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筱萸身后事

7月10日,郑筱萸被以注射死刑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在郑筱萸案曝光后,深深打上了郑筱萸本人烙印的中国药监体制向何处去?在郑筱萸身后,相关制度建设正在启动……     

对郑筱萸案的刑法学思考

郑筱萸案件留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无论如何惩罚已经成为过去,笔者认为,该案判决并无不当,适用法律正确。同时认为,我国当前制度上的缺失,需要规则进行弥补,应借鉴当前国际上其他国家预防腐败犯罪的法律体系建设,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订出一部《预防腐败犯罪法》。     

中国药监系统“刮骨疗毒”

郑筱萸被执行死刑,全国百姓拍手称快。但此时的人们还是有不少的忧虑:今后的药监会怎样?在一次全国药监工作座谈会上,监察部一位副部长称":谁要在药品企业有股份,赶快退出来,否则,发现你有股份、有问题,又护着,你就准备接受处理吧!"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谈药品监管中的敏感问题

３月６日一大早，卫生部医院管理所向汝龙研究员就赶到国家药品管理局北裙褛的会议室。从今年3月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把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作为“局长接待日”，由局长轮流接待来访者。8时30分，南汝龙坐到了郑筱萸局长的对面，他建议说：应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对药品的监管。比如可以对每种药品设置条形码，这样去商店买药或医院药房划价或监测管理都方便，不易假冒。在俞汝龙的身后，还有20多位来访者，他们都是特意从各地赶来反映问题的。郑筱萸局长认真听取每一位来访的意见，许多问题都给予明确答复或交待各职能部门办理。“老…     

重庆黑保护伞文强《悔过书》首现长沙

文强、郑筱萸、吴振汉……一个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人。因为自己的渎职侵权犯罪而身陷囹圄；“重庆打黑”、“山西襄汾溃坝案”、“凤凰沱江大桥”、“躲猫猫”……一个个熟悉的新闻事件，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中国四媒体联手推出“双十”精英——江苏三杰高德康、沈文荣、蒋锡培榜上有名

由《英才》杂志、凤凰卫视、新浪网和《北京青年报》联合举办的“2003年10位聚人气企业家、10位具价值经理人”颁奖活动2003年12月13日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陈佐洱、中国记协主席邵华泽、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等十余位国家部委领导人到场祝贺,并为获奖者颁奖。     

认证食品消费行为与认证制度发展研究

食品安全认证制度影响到消费者的福利,消费者行为将会诱导食品安全认证制度的变迁。运用消费者行为模型,分析了当前中国食品安全认证制度选择和未来认证制度发展问题。结果表明,消费者对检测与认证机构的信任关系到实施食品安全认证制度的有效性;只有当认证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时,认证制度才能在满足消费者质量需求和提高消费者福利方面发挥作用。     

论行贿罪受贿罪互动规制之完善——基于囚徒困境理论的思考

刑法第390条第2款规定的行贿罪特别自首制度的设立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对行贿人行贿行为的轻打击以换取行贿人揭发受贿人的受贿行为。我国司法实践存在轻打击行贿罪重打击受贿罪的现象,同时存在着不合法的对行贿罪潜规则不起诉。囚徒困境原理揭示在行贿罪被免予起诉的情况下,行贿人较优的选择是揭发受贿行为。行贿罪与受贿罪互动规制中,应引入辩诉交易,且行贿罪特别自首制度应改为行贿罪特别自首、坦白制度。     

试论在贿赂案件中引入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取证难已成为我国检察机关办理贿赂案件面临的重大难题,为了取得行受贿双方的供述,侦查人员往往费尽周折,结果却不尽人意,甚至有时还会发生刑讯逼供等违法侦查现象。污点证人豁免制度能够巧妙地利用行受贿双方之间的矛盾,取得供述,从而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关于受贿犯罪立法完善与制度设计的若干思考

针对我国受贿犯罪立法中存在的缺陷,在考察犯罪性质、犯罪动机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司法实践和司法理论,提出在受贿罪立法中,确立“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原则,适当扩大受贿对象的范围,调整受贿罪定罪标准。同时,提出应引入打击受贿犯罪的新机制,并比较分析了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和中国“囚徒困境理论”各自的优劣。最后,提出建立立法与监督相结合的受贿犯罪预防机制,以提高司法效率。     

幼儿教师资格认证之症结与优化路径探析

幼儿教师资格认证是把关教师质量的重要保障,更是幼儿教师队伍专业化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幼儿教师资格认证存在学前教育专业教师教育质量缺乏保障、幼儿教师专业标准与资格认证制度衔接不足、资格认证分类不完善、考核形式简单且内容浅显、资格认证机构不专业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应增强学前教育专业教师教育的适切性,构筑立体化幼儿教师资格标准,改革幼儿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引入档案袋评价机制及第三方鉴定机构,以优化幼儿教师资格认证与专业标准体系,提高幼儿教师师资质量。     

贪污贿赂犯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价值分析——以司法机关办案数据为基础

《刑法修正案(九)》创设的贪污贿赂犯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是在当前贪污贿赂犯罪易发多发、司法机关办案工作压力增大、行贿犯罪未能得到应有惩治的形势下做出的重大立法创新,该制度有助于提高贪污贿赂案件的办案效率,促进贪污受贿犯罪人认罪悔罪,纠正贿赂犯罪惩治失衡的局面。同时也应看到,该制度未能体现体系性、系统性的思维。基于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和特别从宽处罚制度的立法目的,应当取消贪污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将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推广适用于所有的行贿类、受贿类犯罪,并在行贿类犯罪、受贿类犯罪之间设置大致对等的适用条件。     

事后知情型受贿之共犯否定论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是关于国家工作人员事后知情型受贿的规定,其中关于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成立共犯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即不成立共犯说、成立共犯说和成立共犯待定说。后两种观点不具有可取性,不成立共犯说的结论正确但路径错误。事后知情型受贿具有不同于标准受贿的特点,其受贿的故意属推定故意,不能以推定故意为基础再行推定共犯的成立。而且,在特定关系人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况下,其不法即已确定而不可能再随着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将财物退还或上交而发生变动。因而,在事后知情型受贿的情况下,特定关系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二者不成立共犯。     

企业反贿赂内部审计的主观动因研究——基于世茂集团的案例分析*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力度空前加强，与之相对应的是在经济领域严厉打击商业贿赂犯罪行为。商业贿赂的治理监管需要企业内外部形成合力，企业对商业贿赂内部治理的重要手段是内部审计。房地产行业通常被认为是商业贿赂的重灾区，本文以房地产上市公司世茂集团作为案例对象，检验企业是否有通过内部审计治理商业贿赂的主观意愿。研究发现:当员工的受贿行为严重危害公司利益时,会使得企业重视对商业受贿的内部审计，特别是大公司代理成本更高反受贿动机更强烈，代理理论可以解释企业反贿赂内部审计的根本动因。企业对合法与成功的追求也会形成声誉上的“软约束”从而增强企业反贿赂内部审计的动机，制度同构理论提供了辅助解释。文章最后讨论了如何强化企业反商业行贿的审计动因。     

认证制度若干问题思考

为完善现有框架下的认证制度,需从认证的主体、认证的前提、认证的原则和认证的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明确架构。结合诉讼法学相关理论及司法实践,认证的主体应是包括陪审员在内的审判人员,也即陪审员亦有认证权。质证是认证的前提,但综合考虑各种复杂情形,三种证据可不经过质证直接予以认证。现代自由心证原则应成为认证活动所遵循的原则。同时,应确立认证公开制度和认证异议制度来保障认证活动的科学与公正。     

认证质量对质量认证市场的影响分析

本文将质量认证市场分成三个分市场，即认证市场、咨询市场、商品市场．在认证、咨询市场上．信息对称．采用古诺模型进行分析；而在商品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采用效用理论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咨询、认证业的泛滥有可能导致质量认证制度的消亡；提高垄断程度将有利于提高认证质量；提高认证质量有助于咨询质量的提高．进而提高产品质量．     

我国亲属受贿罪的变迁

亲属受贿罪,始于唐律疏议第146条,即监临之官家人受贿。立法经历了五个阶段：汉晋南北朝,刑官不刑亲;隋唐两宋,刑亲重,刑官轻;元明清朝,刑亲趋重,刑官趋轻;清末废除亲属受贿刑法;历经百年,刑法修正案（七）恢复了亲属受贿刑法,刑亲不刑官。亲属受贿刑法的变迁,反映了我国刑法由专制主义向自由主义、由伦理法向现代法的历史进步;权力越大制约越强的清朝经验值得借鉴;废除亲属受贿刑法的教训值得深思。     

从教师职业专业化角度审视我国教育资格认证制度

笔者肯定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实施对我国教师职业专业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该制度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教师职业专业化的发展，笔者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使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更好地促进教师职业专业化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抑制贿赂犯罪的法律制度设计

贿赂犯罪泛滥的根本原因是低风险 ,这和贿赂犯罪证据相对稀缺密切相关。而现行法律对于行贿、受贿同时打击的双打法律制度 ,促使双方为避免刑事追究形成利益共同体 ,贿赂犯罪的信息、证据更难以逸出、取得。应当充分重视行贿、受贿双方内部固有的矛盾、对抗关系 ,并相应地设计采用单打法律制度 ,利用制度的力量 ,促使双方自始至终朝冲突、对抗的方向发展 ,从根本上解决贿赂犯罪证据稀缺问题 ,最终提升贿赂犯罪受查处、惩治的机率 ,收抑制其发生之效。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变迁

美国高等教育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质量优秀,这与其完善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的认证制度是紧密联系的。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根植于本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高等教育体系的土壤中,二战前已初步形成,二战后随着社会的变化,其认证标准、认证方法、认证政策也在不断地调整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