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的码头纠纷与公共秩序

清代,广东凡是近河海的墟镇、商埠和港市,均设有码头。码头往往是商品的集散地,又是商贾进出货物的要地,并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各种社会力量为占有其中的资源而明争暗夺,码头纠纷事件不断发生。官府总的调控原则是根据码头的既生关系,即行动者之间的斗争态势、力量对比,以及社会舆情、民间俗例等来判案,并逐渐形成结构性的调控原则,以维系码头的公共秩序。当然,码头纠纷解决的调控性结构与原则是不断改变的,其维系或改变端赖于行动者的斗争逻辑与态势。     

清代皖江圩区水利纠纷及权力运作

在圩区中,由于圩堤的兴修维护、河流渠道的疏浚、排洪泄洪与引水灌溉等活动涉及到不同圩民的利益,极易引发水利纠纷。清代皖江圩区水利纠纷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既有自然环境原因,也有社会因素。水利纠纷反映的不仅是简单的利益争夺过程,还展现了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期间皖江流域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和社会人口三者之间的矛盾。这些圩区水利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反映出国家、社会、民众的互动,凸现出不同的利益集团权力的运作。     

清代族产纠纷与法律调控

宗族是由族和房等支系构成的,具有一定的经济来源,比如公共祭祀田和义田,有社会互助功能和文化教化功能,由族长和宗正管理,并且有规则保证其实施的一种社会组织。而族产作为家族或宗族的共有财产,主要有义庄田、祠堂田等。由于族产管理者如族长的权力很难受到限制,而族产本身处于流动中,所有权不确定,因此在族产所有与使用上发生了不少纠纷。尽管清代国家法与家法族规对此有不少规定,但是其效果并不好。     

论清代黔东南苗寨的纠纷解决 ——以文斗苗寨词状为对象的研究

清代黔东南因为林木买卖的繁荣,经济不断发展,民间的纠纷增多,衍生了黔东南独特的纠纷解决过程.以文斗的词状文书为对象的研究显示了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有不同的解纷方式,即神明裁判,官府审理,第三方主持下的调解.在纠纷的解决中,不同主体有不同的态度.官府一般将自己摆在一个第三者的地位,不主动插手民间的纠纷,不告不理,且在解决诉讼到官府的纠纷时也依契约与情理结案.民众一般采用调解解决纠纷,即使诉讼到官府也是为调解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筹码.第三方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以及文斗乡间社会的和谐.这些因素共同构建了清代黔东南纠纷解决的真实图景.     

论我国水事纠纷的预防调处机制及其完善

从分析水事纠纷的基本类型和特征出发,阐述了当前我国预防和调处水事纠纷的法律机制现状及其缺陷,其机制的完善工作提出的思路和建议     

清代南运河区域的水灾应对与水事纠纷

南运河之水主要是依靠漳卫两河来救济行运,卫河水势比较平缓,但漳水水势迅猛,而运河河身并不宽广,每遇汛涨,堤岸难防,往往会有冲决之患。为了防止运河决口,冲坏禾稼,官方积极地修筑堤坝、开挖减河,民间也纷纷筑堤。而有些地方却因运河决口土壤淤肥,却希冀运河在此决口,致使而引起的筑堤之争与偷掘堤坝事例不断。     

清代民间纠纷调解的规则与秩序——以徽州私约为中心的解读

清代乡土社会存在着三种层次的纠纷调解,即民间调解、州县官方调处以及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半官方性质调解.在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清代民间调解十分盛行且存在着内在的规则与秩序:参与民间纠纷调解的主体多、范围广泛;民间纠纷调解的形式灵活多样,家族调解享有程序上的优先权;民间调解的依据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除国家制定法外,儒家伦理道德和情理、家法族规、乡规民约、习惯、风俗等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代乡土社会的民间纠纷调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法与乡土社会规则之间一种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矛盾统一的和谐秩序.     

浅议清代民间调处制度

民间调处作为清代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无论官府还是普通民众都对其十分依赖,大量社会纠纷都会通过寻求民间调处方式得到解决。通过运用司法档案、契约等文献对清代民间调处制度的分析,可以看到清代民间调处制度已经逐渐得到发展、完善,已初步具有调处主体类型化、调处运行机制制度化、调处依据多元化的特征。清代民间调处制度具有的这些特征使得民间调处在清代社会纠纷化解中扮演了更为重要与有效的角色。     

佛山文化名城建设研究

佛山市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是一座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种类,形成了以开放、兼容和开拓进取为特点的岭南水乡文化,现已成为广府文化的重要代表。在佛山文化名城建设中,必须依托佛山丰富的文化资源,积极发挥岭南水乡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作用,克服各种困难体,在传承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文化品牌,发展文化产业。     

佛山龙舟竞渡起源研究

龙舟竞渡流传地域广泛,历史悠久,其起源众说纷纭。佛山多水多雨的特殊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导致佛山的水神信仰非常兴盛,龙神是佛山十分重要的水神。龙为司水之神,要想风调雨顺、五谷丰收、蚕丰鱼肥,就得祭祀龙神,在佛山祭祀龙神的仪式之一就是龙舟竞渡,这就是佛山龙舟竞渡的起源。     

论晚清湖北的水利纠纷

湖北省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而使其农田水利问题异常突出,本文从水利纠纷视角入手对晚清时期湖北的农田水利政策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认为晚清时期湖北水利纠纷不能有效得到解决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这直接影响到当时中国的水利工程和水利建设,影响到中国的农业生产,而官督民修这种传统水利兴修工程方式也不是最好的方式。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发现其中的问题,提出一些关于水利建设方面的建议,这对于当今中国的水利建设或许有启示和帮助。     

晚清时期中国纠纷解决机理

晚清时期中国纠纷解决机理发生变化，体现为成文法的完善，诉讼意识的增强，和判决力度的加大。由于外来侵略和建立近代法制的压力，清朝被迫进行司法体制变革，力图建立近代司法体制。但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司法体制转型先天不足，未带来纠纷解决的实质飞跃。     

清代家产侵夺冲突

在清代,广义上的家产既包括了族产,也包括了个体家庭私产,有关家产的争夺主要围绕族人侵占族产,以及兄弟分家析产和绝户家庭的立嗣问题展开,同时侵夺寡妇产业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清代人口压力日趋增大,资源日趋短缺,道德和宗族的约束力减弱,而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争产者的贪婪。     

中人调处与清代民事纠纷解决

民间调处是清代民事纠纷解决的重要形式,而中人调处则是民间调处的基本组成部分.中人在清代民事交易中扮演着说合、证明、保证的角色,正是这种交易中的角色使中人在民事纠纷中自然成为纠纷的调处者.中人进行的民事纠纷调处对清代民事秩序的维持起着重要作用.     

论清末行政裁判院筹设之争

清末围绕官制改革中行政裁判院的筹设,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三种观点:一是主张设行政裁判院,改组都察院;一是保留都察院,无需再设行政裁判院;还有一种观点,既增设行政裁判院,又保留都察院,此观点为统治阶级所采纳,并最终促成我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草案,即《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的形成。但由于清末专制集权的特定环境,决定了行政诉讼制度在我国产生的零可能性。     

论清朝多元化的商事纠纷处理机制及其弊端

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清朝的商事纠纷处理机制及其存在的弊端,并以此为基础比较清末商会商事纠纷理处权优势,结果表明:清末商会成立以前,清朝商事纠纷的处理已经形成了国家司法审判和民间调解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国家司法审判机制中存在着诉讼成本高、商人易受人格侮辱等弊端,民间调解也存在着自发性和不规范性等不足。1904年商会成立以后,政府赋予商会商事纠纷理案权,是清末政府改善商事纠纷处理机制最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之一。     

“矿脉”与“龙脉”之争——清代关于端砚开采的“风水”论说

产于广东肇庆地区的端砚为我国四大名砚之一,在唐代时始闻名于世。此后历代都将端砚作为贡品进行开采。清代以后,随着民间社会风水意识的深耕化,关于端砚的开采,出现了所谓"矿脉"与"龙脉"之争。其中的纷争既有合理的部分,保护了农业与生态环境;也有出于维护私人利益、控制地方资源而展开的"风水"争斗。士绅、乡族团体与政府的对抗,并最终获取胜利也直接反映了晚清以后绅权的膨胀,及其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扩大。     

清代扬州学者水利思想述略

扬州处于淮河与长江交汇之处,水陆交通便利。明清以来,随着黄河的不断改道南徙,淮扬地区屡遭水患,为害日甚。孙兰、朱泽澐、王念孙、刘台斗、刘宝楠、刘文淇等为代表的扬州有识学者提出不少治河、治淮、治运设想,并对本土水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黄、淮、运三河的治理提供了众多的借鉴经验。这既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清代扬州学者关注民生,造福乡梓的重要表现,同时也进一步体现了扬州学派的研究领域和注重实践的治学精神。     

晚清教会学校“英语争论”的历史分析

晚清教会学校的“英语争论”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教会传教首先面临语言的选择问题,即选用英语还是汉语；二是教会内部对教会学校教学目的理解和实现手段存在分歧.英语派最终取得胜利则是当时西方“语言优越”论的胜利,同时也是对晚清社会“英语需求”的一种“被迫”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