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展‘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讨论’

三月中旬以来,《解放日报》陆续发表了几篇讨论复且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文章,这些文章认为这本《中国文学史》(上册),虽然存在一些缺点和可以商榷的地方,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与提高,但总的看来,成绩是基本的,它是“继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之后的另一部新型的文学史的著作”,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教师和华东师范大学中四古典文学小组学生,在“简评《中国文学史》”和“评《中国文学史》”两文中,分别对《中国文学史》的优缺点作了评述。前文认为,该书对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文学的对立与     

论二元对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文章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阶级论文学史观 ( 50至 70年代 ) ,现代性文学史观 ( 80、 90年代 )进行了辨析。重点分析了现代性文学史观的局限性 ,探讨了文学史观念二元对立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相融性 ,阐述了二元对立文学史观形成的原因     

由“尾声”向“先声”转型的理论之桥─—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

在文学史的进程中，许多原本可以大书一笔的章节却因人为的忽视被遗落在历史丛山的深处。自戊戌到“五四”（1897～1916）这个中国文学“从古典型走向近代型，再走向现代型”的时期，就是这样一个被人为忽略的时期。它的被忽略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有关。在古代文学史中，它被作为“尾声”草草收场，在现代文学史中，它被作为“先声”，而鲜为论及少被关注。苏州大学现代文学博士杨哲声以他独特的敏锐关注到这一充满着“躁动时的不安，分娩时的痛苦和婴啼中的欢乐”的时期。他的专著《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从国民性思想研究、翻译观、文学观…     

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关于当前文学史观念的一种思考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源于对历史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思维模式的不满。当前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整合与转型意味着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狭隘、封闭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 ,确立文学史写作的现代理性精神 ,从而在新的历史视野中建构文学史的新结构、新形态。     

恢复文学史的原生态

提出“民间”理论和倡导对“潜在写作”的研究,并非要建构一种新的“主流/非主流”的二元对立,而恰恰是要摆脱建立于权力基础上并导致了对文学史全面遮蔽的二元对立式的历史叙述模式,使文学史在文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平等的多元的平台,从而恢复文学史的原生态。     

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重释“文学救国论”

在“救国”与“载道”、“有用”与“无用”的话语角逐中，晚清文学功能观历经“文无所用”与“文学兴国”的两歧分流，最终汇流于“文学救国论”的强势话语。从他者资源的译介上看，晚清“文学救国论”这种常识上的“功利主义”,其论思形式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可称为“无意识的实用主义”。从内在理路剖析，可追溯到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文学观，要言之，“文学救国论”可以解读为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然而，“文学救国论”依然因循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未能摆脱“以反载道始，以载道终”的固有思维窠臼。“文学救国论”这一儒家实用主义文学观当代价值的再阐释，需要引入新儒学与新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在对二元对立的解构中重构文学张力，实现“文学自主论”与“文学工具论”的互济对话。     

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文学史观讨论”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使陈旧的现代文学史观处于被改铸、修正的状态，特别是“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从不同于“政治标准第一”的视角重新评估有关文学现象和作家，对于开拓现代文学史研究及文学史观新局面具有启发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某种宽容的素质，因此在对它的历史叙述中，也必然吁求着方法、角度、体例的宽容性和多元性。可这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观的建设与开拓虽然相当活跃，却无法称为“多元”。此外，文学史观须具有可操作性，然而在这些讨论中，学者们指责了那种写文学史的人未必有自己史观的现象，而对那种光提出空洞的、想当然的文学史观却不顾其可否操作的现象指责乏力。这些观念上的缺憾导致了新时期现代文学史写作“热闹”而欠丰富的局面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政本位观念和人本位观念

《尚书》中的“诗言志”,经孔子与《毛诗序》的论述发挥,形成以儒家社会政治伦理为核心的政本位文学观,并贯穿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全过程。在文学史上,政本位文学观存在着良性与恶性两种状态。人本位文学观及其创作,在文学史上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其发展过程却十分缓慢,而且常常受到政本位文学观的干扰,造成理论上的很多混乱与迷惘、创作上的很多缺憾与失败。     

文学史:文学形式辩证自生的历史——形式主义文学史观论

形式主义文学史观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必须恪守文学是自足的完整系统,努力追寻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文学史是文学形式辩证自生的历史,所以文学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显示文学的“文学性”。形式主义文学史模式最核心的范畴是“主导性”,它联系着无意识化和陌生化这两极,此乃形式主义文学观的核心,也构成其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法论原则的最主要的基础。这种突出文学自身审美特征的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只谈历史却忽略文学倾向的反拨,但其片面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钱锺书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考论

钱锺书1933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体现了“以能文为本,不当以立意为宗”的文学史写作理念和提出了文学的“平行影响观”;钱锺书在“史识之通”的基础上,践行“通识真赏”地“谈艺衡文”,由此申说其文艺鉴赏中的“静穆观”和“圆成论”,这是匠心独运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其“文学史观”的突出之处;钱锺书“辩证”地厘清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等问题,显示了他考镜思想的学术取径。钱锺书以“文史通义”为鹄的,将文学史的作法融在文史哲研究当中,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表现了他文史打通的学术品格,这或许是他写出《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而其《中国文学小史》未见面世的深刻原因。钱锺书的学术探索为学界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对于今天反思“百年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蒋光慈小说的艺术个性

蒋光慈以“东亚革命的歌者”自命。他的第一部诗集《新梦》出版后,钱杏屯瞩就称它“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①这位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山祖,不仅在20年代中期参与倡导革命文学,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由革命文学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学的阶段,又和钱杏屯D等人组织“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成员共同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蒋光慈不仅有一套革命文学的理论,而且还能将自己的理论用于创作实践,他作了象《新梦》、《哀中国》等革命诗歌,又创作了《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兄弟夜话》、《野祭》、《短裤党入《菊芬》、《最后的…     

“破”“立”之间：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管锥篇》读札

自2010年钱锺书第一次被评为“文学世界主义者”以来,国内关于钱锺书“世界性”的研究成果却仍然较为薄弱。本文拟聚焦于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通过对《管锥篇》的重读,探究在社会主义文学造成“世界主义”断裂的特殊时期,钱锺书如何想象与重建20世纪“世界主义”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钱锺书在《管锥篇》中破除了“夷夏之防”“中西对立”,将国家认同建构为文化认同、将个人身份体认转化为“华心”有无。在“破”与“立”之间,以共同“文心”为基础,建立包蕴人类普遍性情感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并试图以著述实践为中国文学与中国思想提供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     

《拉帕西尼的女儿》的结构主义解读

二元对立是文学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在结构主义批评中,二元对立不仅被视为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律,而且被视为人类文化活动的各个符号系统的规律。对于霍桑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拉帕西尼的女儿》,评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通过对小说中4位主人公人物性格的二元对立的分析,读者可以发现小说表层结构下凸显的人性善恶的主题及霍桑对人性的诠释。     

刘勰的文学史观

文学史观是《文心雕龙》文学体系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通变观是刘勰文学史观的核心。本文以文学本质论为基础,探讨了“通”与“变”的实质,并从认识的角度考察了刘勰对“通变”的把握尺度及其内在心理机制。     

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是一种文化偏见

20世纪以来的传统诗赋创作,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长期排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叙述之外。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乃是五四文化偏至思想的延续,是狭隘文学史观的反映,也是文学史家自信缺失的精神恐惧。在"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对立自有其缘由;但在21世纪的当下,文学史家仍然持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二元对立认识,以直线进化论的思维来判断文学的价值,形成了以新旧划线、以语言的文言还是白话来取舍的文学史撰写,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悲哀。这种机械、片面、绝对的价值判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误读和误解,严重妨碍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出正确、全面、辩证的价值认定。     

试论刘勰文学史撰述方法

《文心雕龙》作为兼具“史、论、评”的文学著述,历来被人忽视的是其所具有的文学史性质。笔者认为：《文心雕龙》不仅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学史学体系,刘勰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史家,还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撰述方法。如何占有和整理从远古到齐梁的文学发展成果,才能更好的反映前代文学史的情况,就此文学史撰述的方法问题,刘勰提出了两个基本点：一为“博”,二为“史”,从而成就了《文心雕龙》这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撰述的集大成之作。     

日本文学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思潮史》及《日本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思潮史》及4卷本《日本文学史》,是20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史研究中代表性、集大成的著作.《日本文学思潮史》突破了作家作品论的模式,具有可贵的革新意识,形成了科学严谨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日本文学史》作为迄今仅有的中文版大型日本文学史,资料丰富,填补空白.但在文学史基本概念、术语的确立、理解、界定和表述方面,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如对“文学思潮”的界定,对西方文论中“写实”、“浪漫”、“象征”等文学概念与日本特有的文学思潮概念之间的对接,对“诚”、“幽玄”、“寂”、“粹”(意气)等日本文学基本审美概念的阐释,对日本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界定及不同性质的理解等等,都留下了可以再加思考的余地.     

滑稽论争背后的话语权——论周作人叙述中的两种滑稽

《语丝》被指为“新式《晶报》”周作人对此多次否认,并区别自身的滑稽与《晶报》式滑稽。进一步观察--J-4~N作人对传统滑稽文学多持否定态度,而以西方文学中的滑稽资源为典范。本文通过探讨周作人叙述中的两种滑稽的来源及立场,揭示这一滑稽论争背后所隐藏的话语权之争,并指出周作人这一二元对立的滑稽立场,造成了后世文学史叙述对于传统滑稽文学的无视。     

独特架构和独到见地--评门岿《戏曲文学--语言托起的综合艺术》

近十年来 ,文学史的编著逐步打破了集体编写、体例相似、论述稳妥的一元化格局 ,而出现了一些个人论著式的文学史作品 ,使文学史的研究出现了视角各异、架构不同的多元互补局面。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门岿著的《戏曲文学——语言托起的综合艺术》(以下简称《戏曲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0 0年 4月出版 )正是以其独特的架构和独到的剖析成为一部引人注目的专著式文学史作品。这部论著属于乔力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主流”丛书 ,丛书采取“本体论”、“流变论”上下两编的结构框架 ,《戏曲文学》成功运用这种“二元组合的双向审视”(乔力…     

经典批评“误导”下的沉默螺旋传播效应——以王世贞文学批评的三大公案为分析中心

文学史奉经典批评为圭臬，由来已久。然而经典批评中不乏误导，且误导产生的负面影响甚或大于非误导信息，遂造成文学史叙述的诸多迷雾和假象。王世贞批评中三大公案：“模拟剽窃”“妄庸巨子”“晚年自悔”，出自《列朝诗集》诸书的有意误导。所谓“模拟剽窃”是将举世“递相临摹”王世贞的他人陋习移至厌恶剽窃的王世贞身上。而“妄庸巨子”说，是钱氏把归有光笔下的北方“二李”转嫁为归氏至亲王世贞；将王世贞对归有光的委婉批评，杜撰为王氏“推服”归有光，并不遗余力张扬“妄庸”说。所谓“老年自悔”，乃利用老年心态变化作文章，将王世贞后悔《卮言》“是非古今”得罪人的做法，曲解为否定早年文学观。这种被误导者还包括“七子派”“五子派”“竟陵派”一批人，以至出现明末清初扬宋贬唐之风。此后几部批评经典如《明史》《四库全书总目》《中国文学史》，推高了这一误导的影响，造成文学传播的沉默螺旋效应。由此可知，文学研究应由经典批评回归批评原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