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有突破性的法律史著作——读杨一凡著《明初重典考》

杨一凡同志所著《明初重典考》一书,最近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不囿成说,坚持论从史出,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精心考证,澄清了长期以来在研究明初朱元璋的重典之治问题上的许多不实之论,是一部力求恢复历史真相,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特别是在中国法制史研究方面具有突破性的著作。朱元璋作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立国伊始,就高度重视封建王朝的法制建设。他亲自主持了《大明律》的制定工作,同时颁行了大量条例和法令。在“治乱世用重典”的思想指导下,他“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实行了自唐宋以来空前严峻的重典之治。然而,长期以来在对明初法制的探讨方面,学者们大多倾向于朱元璋偏于轻刑或虽用重典而不及于平民的观点。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作者首先就明律、《大诰》峻令、律诰外诸峻令等逐一进行研究。通过对洪武年间的三个基本法典即吴元年律令、洪武七年律和洪武三十年律诰的制定,沿革和量刑情况的考察,认为前两个法典要比洪武三十年所颁《大明律》为     

滨岛敦俊著《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解析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信仰研究从未像今天这样繁荣,只要简单地检索一下,就能发现这一研究已成为当前国内史学视野中的热点题目之一。日本的滨岛敦俊教授正是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他的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起步较早,成果卓著,所著《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一书,是近几年海外中国民间信仰研究领域中的高水平著作,其中有许多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域社会中的民间信仰的独到见解。是书现已由朱海滨先生译成汉语、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笔者研读此书数遍,并将此书主体分四部分做一解析。     

滨口惠俊及其"人际关系主义"理论

一滨口惠俊是当代日本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1931年生于日本歌山县,毕业于京都大学教育系,后在该校研究生院主修社会人类学,获博士学位。他先后任京都大学讲师、副教授,大阪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攻方向是日本文化论、社会心理学、心理人类学。主要著作有《日本特点的再发现》、《人际关系主义社会——日本》、《日本式集团主义》、《高度信息化社会与日本的走向》等。滨口与美国前人类学会会长许光相交甚厚。许氏在日本做田野调查时,滨口惠俊曾为其做研究助手。后来,滨口把许氏的两本专著《家元——日本的精髓》、…     

"缘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

本文分析了日本学者滨口惠俊的“间人”概念及其理论的特点与不足,从研究“人的系统”的角度,提出用“缘人”概念描述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作者从认知模式、情感模式、交换模式和主要群型四个方面简要概括了日本人人际状态的特征,认为“缘人”概念更能表述日本人际关系的神髓,更具有日本本土文化特色和与现有理论有更好的兼容性。     

明代宣德年间的经济恢复

明初宣德年间(1426——1436),由于明宣宗实行了一系列薄赋轻徭、休养生息的政策,加上他本人勤于政务,励精图治,遂使明初出现了“四境无虞,百姓安业,几于小康”①的恢复局面。正如孟森先生所云:宣德年间“为明代极盛之时”②。本文拟就宣德十年间的经济恢复情况做一粗浅的探讨。 明宣宗即位后,摆在他面前的社会现状虽然不能说是个烂摊子,但应当说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从明朝建国开始,虽然经历了洪武、永乐、洪熙近六十年的“经济恢复”,但因军事行动接连不断,政治大狱此伏彼起,自然灾害连年发生,这种经济恢复并没有收到多大实效。永乐十九年,明…     

论“日本派”在制定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中的作用(上)

迄今为止,在有关美国占领日本史的研究中,有一些课题尚很少有人问津。比如,美国的“日本派”在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广义的日本派是个曾影响美日关系长达几十年之久的派别,包括战前日本派、战时日本派和战后日本派。本文的论述范围仅限于战时日本派,并着重探讨战时日本派在制定对日占领政策中的作用,兼论该派与“中国派”和“新政派”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四库总目》茶陵派批评中需要矫正的几种观念

以台阁体为明代文学之正统即“台阁正统”说,是《总目》明代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思想。台阁正统说,对明初以来直到明中期的文学坚持的是从宋濂到“三杨”再到李东阳的文学中心论,依此脉络在《四库全书》明人别集及提要所构建的明代文学体系中,台阁体中心以外的作家就不可避免地被四库馆臣作了淡化和边缘化的处理。《四库全书总目》虽然称茶陵为“派”,但并不把茶陵派看作一个独具创作风格的文学流派,而是把它归入台阁体在后三杨时代的一种代表。茶陵派归属台阁体之说,其可取之处是注意到了该派多数作家所共具的艺术风格及其渊源,但其缺憾和问题实非少有。《四库全书总目》所持的“立异起衰”说,与钱谦益的看法不尽相同,但都将茶陵派与复古派对立起来则是无异的。     

消极与积极并存:明朝建国前后祭祀活动述论

祭祀是明太祖从政治国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从政后的祭祀活动,经过元至正十二年闰三月至二十三年、元至正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冬、元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至明洪武三年十二月、洪武四年正月至三十一年闰五月凡四个阶段的演变,由最初的偶或进行,逐渐发展为成体系地、制度化地进行.从总体上看规定严格,内容复杂,参与祭祀者包括各级贵族和臣民,祭祀对象包括自然存在之物、各种人造器物、各种古今正面人物以及各类神灵鬼怪,祭祀时间与规格各有差异.历史环境的制约、鬼神迷信的影响、宣扬天命自我神化、维护等级秩序强调君主至上、恐吓臣民巩固统治秩序、宣泄对先祖的追幕情感等,是其从事祭祀的因为和目的,为民求福是其祭祀活动的一大亮点.明太祖的祭祀活动包含着浓重的消极成分,但其积极因素亦不可忽视,消极与积极交织并存,需仔细分析、小心总结.     

明前期皇帝的即位诏——从洪武到正统

即位诏书是帝制时代政策阶段性继替、关联的重要资料.文章将洪武至正统六位皇帝的即位诏书加以排比分析后提出如下判断:所有这些即位诏书都以申明新君即位合法性为要旨,并皆宣布大赦、新政条款,可见皇帝政治仍须取得与民心、普遍文化价值的契合,并非造成既成事实即可;建文帝即位诏表露出从威猛严苛转向文治宽仁的政策意向;明初诸帝中朱棣即位合法性最成问题;洪熙即位诏与建文政令相通.以宽仁休息为核心,朱棣、朱高炽父子之间的确存在重大政见分歧;宣德以后基本维系洪熙政令大轨.可见建文时期社会政策基本精神在洪熙、宣德时期得到部分体现;赋役沉重、军民逃离、司法严苛是整个明前期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政策难题;杨士奇在明前期政策基调转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洪熙到正统初年可能是士大夫群体在国家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个重要时期.     

1962: Eve of a "Left" Turn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本文探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持续变动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如何导致中国对外政策最终向“左”转的;并在此探讨的基础上,确定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动的性质、特点、原因及其在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演变中的历史位置。论文分三个部分:1.50年代末中国对外政策的动荡及其根源;2.1960年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特点和动力;3.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向“左”转的历史原因。本文的结论是:国内政治形势变化是导致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动的重要原因,对中国对外政策由此产生的某些特点必须进行具体分析。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由“义”词源的演化略探《水浒》的“忠”、“义”

《水浒》中的“忠义”历来是研究者最众说纷纭的问题。从“义”词源的演化过程来考察,“义”作为伦理原则词义则出现了“二律背反”的分化一与“忠”含义相同,“忠义”合缀的偏义复词亦如是;一则成为个体及民间团体的种种江湖之“义”。《水浒》的魅力之所在,显非江湖之义,从而为后世人们所喜闻乐读。     

"天赋观念"和"外来观念"在笛卡尔唯理论哲学中的意义

笛卡尔通过对“天赋观念”和“外来观念”的来源及其作用的分析,确立了唯理论的基本原则,即一切真理性的知识都来自于“天赋观念”和以此为前提的理性演绎。唯理论的这个基本原则是与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体系相协调的,但是却与笛卡尔晚年提出的身心交感说处于直接的矛盾之中。本文将对笛卡尔关于这两类观念的基本观点进行探讨,并试图说明笛卡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     

北宋"正统""夷夏" "中国"诸观念问题新探 ——以士大夫言论为中心

"正统""夷夏"和"中国"诸观念,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思想观念.对北宋时期这些相关观念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严重分歧: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总体上仍遵循前代传统,并未产生质的变化;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格外强调民族区隔,实际上产生了新的类似于近世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通过大量史料可以证明:北宋时期由于当时政治情势的特殊性,虽有一些相应的与时代相关的特殊内容,但是,其在总体思想倾向上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是一直延续着古代中国的基本思想文化传统,故其不能被论断为"近世中国民族意识的远源".     

王阳明思想中“言语”与“心”的内涵

王阳明的一生 ,可以说始于“无言” ,终于“无言” ,但在始终之间却有“言语”。这“言语” ,实已隐含了阐明其思想的关键。本文探讨了作为王阳明思想的核心的“良知”(心之本体 )说以及“致良知”、“心即理”等“言语”的意义及其思想内涵。作者认为 ,在王阳明那里 ,良知本身是不能用话语来捕捉的东西。而“良知”一语 ,是把本来无法用言语来阐明的本然自我 ,用言语作了表述。提倡“致良知” ,就是要回归自己本然的样子。这若有似无、若简易而又精微的“良知”话语 ,成为对最深邃精奥之本我的指涉。这个表述自我回归之无尽期的语词 ,在自我本然中即化为“无言”的存在。这应该就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终极目     

文学创作的兴意与兴辞

"兴",是因事物的触发、感染所引起的表现事物的情意或言辞,此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的始终.在此创作状态中,情感至深,一触即觉,主体忘我地融入对象中,能从眼前对象的感知中直接获得审美现照,不需推理、比较、联想等逻辑思维活动的参与,同时此观照是深刻而真切的,此谓"兴意".当然,"兴"不仅是一种豁然贯通的心理状态,而且还时常表现为佳言妙句顺畅自如的自动获得,即传达中语言文字与审美体验之间没有任何疏离,一个词、或一个句子、或一段文字瞬间涌现,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甚至整个佳作一气呵成,此谓"兴辞"."兴"是创造不落痕迹、自然灵妙之作品的理想方式.     

回到“社会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没有确定的对象边界、而是根据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进行自我界定的学科。社会学的方法论根源蕴涵在“社会的”和“社会性”中。在社会学思想史中,“社会的”和“社会性”有四种表征：与“异化”和“失范”对立,彰显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对立,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与抽象性对立,彰显具体性和相对性;与神秘性和神圣性对立,彰显世俗性和日常生活性。据此,社会学的方法论可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概括,在这种想象力中,社会是一个高度相对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个体和社会处在相互建构的“结构二重性”关系之中,个体的、日常的和世俗化的行动是社会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