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左”、右及其超越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客观来看,这中间也曾多次出现过左与右的不同程度的偏差。由于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具有彻底批判的理论和行为品格,因此能够本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不断进行自我纠错。正是在超越左与右的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逐渐走向成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持续转型创新。     

浅论“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第三时期内普遍危机和世界革命高潮正在形成的论断,以及关于中国民族全面危机和革命高潮的指示,为“立三路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立三路线”虽源于共产国际,但它又在某些方面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旨意,所以遭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和反对。当然,共产国际批评和反对“立三路线”,目的是为了扶植王明上台。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三次"左"倾错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本文依据史实,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分析这三次"左"倾错误发生的背景和危害,重点研究其发生的共产国际原因和应吸取的经验及教训.     

"立三路线"批判与党内政治生态的变化

自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对"立三路线"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斗争,由于采取了不正确的党内斗争方法,从而造成了党内教条主义的恶性发展和党内民主的不断缺失,并助长了党内各种不正之风的发展,这一切,都严重地腐蚀了党的肌体,恶化了党内的政治生态.在这种政治生态中,党内的"左"倾错误迟迟得不到纠正,从而影响到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三次"左"倾错误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危害

本文主要论述三次"左"倾错误在革命形势上的"不断高涨"论,革命性质上的"不间断革命"论,军事战略上的"冒险主义",组织上反富农、"肃反"扩大化等方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危害.     

庐山会议前后张闻天的心路历程

张闻天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坚持真理、犯言直谏,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长期的不公正待遇。庐山会议前后张闻天的心路历程,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共产党人在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左倾错误时的心境。历史记载着他们的忧虑、沉思、努力和抗争,也记载着他们对人民的真挚感情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阶级斗争、革命动员和“左”倾错误——论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三重奏

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中的一项基本原则,阶级斗争学说被中国及其他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广泛运用。这一方法与手段,有利于简化群众对革命的认识过程,更是满足了残酷战争环境下革命动员的需要。但在阶级斗争广泛开展的过程中,亦蕴涵了某些"左"倾的因子,以至在特定的环境下导致"左"倾错误的泛起。这样,阶级斗争、革命动员、"左"倾错误三者之间构成了整个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三重奏。     

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左”倾思想论析

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党内不仅有严重的右倾思想，而且也存在着“左”倾思想。其突出表现为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混淆；其核心内容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基本特征的阶级斗争思想。“左”倾思想起始于中共“四大”，强化于五卅运动，后经近一年的沉寂，全面回潮子1927年大革命的后期。在中共党内，瞿秋白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究其产生的思想原因，除了受共产国际决议、指示影响外，主要是中共对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主力军、阶级斗争等问题的理解有误或不够准确。     

共产国际、苏联与八七会议“左”倾错误的源起

一、八七会议“左”倾思想的萌芽体现“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根本上改正旧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汉口召开的一次会议。它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开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会议却埋藏了“左”的种子,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明确     

毛泽东晚年在内政外交上的两大失误及其内在联系与教训

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左”倾错误,不但表现在人们较为熟知的“文化大革命”上,而且表现在人们迄今未认真研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大论战中。在新世纪初,进一步总结党在那一时期的理论、政策和实践上的教训,具有重要的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台湾同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中国”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 ,一些台湾同胞曾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中国”发生密切联系 :有人奔赴苏区 ,有人向《红色中华》投稿、写信 ,等等。他们为中国革命和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内在结构和外在表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孕育发轫时期,研究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无法回避这一历史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社会思想：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时代主题,以“砸烂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为历史主线,以“社会变革与国家建构同步推进”为逻辑理路,以“革命化”为根本表征,既关注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的宏大话题,又关怀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取向,同时聚焦微观社会建设蓝图擘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不同历史时段,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呈现出内在统一的精神内涵与丰富的表达样态。     

魏金斯基第一次来华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贡献

1920年4月至1921年1月,魏金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派遣,第一次来到中国。这期间,魏金斯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两大贡献:一是带来了大量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相关的文献资料,使俄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取代了来自于日本、美国文献的温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逐步影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二是先后创建上海“革命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     

总结经验与时俱进——写在《革命与建设的成功实践》出版之际

新世纪开局之年,西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的林庭芳教授和几位副教授、研究生,通过多年的学习探索,集体撰写了《革命与建设的成功实践》一书。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他们都是从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年青教师、理论工作者,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刻苦钻研,探索真理。因此,当他们提出要我为这本新著写几句话,我欣然同意了。     

乡村士绅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嘉道咸同时期管庭芬日记解读

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经世派人物,他们在向国人介绍西方知识的同时也开始迈入近代的门槛,但更多的传统士人究竟是否走向了近代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进而言之,那些没有走入“近代”或仍在“近代”边缘徘徊的士人,是如何因应世变以及其实际生活世界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这是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浙江海宁乡村士绅管庭芬,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作为一个普通的乡村士绅,管庭芬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或许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管庭芬这样拒绝转型的普通士人与民众,故而使转型的道路显得颇为艰难曲折,甚至因为不得不被迫转型而变得扭曲畸形。至于这究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阻力还是生命力,却非常值得引人深思。职是之故,所谓“近代”与“近代”化的意义或许当予以重估。     

抢抓历史机遇力攀战略新高实现大庆可持续发展的新跨越——在中国共产党大庆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月9日)

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中共大庆市第六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一、过去四年的工作回顾 市第六次党代会以来的四年,是我们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探索奋进的四年;也是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推动大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