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民俗探论

都市民俗学应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包括对对象论、价值论、应用论等内外部规律进行理论思考。“对象论”涉及传习与应用主体的研究和主体聚集空间与存在形态的探究,对市民与居民、社区与田野做出分析。“价值论”着眼于都市民俗的文化价值,以社会、历史的把握为重要前提,进行价值类型的梳理,并以功能、时效等作为价值认定的基准。“应用论”旨在提出对都市民俗资源进行勘察、利用、保护和管理的理论,并注意把握应用的领域和重点。     

论文艺民俗的审美特征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凡是人类社会中从生产到生活,从物质到精神,从心理到口头再到行为,所有形成习俗惯制世代传承的事象,都属民俗。文艺民俗源于民俗,但不是对民俗的直接记录和简单复制,而是民俗的审美化、艺术化。文艺民俗是创作主体认识和表现生活的重要内容。毫无疑问,民俗是容量最丰富、最有生活底蕴的创作素材。它如同人们的日常用品,被经常触摸,形影不离。创作主体作为社会的民族的一员,始终置身于民俗的土壤之中,当艺术家怀着强烈的创作欲望感受并艺术地表现社会生活时,他已全身心进入浓重的民俗的氛围之中。民俗不仅作为创     

跨学科视角下的民俗艺术传播

“传播性”与“传承性”是民俗艺术的内在属性.民俗艺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它在外部表现为具体的民俗艺术形态(能指),在内部蕴藏着民俗文化信息(所指),民俗艺术传播的过程,实质上是其符号意义在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间的流通和共享.口耳相传、行为示范和实物传播是民俗艺术传播所采用的主要传播方式,其分别对应民俗艺术的口承类、表演类、造型类三大艺术类型.     

区域民俗审美的特征性初探

区域民俗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态势的文化,它有着特殊的精神特质与规律。民俗以它特有的形式承载着民众对真、善、美的追求和社会主体人作为个体的“心理完形”,在文化的层面上凸显了实践性、区域性、群体共感性、形象性和感染性的审美特征,成为了理解民俗审美活动本质特性的内在需要。     

接触地带:乡村博物馆何以承载乡愁

城乡快速变迁背景下的空间、物界、行动、时间、自我异化共同催生了乡愁,促使人们踏上“寻根之旅”。乡愁表现为人对于特定的空间、他人以及自我的眷恋却又无可奈何的疏离。人与博物馆在真实的互动中产生的记忆、情感、对照以及体验纾解着城乡快速变迁背景下的乡愁。游客通过参观乡村博物馆再次将自身编织进地方、人际和自我的网络之中。因此,在城乡快速变迁的背景下,以乡村遗产、民风民俗、建筑、生产生活方式为展示内容的乡村博物馆,可以成为游客排遣异化、寄托乡愁的重要场所以及城乡文化、情感双向流动的接触地带。文章中所提出的异化、接触、博物馆化的真实等范畴有助于博物馆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也为乡村博物馆旅游、休闲的发展提供了相关理论指导。     

自然·自我·自由——艺术的三个象征维度

从“象征”的视角 ,将艺术理解为对世界的象征性表达。象征意义的投射有三个维度 :外部世界 ,即“自然” ;内心世界 ,即“自我” ;理想世界 ,即“自由”。从这三个交错的维度观照艺术 ,可以将摹仿论、表现论和形式论融汇于同一参照系 ,而古代艺术、近代艺术和现代艺术在表现主题上的变迁 ,则是象征关系在这个三维框架中的解构与重构。     

略论传统民间信仰的现代变迁 ——以盘瓠信仰为例

从“中心”与“边缘”、“华夏”与“蛮夷”、“制度性”与“分散性”三个方面看,盘瓠信仰具有典型的“民间”特质,其变迁为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现代变迁提供了颇具典型性的观察案例。改革开放以来,盘瓠信仰在经历一段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开始有了逐渐复兴之势,但复兴之中的盘瓠信仰如同大多数民间信仰那样,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有进一步“弥散化”的趋势,即它的“宗教性”在逐渐减弱,而“民俗性”在慢慢增强。     

按社会情境界定当代中国民俗之“民”

民俗之“民”,即民俗主体的范围,在中外民俗学史上一直是引起争议的问题,近年来尤为引人关注。从区分社会情境的角度来界定“民”的范围,可将社会情境分为两种类型:生活情境和公务情境。生活情境中的任何人都是“民众”的成员,生存在民俗模式之中;而在公务情境中,人会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契合自己此时的公务人员身份。生活情境可进一步划分为文化背景与现场处境两部分。情境分析法也是一种很有解释力的民俗研究方法。     

生态学视角下的山村民俗变迁思考——以浙江省杨溪村为例

在传统民俗学领域内,转换研究视角,以民俗研究的手段,探索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并在此之上总结“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民俗习惯,改变“破坏生态与挥霍资源”的民俗习惯.以浙江杨溪村为例,考察村落、家庭中生态因素与村民民俗之间的有机联系,探求山村农民环境行为与当地环境变迁的互动机制,解决村落家庭语境中民俗的文化生态问题.     

民俗保护的“术”与“道”——“后文明”视野下的民俗保护

发展生产、促进经济是重要的,但让物质生产与精神安适同步,即让民俗主体获得精神上的安顿更是第一重要的。克服民俗保护中的“术”性,以更高的智慧即老子大道无为自然的精神让民俗主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才是可持续的出路。或者说,在“后文明”的层面维护民俗的心脏,让它有自主心跳,变静态断片式保护为动态“民俗场”的整体性保护,才是民俗可持续存在的根本。     

湘西民间家具的设计思想与文化内涵

湘西民间家具的设计思想与文化内涵反映了湘西地区长期以来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变迁。湘西民间家具保存了当地特有的民族文化与习俗,见证了湘西地区人们的生活场景与历史变迁;湘西民间家具的文化气质体现了湘西人对对大自然的崇拜与敬畏之情,蕴含着湘西人自然观、审美观和生活观中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湘西民间家具的造型淳朴、雕工精细,雕刻题材丰富等造型与装饰特点体现了湘西地区文化与审美的多样性与融合性;湘西民间家具在布局与陈设的反秩序特征,集中体现了湘西人对人与自然的尊重;湘西民间家具的就地取材、生态环保、朴实无华、经久耐用,展现了湘西民间家具的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特征。     

土家族传统民间舞蹈“花鼓子”初探

"花鼓子"是土家族的传统民间舞蹈,但对土家人的生活却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土家人对几大重要人生礼仪的庆贺,是土家族地区民俗旅游的重要内容,同时还对土家人构建和谐新农村起到积极作用。     

试论民间舞蹈“花鼓子”与土家人的现代生活

土家族的传统民间舞蹈"花鼓子"与土家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土家人的现代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代表着土家族传统的喜俗文化,构成了民俗旅游的重要内容,同时还将对土家人构建和谐新农村起到积极作用。     

朝鲜族的炕文化及其民俗传承

朝鲜族的炕屋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同整个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具有复合文化性质的暖炕,从古至今历尽沧桑,悄悄地对朝鲜族的体型、生产工具的制作与使用、饮食生活、礼仪节俗、原始信仰、民间艺术、民俗娱乐以及整个文化活动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深中肯綮地研究它的起源、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将有助于朝鲜族的发展。     

湖南炎陵客家民歌的产生、发展与创新

湖南炎陵客家民歌包括客家山歌、小调、劳动号子以及风俗歌曲,是炎陵客家人在山野间的劳动和生活中产生的,全面反映了历史上炎陵客家人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内容。炎陵客家民歌在客家人近现代的革命活动、曲艺、戏曲和民间器乐以及建国后新民歌的创作中,其表现内容、音乐旋律、音乐结构和表演形式都在不断发展和创新。     

黔东南苗族“议榔”习俗改革的民俗学评新

黔东南苗族议榔习俗改革是当代社会背景下民族村寨维护社会稳定或调整伦理道德规范的迫切需要的产物,是苗族村寨议榔传统习俗的当代传承,是政府、学会、民间三方合力互动的结果,是主流文化参照下的民俗文化革新。当代黔东南苗族议榔习俗改革对民族村寨移风易俗、和谐发展正在产生深远影响。     

民俗:民众生活方式的模式化--民俗定义、性质新论

从生存活动的主体存在角度论述民俗的定义和性质是对传统民俗学客观化研究的反拔。民俗是人类在生存活动中为持存发展生命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一种生活化。民俗的化结构的模态化证明，民众不仅生活在物质形态的化中，更生存于精神信仰性观念化中。人类与民俗相伴而生，从远古一直走到现代。民俗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     

土家族民俗汉字文化精要

虽有学者认为巴人有自己的文字,但学界总体却认为巴人及后来的土家族并没有独立的文字,起码是没有成体系的文字。实际上长期以来,土家族都习用汉字,故而其民俗中汉字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民俗文化中一朵永开不败的奇葩。     

道教"壶天”、"洞天”与彝族丧俗

在道教典籍中,葫芦被视为中有日月的小宇宙"壶天”,彝族丧俗亦认为人死后魂归"壶天”(祖灵葫芦).道教与彝族信仰如此相近,是因为道教吸收了先秦方士的神仙思想,而神仙思想源出西羌,彝族正是远古羌人的遗裔.彝族魂归"壶天”、"洞天”,正是道教仙境"壶天”、"洞天”由来的民俗基础.     

新媒介语境中“民间文化”的再现与传播

当前我们的"民间文化"所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媒体现场,它对于民间文化生存与审美空间的影响是巨大的。文章立足于以网络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介语境,详尽细致地阐述了以民间故事传说、民歌等为代表的传统意义的"民间文化"在遭遇新媒介后,其存在方式与传播途径的改变,旨在廓清媒体变革对于"民间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通过对新媒介语境中"民间文化"多维度的深入分析后,认为在当代媒体现场,人们应转变、调整对"民间文化"的固有观念和理解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民间文化"的生存途径和发展动力以促进"民间文化"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