝鲜在辽东;燕伐朝鲜,朝鲜亡入海（今朝鲜半岛）,为“乐浪朝鲜”。箕子、朝鲜侯的迁徙以及朝鲜王准亡入马韩,与在不同时期发生的政治、军事事件是相关联的。对箕子与朝鲜的研究,重在从史实中探讨真象,提出一系列与通说不同的见解,供研究时思考。     

关于汉代鄨县的废址问题

《贵州方志》总49期载有《尹珍籍贯问题》一文,文中称。“（敝邑）县在六冲河流域,不在遵义播州,（敝邑）县在遵义播州之说,纯属臆测”等语。 按（敝邑）县在遵义之说,有《方舆纪要》、《说文·段注》、《遵义府志》、《华阳国志·刘注》等。《尹珍籍贯问题》的作者,指责诸家所说,“纯属臆测”,但自己又拿不出充分的理论根据,要别人凭空信服,实在很难。 《华阳国志·刘注》称:“延江即乌江,有南北二源,南源三岔河,北源六冲河。”《水经·延江水》载:延江水出犍为南广县。可见古代以发源于今镇雄界的六冲河为乌江正源。 既然六冲河是乌江的正源,那末六冲河就不是（敝邑）水,六冲河既不是（敝邑）水,那末（敝邑）县又怎可能在六冲河流域呢?     

《萤窗异草》成书年代献疑

《萤窗异草》是晚清印行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全书摹仿《聊斋》笔法,凡分三编十二卷,共收录独立成篇的小说笔记一百三十七篇。由于文学史家素来对这部书评价不高,因此罕见有人对它进行专题研究。近读薛洪同志所撰《萤窗异草》一文,多获教益,惟文中视该书为乾隆年间作品,则似宜斟酌。谨略陈管见如后.乾隆成书说的主要依据,是关于本书作者的认定,所以当先从作者谈起。关于《萤窗异草》的作者,现行文学史著述一般都称为浩歌子。这应当说是对的,因为该书每一编卷首,均标明“长白浩歌子著”。编者作这样的署名,意在说明作者是个满人。至于浩歌子的真名,本书《初编序言》云:“未悉为何时人,或     

歌仙刘三姐出贵县西山

关于刘三姐的籍贯问题,过去多根据传说,故说法不一。梅竹公同志此文,搜集诸多历史资料写成,很有价值,令人可信。我国著名史学家罗尔纲先生认为“竹公同志此文考证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