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的除息交易与除权交易

<正> 在股票市场价格中减去股票发行公司应发放的股息红利金额称为除息。发行公司一般每年向股东发放一次股息红利。但一年中,由于交易市场的存在,股东是不断变更的,为便于发放,于是规定以某月某日在册股东名单为准,并在此前一段时间内停止股东过户。由于在停止过     

3G来了 移动电子商务乐开怀

随着3G时代来临，移动商务正在成为市场热点。2008年电信重组、手机上网资费下调以及09年初的3G牌照发放，手机网络应用正得到快速发展，随着3G牌照的正式发放，包括阿里巴巴、用友在内的众多知名企业纷纷扎堆移动商务，期望分得更多3G红利。     

从现金红利看第一大股东对高级管理层的监督

本文旨在考察大股东和高管在现金红利中的不同动机。以1999-2004年度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公司高级管理层对现金红利的影响,考察第一大股东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并分析第一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我们发现,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二职合一)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较低;当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较高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也较低;但当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较高时,公司的现金红利则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够削弱二职合一对红利的负面影响,也能够削弱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对现金红利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经验结果支持了代理理论和大股东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即公司管理层普遍不愿进行现金派送,但是大股东能够监督管理层的红利政策;而且大股东的控股比例越高,这种监督作用越明显,越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对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即股权分置改革的后期,不一定要急于过度分散股权结构,当大股东和高管分属不同主体时,适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对管理层的监督。     

从现金红利看第一大股东对高级管理层监督

本文旨在考察大股东和高管在现金红利中的不同动机.以1999-2004年度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公司高级管理层对现金红利的影响,考察第一大股东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并分析第一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我们发现,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二职合一)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较低;当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较高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也较低;但当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较高时,公司的现金红利则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够削弱二职合一对红利的负面影响,也能够削弱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对现金红利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经验结果支持了代理理论和大股东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即公司管理层普遍不愿进行现金派送,但是大股东能够监督管理层的红利政策;而且大股东的控股比例越高,这种监督作用越明显,越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对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即股权分置改革的后期,不一定要急于过度分散股权结构,当大股东和高管分属不同主体时,适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对管理层的监督.     

一种新型的期权定价模型-PD模型

本文在偏态分布[9]的基础上,给出了正常市况市场及红利分配条件下美式、欧式期权定价的一种新型解析模型(PD模型);进而通过解析方式证明衍生商品可以降低市场风险、期仅执行价格在到期日之前往往高于标的资产价格等重要结论.     

舆论已开始给“消费券大狂欢”泼冷水

杭州市近日称将再发放6亿元消费券．并创造性地提出“非红利性消费券”，单位和个人可自愿“认购”。即将发放的消费券包括“政府消费券”“旅游消费券”“社会消费券”‘教育培训消费券”“转移性消费券”五类。     

基于Copula函数的ETF流动性风险与市场风险相依性分析

以截至 2009 年 12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的易方达深证 100ETF、华夏中小板 ETF、华夏上证 50ETF、华安上证 180ETF、华泰柏瑞上证红利ETF共5只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为研究对象,度量指数基金的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并以GARCH (1,1) 对风险的边缘分布进行建模,同时应用Copula函数的相关系数分别对不同指数基金的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相依性进行度量.实证研究表明,指数基金的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都呈现出波动聚集的特性,华安上证 180ETF 的流动性风险和5只ETF的市场风险均具有尖峰厚尾的分布特性.在证券市场牛市时,华夏上证 50ETF 和华安上证 180ETF 的流动性风险与市场风险呈现负相依的特性,而华泰柏瑞上证红利ETF、易方达深证 100ETF 和华夏中小板ETF的流动性风险与市场风险呈现正相依的特性;在证券市场熊市时,指数基金的流动性风险与市场风险均呈现正相依的特性.     

我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的统计研究

基于1995年到2011年17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劳动适龄人口比率和抚养率比率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劳动适龄人口比率,人口抚养率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的分析,从而得出相关的结论。经过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适龄倒动人口比率成正相关关系,而与人口抚养率比率成负相关关系。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重,我国在人口红利上的优势也在逐渐减弱,有预测指出,我国的人口红利可能会在2030年前后消失。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意味着我国由廉价劳动力带来的经济增长点已经不复存在,这就对我国增加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养老保险制度等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出了要求。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红利及其生成机制——以行政审批流程为中介变量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政府职能转变能够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完善政府自身建设、减少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形成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红利,进而优化政府的治理体系并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运用系统化、定量化工具探索政府职能转变制度红利的理论框架、实现效果和生成机制,对于降低市场风险、提升变革成功率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欧盟通用评估框架(CAF)背景、内涵及中国适用性基础上,提出基于CAF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红利及其生成机制分析框架,进而编制了具有较高效度、信度水平的测量问卷。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制度红利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东部地区表现更好,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各因素对制度红利生成的作用机理表明:(1)领导力是持续释放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制度红利的决定性因素;(2)行政审批流程更多影响着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3)公民参与在释放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制度红利方面作用明显;(4)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相关的保障性资源的绝大部分影响力必须通过行政审批流程等配套措施实现;(5)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善,能够显著提升政府自身运行的经济性、效果性、效率性和公正性。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的方向包括完善面向职能转变的领导力提升机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一体化标准化改革、强化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力度、构建流程为中心的职能转变保障体系等。     

“人口红利”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个有利条件,能否转变为经济成果,依赖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只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才是应对“人口红利”枯竭的重要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