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穆木天的《写实文学论》

1926年6月,穆木天发表了《写实文学论》,这是继《谭诗》后穆木天的又一篇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文章。它与《谭诗》等一起构建了穆木天的文学批评理论,提出了一种文学的平民精神与贵族精神相结合的文学新范式,这对于孕育着多种发展可能的五四新文学,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法国文学取向的中国新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一）

文学革命倡导与新文学独立发展之间有不同的历史要求,新文学需要向文学审美形态转化与深化,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形态建设具有首要的意义。“诗”与“散文”的分裂,是19世纪法国文学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诗”与“散文”及其关系的认识,是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审美建设的重要内涵。从中可见,陈独秀仅仅建立起了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学通道,更体现新文学独立发展意义的穆木天与沈雁冰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却起到明显不同的作用：穆木天为‘嗷文化”的新文学注入了‘恃”的内涵,这有助于新文学向文学审美形态的转化,沈雁冰则更表现出对文学革命倡导观的延续和套用,在他的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中,“散文”与“诗”是截然对立而难以相容的。     

茅盾对“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贡献——纪念茅盾逝世30周年的思考

针对文坛的“重写”与“重评”茅盾之论,以史为椐,历陈茅盾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与新文学建设方面的开拓之功:如组织队伍,开拓阵地与清除“垃圾”,翻译评介,理论倡导与建树,文学批评等,他筚路蓝缕,发挥了引领文学主潮,把握先进方向的历史作用,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中流砥柱.特别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方面开风气之先,具有特别的意义;已初步形成具中国特色与茅盾文学个性特征的理论体系.这一切说明茅盾的文学史地位是以其客现存在的赫赫业绩为支撑的.无视与否定这些,决非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与新文学秩序的重建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作为新文学理论建设的组成部分,由他引起的文学论争不仅仅是文学观念的讨论,而且关系到新文学意义和秩序的重建,它既校正了"五四"文学的流弊,对新文学的发展和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制衡和互补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革命的意义和文学的现实力量,使文学批评脱离主体感受而走向学理化.梁实秋所倡导的文学理性、文学道德和人性论虽被文学史误读成了另一种意识形态,但他对新文学的反思和重新定义却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大系”与中国“新文学”本位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首先是中国的“新文学”大系,是确立“新文学”本位观的一次集体行为.“大系”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书系,其意义就在于它坚持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以对新文学成就进行资料性、文献性总结的方式,对那些试图从不同方面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者予以回应.“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周作人之于“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化

诞生于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学 ,以其全新的价值观念、表现形态和审美品格 ,显示出鲜明的现代特质。在这一文学历史的巨大变革中 ,周作人以其对新文学理论的倡导、对外国文学的译价、以及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实绩 ,参与了新文学基本特质和大致走向的规范与制订 ,为“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化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论抗战时期国统区历史剧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三个创作高峰:“五四”时期、“左联”时期和抗战时期。抗战时期的文学以意识到的革命政治内容、进步的创作方法和比较成熟的创作队伍为特征,虽然它不象“五四”文学那样具有开创意义,没有那种令人目不暇接的纷呈的色彩,但它比“五四”文学的步伐更稳重,色彩更明朗,艺术上更凝练,它是“五四”文学和“左联”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题材的相对集中,说明作家对文学为人民革命服务在认识上的一致和自觉性的提高;众多栩栩如生的形象和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长篇小说、多幕剧、长诗等大型文学作品,反映了新文学对更高的美学理想的追求.如果把“五四”比作播种的春天,那么抗战文苑则呈现出一派金秋景象。     

进化论：新文学史叙述的生成

新文学史的研究者们用来证明新文学的合法性和必然性的,最初是文学进化论的观念.本文追溯了五四时期进化论如何成为知识界的常识以及在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变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那些对新文学所作的进化论式的阐释如何重建了文学史的"秩序"和"分期".     

也谈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与严家炎先生商榷

近年来,以“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的传统观念备受质疑.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在其主编的文学史著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推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严先生试图从文学主张、对外交流、文学创作三个方面新发掘的史料来证明他的观点,但是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相比,这些史料还是存有先天的局限性的.文学的转折应该是新的文学与旧的文学之间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与文学内容都表现出质的变化,而不是量的变化.只有那些显示出文学真正发生了质变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才能作为新的文学诞生的标志或起点.包括“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内的晚清近代文学只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前提条件.“五四”文学革命及“五四”新文学以其自身异质于古代文学的现代化的文学观念、现代化的文学语言、现代化的各种文体以及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队伍,理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     

电影文学:现代文学史研究不能忽视的领域

本文针对长期以来电影文学被现代文学史所忽略和遗忘的现象,提出了恢复其应有地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电影文学作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文学样式,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种客观存在,其主流形态不仅与“五四”新文学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而且对新文学作出了特殊贡献。只有恢复它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才能完整地再现中国现代文学的本来面貌,并推动这一学科的研究工作日趋深化和不断拓展。     

拓荒者的壮歌——略论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想探索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它虽只有短短的十年,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并在诗歌、小说、“美文”诸领域都创造出了一系列足为后世楷模且至今难以超越的典范。不仅如此,这些可敬的新文学园地里的拓荒者们还在创造出五光十色的各体文学作品的同时,又对一些文学的基本性质、基本原理、文学的语言、感情、思想以及文学的社会职能等理论课题,作了严肃而认真的探讨,从而构建起了与五四文学创作成就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基础理论与批评标准。这是新文学在与旧文学的生死决战中最初谱写的慷慨激越的壮歌,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拓荒时期特有的初生性与简陋性,但它不仅对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且至今闪烁着不可磨灭的理论光彩。相对而言,目前的研究界对于五四时期的     

陈子展的近代文学研究

陈子展先生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与《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两书,构成了近代文学史的首次框架.他从文学与社会思潮的关系、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及文学内部诸因素的发展动向出发,把近代文学的起点定在1898年,并从古典文学如何通过近代文学过渡为"五四"新文学这一角度着眼,在近代文学中剖分出"旧文学"与"新文学"两种因素,通过它们在诸文体领域内的消长蜕变,而构架起了一部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文学史.而他把学术史与翻译文学纳入文学史,又开创了文学史写作的新格局.     

论抗战时期的杂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杂文无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不仅因这种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的文学样式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迅速得到了发展,更重要的还因为中国新文学的主将鲁迅一生以杂文为主要武器并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使杂文由散文随笔的附属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文体,由最初被“高雅文土”不屑一顾到终于进入文学楼台,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影响颇大的文学体裁.     

民国通俗小说：“俗”的壁垒与现代性的困扰

一民国通俗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科书中长时间以来没有地位,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以“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便处于被遮蔽、被排斥甚至被否定的境遇。但是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五四”新文学家们口诛笔伐的“鸳鸯蝴蝶派”在20世纪20年代却并     

试论五四时期惠特曼诗歌的译介及其对新诗的影响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促使文学走向现代化,国外文学对新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惠特曼以及欧美新旧大陆各种流派对于“五四”当年及其以后的许多诗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惠特曼在中国“五四”时期的翻译及接受情况,可以看出翻译文学的影响。     

再谈“‘五四’文学革命”与“两个翅膀论”

以“鸳蝴派”为代表的民国旧小说表面上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衣钵,但从总体上说,它属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强驽之末,从形式到内容,它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了。“五四”文学先驱所以要对它大力扫荡,正是基于这一点。而“五四”新文学所以能取而代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至于以“两个翅膀”之名来攻击“五四”文学革命,给“五四”文学革命抹黑,就更是螳臂当车了。     

文学史分期之我见

文学史分期应以文学自身的演化状况为依据 ,不必与历史分期强求一致。 2 0世纪中国文学虽有曲折 ,“现代性”(“人的觉醒”、“文的觉醒”)仍是其根本标志。“五四”新文学的主流肯定文学的“独立价值” ,本着作家“内心要求”行事 ,并不接受“工具”论。这种观念也影响到后来的许多作家。 90年代文学大体上仍在“五四”设下的轨道上运行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     

郭沫若与德国表现主义

现代派文学是继批判现实主义之后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又一浪潮,它在我国“五四”运动前后正冲刷着整个欧美文坛。“系统就是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的复合体”作为本世纪初世界文学这一动态大系统中一个要素的“五四”新文学,必然要受到这一系统中其它要素的作用,郭沫若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号手,更是首当其冲。所以,现代派文学对郭沫若的影响是一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欲就德国表现主义对郭沫若的影响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宏观审视:黎明期新文学的“现代型”特征——《中国五四文学史》绪论

以传统观点审视,中国新文学的黎明期理所当然应始于五四时期,似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天经地义该从这里起步。但是若对中国文学的演变进程加以纵向考察,便会发现晚清文学改良已放射出中国新文学的黎明曙光,古代文学的旧殿堂已开始全面解体,具有“现代型”特征的新文学正在同传统文学的痛苦诀别中艰难地发孕着,从文学观念到创作实践都蕴含着新文学“现代型”的一些基本素质,初步展示出中国文学朝着“现代化”力向迈进的历史趋势。因此,新文学的黎明期应该从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开始,考察新文学“现代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