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社会文化建设的指针——关于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研究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早期,毛泽东1944年3月的<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是一篇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文化建设指导方针的重要文献.它继承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着重从"建设"而不是"革命"的角度来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问题.可以说,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这一篇讲话,实质上是随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初步发展,毛泽东在文化方面批判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文化和旧民主主义的文化,建立以延安文化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过程.     

从科学实践哲学看陕甘宁边区科学文化建设

传统的科技哲学以科学知识为核心,形成了"众星拱月"式的科技文化观,强调科学知识的重要性;科学实践哲学则以实践为突破口,强调科学知识本身的地方性,形成了"平行"式的科学文化观。文章以陕甘宁边区科学文化建设为例,系统阐释这一观点。     

抗日根据地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分析－以陕甘宁边区为例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和策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把民族资产阶级视为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在以映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以江苏为例

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双重背景使得中国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承受外源性和内源性的双向作用压力,被动的"文化迷失"只有依靠深层次的主动的文化转型来解决。江苏作为人文鼎盛之地,作为中国小康建设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先行区,必须深刻思考文化现代化的价值意义、现实基础和创新路径,必须明晰:江苏现代化进程中为什么要传承和创新文化?如何传承和创新文化?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实质是基于"文化自觉"的文化软实力的系统提升。通过多维视角重新解构和建构江苏文化软实力,在传承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以创新的方式引导传承,打造江苏强可识别的"区域文化身份"和强可持续性的区域文化认同。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改造及其历史启示

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从文化改造入手,通过大规模的文化塑造运动,从根子上斩断了贫困文化意识的代际传播。陕甘宁边区文化改造是以党的领导为主导和民众参与为主体之间的互动活动,有其内在的生成机制,它契合了边区抗战形势,使边区民众的文化素质和干部的政治素质得到强有力的提升,边区文化改造的历史经验对于我国当前广大农村的脱贫工作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文化自觉与民营企业的科学发展——以浙江温州为例

文化自觉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内在动因,它促使我们对自身传统发展模式进行审视和调整,促使我们在吸收借鉴西方文明时保持审慎和理性。科学发展是民营企业文化自觉的理性选择: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促进转型升级,推进品牌建设。提升文化自觉是推进民营企业科学发展的创新路径,必须做到:加强文化引领,永葆基业常青;立足以人为本,转变管理模式;注重节能减排,勇担社会责任。通过民营企业科学发展的创新实践,唤起、带动和强化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更为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陕甘宁边区农民文化传统的改造与提升

农民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动员农民并改造农民是革命的必然要求。陕甘宁边区农民文化传统表现出革命意识深厚但民族意识淡薄、实用理性心理强烈、敬畏权威、宗法观念浓厚而阶级意识较弱、封建迷信观念盛行等典型特质。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农民实际,以民族意识提升农民革命文化传统、以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改造农民实用理性心理、以建立乡村民主政权改造农民敬畏权威的传统、以阶级斗争理论改造农民宗法观念、以逐步限制的办法破除农民封建迷信观念,改造与提升陕甘宁边区农民文化传统,推进农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为革命的发展提供了主体力量和依靠力量。     

中国的围墙文化与封闭观念

中国的围墙文化,是在小农经济基地上产生出来的封闭文化、保守文化、落后文化。围墙是封闭保守观念的外在表现,哪里有围墙出现,哪里就有封闭保守观念存在。承传二千多年的“国有封闭城,家有封闭院”的传统观念和习俗,仍在当今现代化都市里盛行,已成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藩篱。因此,革除围墙文化的封闭保守观念,清除现代城市中的围墙文化糟粕,势在必行。     

反文化形式研究——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反文化问题反思

文化产业反文化性是其文化性与产业性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致.对于文化产业的反文化性的内在分析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文化产业反文化性的外部特征,归纳出文化产业反文化的主要形式.反文化的出现跟文化的内在属性分不开,也受经济利益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对文化产业的反文化形式研究,将有助于我们避免和削弱文化产业反文化性的负作用.     

多元文化融合中的石窟文化研究——以云冈石窟为例

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与域外文化多次互动与吸纳、本民族多元文化交融与开拓的结晶,云冈石窟是优秀的代表。它集宗教、哲学、政治、音乐、舞蹈、雕塑等等为一体,是同化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艺术的产物,同时又努力追求创新,以其独有的特色形成了云冈风格。云冈石窟站在中华文化的基点上,吸收融合多种外来文化,其独立性、融合性和创新性,展示了特定的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是中国文化强大生命力的见证,更是今天在全球化面前保持民族精神而不被同化的历史例证和精神源泉。     

陕甘宁边区预防犯罪之启示——以刑罚目的的实现为视角

陕甘宁边区刑罚的最终目的是预防犯罪,针对此目的的实现,边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刑事立法上,围绕刑罚目的、结合实际调整刑罚体系,规定轻缓的刑罚制度;刑事司法上,坚持刑罚适用平等原则,推行刑事调解制度;刑罚执行上,尊重犯人人格,强调对犯人的感化教育,注重培养犯人的劳动技能。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如何通过完善刑罚立法、正确适用和执行刑罚来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保护与开发:民俗旅游的文化反思--以湘西民俗旅游为例

民俗旅游已成为当今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重头戏,也成为现代旅游研究中关注的热点.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旅游越来越多地成为各地重点开发的对象.一些地方和单位把解决贫困问题寄托于民俗旅游的开发之中,因而造成盲目开发甚至破坏性的开发.近几年来民俗旅游发展中暴露出来的文化问题,同样存在于湘西民俗旅游开发之中.本文结合湘西民俗旅游的实例,从保护与开发的角度进行探讨,提出了开发与保护的辩证关系.     

魏晋文学的自觉与反自觉

魏晋南北朝向以“文学自觉”著称。其实,该时期的“文学自觉”同时也是“文学的反自觉”,文学的分体合流与返本合源在该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都有重要体现。追溯魏晋文学“自觉/反自觉”说的嬗变轨迹及历史背景,并以“玄言诗”为个案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即可看出“魏晋文学自觉”说存在的某些偏颇,“魏晋文学反自觉”说的纠偏性补正,以及其后魏晋文学“自觉/反自觉”说的价值和意义。     

陕甘宁边区建构和谐民族关系的路径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试验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和谐民族关系的建构,通过颁布和实施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开展扎实有效的民族团结和协调工作,在边区范围内实现了民主、团结、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保证了边区的政治稳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陕甘宁边区建构和谐民族关系的具体路径,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而且在实践上为新中国成立后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成功范式.     

法律文化中的生态与反生态--以政治生态理论为视域

以政治生态理论为视角 ,观照与考察法律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发现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 ,法律文化具有极不相同的生态表现。从臣民文化走向公民文化 ,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再到二者的折中衡平 ,从“法个人”到“法国家”再到二者的中庸中和 ,法律文化一直在沿着规避反公民、违民意的非生态法律文化 ,求取利公民、顺民意的生态性法律文化的生态之路前行。以公民之自由和民主为本的人文关怀 ,是法律文化从反生态走向生态之路的根本性文化根源。     

民族文化的升华--以拉美文化为例

本文从60年代拉丁美洲"爆炸文学"出现的根源、以及拉美文学和拉美文化的关系人手,分析了拉美文化和拉美文学的关系;比较和分析了拉美文化和云南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认为拉美文化通过拉美文学得到升华.云南民族文化在面向全球化的进程中,必然要和其它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产生碰撞、交融.云南民族文化要走向世界,拉美文化的发展以及通过文学艺术进行升华的经验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浅析反文化对主导文化的建构与消解

反文化并非“文化逆流”、“文化倒退”,而是与主导文化相对此而存在的范畴,要以主导文化与人类文化的进步性指向相契合与否来界定其价值。复杂的历史境遇酿就了反文化的多重价值品质,当主导文化与人类文化进步取向背道而驰时,反文化则形成塑造新的主导文化形态的建设性力量;当主导文化与人类文化的进步取向合而为一时,反文化就会成为主导文化发展的张力。在历史的流程中,正是在这种建设性力量和张力的交替变换中,甚至是在两种力量的同时态共存中,主导文化不断地被建构着、消解着,进而演化着、发展着。     

试论以“文化自觉”意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呈现不平衡和不和谐的状态,而产业的强大力量使得文化价值的渗透更加隐蔽,又将加速这种文化的不平衡和不和谐,致使原有的文化生态被破坏。面对如此形势,我们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必须以一种开放的胸怀和平等的姿态参与到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中去,要以一种"文化自觉"意识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并始终贯穿于文化生产、文化产品和文化传播的这三个重要环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