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学书写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历史--评《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目前中国超过3个月的农村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1.23亿,而这个数字似乎还在不断增长。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对于城乡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的意义如何评价?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为什么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没有缩小?为什么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并没有改变城市化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局面?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进一步发展将怎样影响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就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对于理解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经济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理解人们所关心的“三农”问题的…     

中国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量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采用历史增长核算法,将经济增长分解为三个贡献要素,即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增长。在此基础上考察1991～2011年中国实际GDP增长和各贡献要素的变化特征和趋势,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中国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其次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而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影响为负。从未来趋势上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和总量变化都将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短期看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更大,中长期则人口总量的影响更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工作时间的减少将使劳动力利用效率进一步下降;而近年来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放缓,这些因素预示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速度必然放缓。最后,文章提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提升总体劳动生产率,降低非充分就业率提升实际劳动力利用效率等政策建议。     

广东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过去和现在

改革开放15年来，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带来了经济的腾飞，也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成为社会发展一种必然的趋势。来自全国的流动人口大军，是广东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多年来为广东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也带来了一系列管理上的问题，计划生育管理问题尤其突出。多年来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从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的大局出发，着眼于既有利于人口的合理流动，促进经济发展，又有利于计划生育，促进…     

关于当代中国女性流动人口性别认同的研究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劳动力需求剧增,人口流动政策逐渐放松。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抱着改善经济和生活条件的梦想流入城市打工。近三十年,流动人口规模迅速扩大,由1982年3000万激增到2005年的1．47亿。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女性流动人口规模已达到2001万,占流动人口总量（4242万人）的47．2％,大多数女性流动人口到工厂打工,因而派生出一个新的称谓——“打工妹”。     

贸易自由化环境中的女性迁移流动及其对生殖健康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引致包括女性劳动力在内的大规模乡城劳动力迁移 ,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流动女性的生殖健康。通过分析社会经济相关因素以及各级政府管理、服务因素 ,本文认为贸易自由化促进的劳动力迁移对女性劳动者的生殖健康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但同时 ,户籍制度的限制、工作生活环境的压力以及生殖健康服务的缺乏也在威胁流动女性的生殖健康。由此提出 :在贸易自由化的环境中改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生殖健康服务 ,不但有利于流动女性的健康和发展 ,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和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如何抓住这短暂的历史机遇,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流动人口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深层探索——《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以吉林省为例》评介

<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日益活跃,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这股浪潮波及我国各个地区。人口流入可为流入地区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加剧市场竞争,使经济成本保持在相对有效的状态,有利于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人口流动具有明显的方向性,人口通常向经济发展更好的发达地区流动。吉林省以发展农业经济为主,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足,经济发展较慢。因此,近年存在着人口净流出规模不断扩大的现象,2000年吉林省净迁出人口为30万人,     

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较大差距,不利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劳动力作为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分析其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 CGE）模型的建模原理与参数估计方法,运用GAMS程序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促进了京津冀经济增长,缩小了区域内人均消费水平的地区差距,但区域内人均GDP的差距并未明显改善。     

浅谈劳动力的流向规律及第三产业在我国就业战略中的地位

<正> 一、劳动力的流向规律及其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会发生一定的流动,包括产业间的流动、部门间的流动和地区的流动等。劳动力的流动总是通过一定的流动方向反映出来的。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劳动力的流向并不是杂乱无章、任意发生的,总是表现出一定的内在的必然性,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纵观经济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劳动力的流向表现出这样的规律:从物质     

新一代流动劳动力的特征及流动趋势——来自甘肃省10个样本村的调查与分析

文章利用在甘肃省10个样本村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对比分析了两代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特征及流动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出生在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流动劳动者将逐渐成为流动主体.他们的流动观念、流动动因、流动行为和生活预期等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的流动已表现出一些新特征、新趋势,这些变化将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珠三角地区娱乐行业女性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和自我实践

学界和大众文化普遍把贫困归结为女性流动和进人性产业的主要原因．但笔者的田野研究发现,“贫困”描述的背后有丰富的内涵,反映出这群女性对融入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分享国家快速发展的成果的渴求。但在现今法制环境、社会道德和流动人员管理制度的约束下,要真正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并非易事,因此日常生活层面上的“微小抗争”（minor genres of resistance）就成为了她们表达自我、性别身份和欲望的场所。     

女性性别意识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为例

利用2000年全国第二期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福建样本的相关统计资料,描述女性性别意识的时期变动及其与男性性别意识的差异,并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释性别意识的理论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个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质、对工作的满意度、社会流动经历以及家庭婚姻状况对女性性别意识产生显著的影响。     

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研究

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有七成来自民族自治地方,3/4以上来自农村,半数流入广东、广西等五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超过八成为劳动年龄人口,女性明显多于男性,有近半数因经济性原因流动。他们在受教育程度、劳动合同签订率、三险参加比率和收入等方面都要低于相应的全国流动人口水平,其权益保障需要继续大力加强。     

父母与公婆之间的权衡:农村女性家庭权力与养老资源的分配

本文尝试探讨身具"儿媳—女儿"双重身份的农村已婚女性在家庭养老资源分配过程中,如何在公婆与父母之间进行权衡.通过对山东省莒南县868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公婆与父母所获得的养老支持存在显著性差异,女性更倾向于将家庭养老资源给予自己父母而非公婆.家庭资源的多寡对女性承担公婆与父母的赡养义务均有很重要的影响作用,且家庭...     

我国未来城镇人口规模及人口结构变动预测

对城镇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动给予合理预测,有助于政府预估社会的劳动力供给和养老压力,进而制定合理高效的社会保障政策和进行相应政策调整。本文从规范的人口学角度,采用队列要素法通过年龄移算,在考虑城镇人口基数、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比以及城市化背景下乡城人口的净迁移率等多个参数的情况下,通过编制我国城镇人口生命表．对从现在起至未来2030年的时间内我国城镇人口的规模和结构进行动态预测,从而为我国制定合理而有针对性的城镇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迁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数据,通过统计描述与计量模型分析了农村女性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女性劳动力在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明显受到来自家庭和性别因素的制约,在是否获取迁移机会中存在着性别差异,其根源在于女性自身的特点及其家庭、社会地位。     

中国西部女性教育问题研究

本文以“中国西部社会与经济发展监测研究”的数据为基本依据，对中国西部女性的受教育现状进行了系统而客观的展示。同时依据数据分析，发现造成西部女性教育水平低下的原因除性别不平等因素外，更有东西部、城乡等不平等因素，甚至后者是更为根本的因素。因此提出给予西部地区，包括西部妇女若干特殊政策支持和回馈，是改变积重已久的西部女性问题的必要手段。     

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因素对水资源消耗的驱动作用分析——以太湖流域为例

基于IPAT模型及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解法构建了包括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强度等人口因素在内的水资源消耗驱动因素模型,该模型从人口、经济角度全面探讨了水资源消耗的驱动因素并作了系统的量化。运用该模型研究太湖流域水资源消耗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是影响太湖流域用水变化的主导因素;产业结构和产业用水强度对水资源消耗的增加起到抑制作用,并且产业用水强度对水资源消耗增长的抑制效应大于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对水资源消耗的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强度的历史驱动贡献率相对较小,但驱动力巨大,应予以足够重视。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以及降低单位GDP耗水量,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能够有效降低太湖流域水资源消耗。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sures of subjective and economic well-being: A new look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amine the importance of variable specification in using economic variable to explain the variance in individual's perceived (1) overall psychological, (2) economic, and (3) non-economic well-being. Results indicate that careful specification of economic variables improves the explained variance of perceived subjective well-being. Specification of dependent variable, life satisfaction, based on a domain-specific scale, proves superior to using the response to the global satisfaction question, “How do you feel about life as a whole?’ Economic variables prove significant in explaining both perceived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domains of life satisfaction. Although its overall effect on life satisfaction is negative, increased family size is found to enhance non-economic life satisfaction, while detracting from economic aspects of life satisfaction.     

土家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调查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土家族女性的婚姻迁移,土家族地区的婚姻市场就呈现为男多女少格局,预演了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中国几十年内的性别后果。土家族地区男多女少的性别格局产生了三方面的性别后果：男性择偶困难;逐渐形成了“宁要两女也不要两男”的生育性别期望;已婚夫妻的权力关系向妻子倾斜。土家族地区的实践告诫人们：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本是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借助现代B超技术的产物．侣却会在几十年后以同样残酷的方式惩罚着男性和罄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