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居民多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根据多代际收入流动的理论研究框架,基于CHIP2013和CHIP1995的调查数据,分别使用两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TS2S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城乡子代对父代和祖父代的多代际收入弹性,结果发现:城镇父子代际收入弹性大于农村父子,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低于农村居民;在多代际收入流动的理论模型中控制父代收入变量,城乡祖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回归系数都明显下降;城乡居民的父子代际收入弹性从低收入家庭到高收入家庭都呈现递减的特征;城镇和农村居民不同收入阶层多代际收入流动现象差异明显。     

低收入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变动趋势

传统的代际收入弹性法由于采用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对低收入样本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估计存在偏误。因此,采用统计特性优良的代际位序相关性方法,利用1989—2015年CHNS数据,对中国低收入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度,得到的结果在不同偏误条件下更加准确、稳健。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群体代际流动性在1991—2006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在2006年后显著上升,其中底层贫困人群子女收入位序上升更快;不同地区代际流动性存在差异,西部地区高于东、中部。进一步对绝对向上流动性的考察发现,代际流动性更大的贫困人群、西部地区人群,其子女尽管有机会摆脱贫困,但收入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社会给予收入底层居民的上升空间十分有限。阻断低收入代际传递,政府应当加强对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投资和职业培训。     

二元经济结构下代际收入流动性差异研究

我国收入差距存在城乡差异,且这个差异有在扩大的趋势,那么,代际收入流动在城乡的状况又是如何的呢?文章应用线性混合模型对其进行研究。选用基于混合Dirichlet过程的非参数贝叶斯估计方法,并利用MCMC算法进行后验推断。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年龄、城乡都是影响个体收入的主要因素,并且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要高于农村地区,即我们的研究中父辈收入对子辈收入的影响在城镇地区要高于在农村地区。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效应研究

代际收入流动性是研究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的重要视角之一。文章讨论了公共服务质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机制,同时考虑劳动力迁移因素的作用,以劳动力迁移概率为局部工具变量进行Heckman两阶段回归,来考察代际收入的传递效应。估计结果显示:我国目前代际收入流动还处于较低水平;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教育、医疗保险在传递路径中的贡献较大;劳动力迁移行为强化了教育等基本服务质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促进作用。政府应继续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合理分配落后地区教育资源,放松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加快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的多水平统计模型分析

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 从代际传递的角度, 以九省区农村地区农户家庭子女作为分析对象,运用多水平统计模型分析了影响子女收入的因素.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子女的相关属性变量后,子女收入受父亲收入影响较大.这说明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小,呈现出一定的代际继承性.分析结果同时表明农村地区代际流动性存在中部、东部以及西部地区上的差异.最后,建议政府增加公共医疗资源的供给,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加强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农村子女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以增加代际间的流动性.     

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及质量研究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数据,基于收入转换矩阵,测算了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大小和趋势,并对代际收入流动性质量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较高,主要是源于中间收入阶层在相邻阶层短距离位置变动,而两端收入阶层则相对封闭,代际收入流动性总体呈倒"U"型趋势特征;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不利于子代收入的改善,不利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与巩固,持续贫困率和持续富有率较高,两极分化趋势明显,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质量偏低。     

中国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分析

利用CGSS提供的中国28个省区微观调查数据,应用Atkinson回归模型和转移矩阵两种度量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方法,研究了中国2005年的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代际收入在不同的分类下流动弹性并不大,其中城市的流动高于农村;东、中、西部的流动弹性呈现逐渐递减趋势。利用转移矩阵对流动性进行测度,研究表明：总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有一种保持效应,即从最低等级转向高一等级的概率较小,从最高等级转向低一等级的概率也较小,总体的不同等级间的流动性较差。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家庭背景对个人收入的高低起着积极的作用。     

样本选择性偏误、TS2SLS估计与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水平

我国公开使用的微观调查数据库追踪时间较短,从单独一个数据库中整理出的父子配对样本存在因共同居住而产生的样本选择性偏误.本文尝试从两个数据库获得双样本来估计代际收入流动性水平,比较分析双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TS2SLS)的优良性质,并以CHNS数据库作为主样本、CHIP数据库作为辅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TS2SLS估计方法得到父子、母子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值分别为0.4937和0.5134,高于文献中通常采用单样本OLS或者Ⅳ方法的估计值,有效改善了代际弹性系数的估计偏误.     

关于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

文章首先对代际收入流动的相关文献进行简单回顾,在此基础上指出目前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并根据所用数据特点提出了分层线性结构模型,最后分析了研究结果,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代际流动性对社会公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CHNS微观调研数据库,实证分析了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及其传递机制,以及收入、教育资源和社会阶层分布的不平等性。研究表明,我国收入差距经历了逐步扩大到趋于平稳的过程,而同期代际流动性则经历了先波动后提高的过程。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地位影响可以解释代际收入弹性的30%左右。教育公平为促进我国社会公平发挥了主要作用,随着机会公平性的不断改善,代际流动性也将不断提高,将进一步减小个体差异性,缩小收入差距,使中国社会走向机会公平、收入公平和社会公平。     

中国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及教育在传递中的作用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实证检验了出生于1949-1990年男性是否存在代际收入传递,并分析了其变化趋势和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机制。估计结果表明,1949- 1990年代际收入传递程度总体上不断加强,其中60年代初期和80年代初期出现两次传递高峰。中等收入水平者受父辈的影响及加强趋势均最高,呈现双倒“U”特征。城镇传递加强趋势约是农村2倍,城镇高收入水平者受父辈的影响更强,农村则低收入水平者所受影响更强。对教育作用机制分解发现,教育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程度在农村达到26%,城镇则达到36%。家庭环境导致的子女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影响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变化的最主要原因。随着国民教育水平提高,在中国教育的作用也出现了”组合效应”特征。     

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与波动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数理经济模型的理论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决定社会产品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高低的因素,除了政府的生产税税率之外,主要是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且二者的作用方向完全相反,都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当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小于1时,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高,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水平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低;而当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则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低;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水平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高。理论和实证的分析还表明,劳动者货币工资水平和实际工资水平的增长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波动,实际工资水平增长率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方向相反,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也随经济周期反向波动。     

利率市场化、非利息收入与银行净息差——兼论分类非利息收入的差异化影响路径

在对做市商模型进行改进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05-2015年我国101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研究了利率市场化和非利息收入对银行净息差的共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来看,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地方性银行受到的冲击最大,股份制银行次之,国有银行受到的冲击最小;②总体非利息收入和分类非利息收入都对银行净息差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且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这种负向影响的效果进一步增强;③分类非利息收入对银行净息差产生影响的路径并不一致,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主效应是"交叉补贴效应",而交易性收入的主效应则是"资源替代效应";④对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对其净息差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但交易性收入对净息差的影响并不显著;⑤对于地方性银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和交易性收入都对其净息差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产生差异的原因,并进一步向各类商业银行及监管者提出合理化建议。     

Estimation of Models With Multiple-Valued Explanatory Variables

ABSTRACT

We study estimation and inference when there are multiple values (“matches”) for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only one of the matches is the correct one. This problem arises often when two datasets are linked together on the basis of information that does not uniquely identify regressor values. We offer a set of two intuitive conditions that ensure consistent inference using the average of the possible matches in a linear framework. The first condition is the exogeneity of the false match with respect to the regression error. The second condition is a notion of exchangeability between the true and false matches. Conditioning on the observed data, the probability that each match is correct is completely unrestricted. We perform a Monte Carlo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estimator’s finite-sample performance relative to others proposed in the literature. Finally, we provide an empirical example revisiting a main area of application: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ies in incom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for this article are available online.     

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家庭面板数据的分析

居民消费与家庭人口结构密切相关,本文基于2018年和2019年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微观家庭的平衡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结合我国人口未来变动趋势,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属性、受教育水平三个维度着手,就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率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以及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提高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具有负面效应,更为积极的生育政策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本文建议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优化生育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挖掘老年人口消费潜力,推动建设高水平国内消费市场。     

中国杠杆率合理波动区间测度

针对当前去杠杆中亟需解决的阀值测度问题,通过搜集我国工业各个行业的相关数据,尝试测算其合理的波动区间。一方面,基于国民收入循环流,以货币流量理论和存款准备率上限为基础,对我国工业各行业杠杆率的下限进行测算;另一方面,根据企业利润的不确定性,以企业收益流能够覆盖成本流为基准,以银行信贷风险有效控制为目标,测算了工业各行业杠杆率的上限。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我国目前以工业企业为代表的微观杠杆率仍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第二,各个行业的波动区间有所不同;第三,去杠杆政策制定应该根据不同行业,不能一刀切。     

中国居民家庭夫妻收入差异研究

居民家庭是组成整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居民家庭夫妻之间的收入差异是了解全社会性别收入差异的重要指标,但却少有研究对此关注。本文采用CHNS2000和2009年数据,对我国居民家庭夫妻间收入差异和全社会性别收入差距进行了动态比较研究,发现夫妻间收入差距远大于全社会不同性别间收入差距,基于Mincer收入方程和Oaxaca分解实证法揭示了“门当户对”观念和“婚姻梯度”现象双重作用下夫妻间收入差距与全社会性别收入差异不同的形成机理,并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性别差异

 现有对中国居民收入性别差异的研究都是基于个人收入样本数据,进行收入差异均值分解和歧视定量研究。指数基准问题是横亘其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坎。本文基于人们对其收入是否合理进行主观评价的指标,来选择指数基准以深入研究城镇居民收入的性别差异。本文的计算结果显示,按照经典的Blinder-Oaxaca模型和Cotton模型计算,收入的性别歧视被大大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