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篇《刑法志》的儒家情节

通过对正史中十三篇《刑法志》的研究,揭示出其中隐含的儒家价值情节,具体而言表现于四方面：一是十三篇《刑法志》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和儒家学者的言论;二是儒家“德主刑辅”的德刑观贯穿于十三篇《刑法志》的始终;三是十三篇《刑法志》依循于儒家亲亲尊尊的伦理原则;四是十三篇《刑法志》均秉持儒家价值理想以批判现实和历史。     

试析秦汉法制沿革

<正>法律是立国和治国的必要手段,早在《汉书.刑法志》中就有所记载。法律一直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是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法,是对不法行为的约束,在中国古代,其约束的手段主要是刑。     

论正统儒学对东汉史学的影响──以《汉书》、《汉纪》为中心

从董仲舒至《白虎通义》所构建的正统儒学,是东汉史学的指导思想,天命史观突出,强调以“忠君”为中心的伦理纲常和灾异谴告说,则是其具体的表现。这方面,以班固《汉书》、荀悦《汉纪》最为典型。     

明代赎刑制度初探

赎刑或赎罪,是我国古代法制史上统治阶级规定犯人可用财物折抵刑罚的制度。它由来已久,《尚书·尧典》有“金作赎刑”的记载。《吕刑》中规定,墨刑“其罚百锾”,劓刑“其罚惟倍”,大辟“其罚千锾”。《国语·齐语》载管仲“制重罪赎以犀甲,轻罪赎以(?)盾”。秦时广泛适用赎耐、赎黥、赎迁等规定。汉承秦制,亦允许以钱赎罪。魏、晋、南北朝至隋,赎刑逐渐形成制度。唐初实行“明德慎刑”政策,赎罪进一步法律化,经宋、元至明代,赎罪的规定更为详尽。《明史·刑法志》称明代“赎法比历代特详”。本文拟就明代的赎刑制度作一初步的探讨。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巩固新王朝的统治,重视立法工作。洪武三十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刑事法律规范

历朝历代的《刑法志》都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史料,也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刑法志》对各个朝代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的记载和阐释,不啻为各封建王朝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官方史料,其观点获得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采用,并作为他们施政和实行法制的指导。可是学界对《刑法志》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宋史·刑法志》。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宋代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记述了宋代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反映出了宋代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     

论《日本国志》的经济思想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作中,有一部系统地研究和全面地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著作,它就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该书分十二类: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共四十卷,五十万言。其中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就有《食货志》六卷,其次如《职官志》、《物产志》、《工艺志》皆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经济问题,表现出黄遵宪对国家     

“廷杖”考

“廷杖”,就是皇帝在殿廷、朝堂之上杖责臣下。“廷杖”究竟始于何时?明代朱国祯云:“廷杖始于唐玄宗时。”“又起于隋。文帝本纪称殿庭挞人,此其徵也。” (《涌幢小品》卷12廷杖条)《明史》在卷95《刑法志》中又云:“廷杖之刑,亦自(明)太祖(朱元璋)矣。”张善诚同志在他的《评忠君道德》(载《哲学研     

凌迟入律时代考

法律意义上的凌（陵）迟，是一种用刀脔割受刑者的肌肉和肢体，去其脏腑，使其缓慢死去的刑法。明、清时此刑常用，到光绪三十一年时废止。但是，对于它正式成为法律条文的时间，后人争议颇多。有关“凌迟入律时代”的众家之说如下：１．五代说。南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五：“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王云海主编的《宋代司法制度》《旧五代史·刑法志》均主此。２．辽代说。清代沈家本《历代刑法考》：“《辽史·刑法志》‘死刑有绞与斩、凌迟之属……’。按：凌…     

先秦华夏史观的变迁

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滥觞于史前,历经夏、商、西周几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至春秋战国之际已充分具备后来所习称的汉民族持续发展的各种内在要素和机制。与此相适应的是,以部族史观为基础的华夏史观亦逐渐整合而上升为先秦历史学术的主导意识。"华夏"概念源起于"虞夏",为先秦学者追述和重构华夏史的变称;《尚书》是华夏史观成熟的标志,其核心价值集中指向政治上、文化上的"大一统"观念和华夷两分的"天下观",为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支柱。略具雏型的通史著作《世本》和《竹书纪年》,综合反映出华夏史观的展开与早期华夏史学的结构体系。     

论汉初的政治经济政策

毛主席说:“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管理兵刑的是封建国家的暴力机关,管理钱谷的是封建国家的剥削机构。这两者也就是封建国家向农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主要工具。毛主席又曾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     

刑罚人道主义探析

刑罚人道主义及其原则作为折射刑罚文明程度的尺度使刑罚越来越具有人性、仁爱的特性,并且已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国际社会的共识。它强调,犯罪人也是人,也有其尊严和独立人格,对犯罪人的任何非人待遇均是反人道的。但在中国的刑罚实践中,与刑罚人道主义原则相抵触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因此,有必要从法学研究的角度对刑罚人道主义的基本理念进行梳理,探讨刑罚人道主义的根本内涵和实现途径,从而推进中国的刑罚法治化进程。     

树立理性刑法观——以审视刑法的有限性为视角

由于自身属性的制约,刑法保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的功能具有有限性。刑法不是打击犯罪唯一甚至决定性手段,对罪犯的人权保障必须建立在对罪犯惩罚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刑法只对类型化的危害行为具有普适性,无法规制社会生活中的特例。罪刑法定原则从深度上要求刑法条文的明确性来保证刑法安定,而刑法适用宽度又要求条文的模糊性来保证刑法的灵活性。因而我们必须审视刑法的有限性,树立正确的刑法观。     

强迫劳动罪的立法解读及其完善

强迫劳动罪是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原第244条规定的强迫职工劳动罪进行修订后确定的新罪名。修订后的强迫劳动罪拓宽了犯罪主体和对象,增添了犯罪手段和形式,加大了刑罚惩治力度。但在犯罪手段的有限例举问题上仍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德国刑法学中法益理论的历史发展及现状述评

法益概念在德国刑法学中有着独特的重要地位.一方面,理论界尽管对其内涵和功能理解不一、聚讼纷纭,但主流观点一直肯定,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以法益为基础的犯罪的实质概念能够限制刑事立法.而另一方面,德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界对于法益概念的批判立法功能一直心存怀疑.法益论的发展历史和最新发展告诉我们,法益理论的历史精神体现在它对自由主义的坚守,是不屈从于国家权威和国家家长主义的独立判断和坚持.合比例原则与自治原则是对法益理论的有益补充.     

青铜礼器与礼乐制度的历史沿革

礼器是西周统治者在举行礼典时的礼仪器具,是礼制的物质形象载体和文化象征.礼乐制度的历史变革外在体现为礼器的变化.礼器体制的沿革蕴含着丰富的礼制内涵.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是礼乐体制从建立成熟到衰退崩溃的整个历史时段."器以藏礼","礼"内涵的变化即礼器的变化.     

宋代军队经营活动中所涉及的法律刑名与惩治手段

本文论述了宋代军队营利性经营活动所涉及的法律刑名与惩治手段,包括犯赃种类、各时期的惩治情况与所用刑罚等。宋代军队营利性经营活动的罪行以赃罪为主,纲运中军人犯法的处置细则也多触及赃律。宋朝对赃罪的处理日趋宽松,对边帅重将更是恩宠有加。除赃罪外,宋代军队营利性经营活动所涉及的法律刑名,还包括私相交易律、私役军士罪与计庸律等。这些法律刑名与惩治手段,既体现了宋廷对军队营利性经营的态度和政策,也是别具特色的宋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和革命与法律进步

在20世纪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1911年辛亥革命所引发的第一次法律革命,旨在实现从封建专制主义法律秩序向近代民主主义法律秩序的历史转变。本文考察了这次法律革命的形成背景,探讨了这一法律革命在国家制度、权力架构、价值取向及法治机理诸方面呈现出来的新变动,从而揭示这一法律革命的历史意义。     

中国刑名及刑罚体系近代化论纲

刑罚体系是刑罚权的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 ,各个刑名的科学性决定了刑罚体系的科学性程度。清末刑法改制所确立的刑罚体系是中国刑法近代化的凸现点。《大清新刑律》所确立的刑名体系 ,分为主刑和从刑两大类 ,由重到轻排列。与中国历史上以往各朝代的刑罚体系是大相径庭的。它既有刑罚体系方面的近代化 ,又有刑罚思想和刑罚重心的近代化 :即以自由刑为中心的清末刑罚体系的建立昭示着刑法改制近代化成份的加重 ;死刑执行一元化成为中国近代刑罚体系迈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性窗口     

刑法基本原则拷问——试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适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本文从法理学角度入手,分析阐释了关涉法律原则问题的基本概念源流,从法律原则的功能价值切入,从宪法原则与部门法原则的区割展开,界定了部门法基本原则得以确立的基本要求,并以此为依据,在又讨论"刑法基本原则是一功能与价值体序"是一命题的同时,置疑和拷问了作为刑法法定基本原则之一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