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学与西方解经学发展概略及比较

中国古代经学与西方解经学各是中西古典解释学的主体,各有其悠久的发展历史,两者在文本性质、解经态度、解经方式、解经原则、社会功能、与权力话语的关系、意义建构方式、文化影响、学术命运等方面都存在可比性和异质性,两者的比较研究对于清理和转换中国古典学术资源以及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话具有重要意义.     

重估常州学派的思想谱系及其经学文明观

常州学派作为一种思想脉络,是理解清代中后期学术思想转变的关键。深入考察常州学派的治学传统,可以发现常州学者在专研《春秋》及“公羊学”的同时,还有一个《春秋》与《周易》相会通的独特视角,这一点对重估常州学派的思想谱系尤为重要。正是基于此经学视角,常州学者才得以将“天道与王道”“变与常”“显与隐”相互涵摄,由此推衍圣人“经世之志”以及“性与天道”的微言,发挥六经“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晚清今文学者继承了常州学派的经学理路,进一步着眼于东西文明图景的变革,阐发出一套应对新时代变局的经学文明观,以便重新认知和解释近世中国所遭遇的文明嬗变。     

《易》到《论语》的经学转向——扬雄晚年思想转变的经学解读

扬雄采取模拟的方式著述,晚年从五经之首的<易>转向当时尚称为"传"的<论语>,其弃"经"从"传"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西汉末年<论语>经学地位的提升,一是扬雄希冀"尊孔辨经"以言立法.<法言>便是扬雄转向<论语>研究的产物,这种转向具体表现为:经典选择的不同、解释方式的不同和解释资源的变迁.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发展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地位升降有密切关系。高祖崇经,其诏令引《诗》亦颇有深意;太宗继续巩固经学地位,其诏令引《诗》更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高宗及以后数朝,经学地位有所下降,诏令引《诗》多乏善可陈;睿宗时境况略有回升,为玄宗时经学复兴作了很好的铺垫。     

论公羊学在俞樾经学思想中的地位

俞樾向以朴学家驰名,而公羊学思想可以说是他治经治学的指导思想。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一经被他推崇为“圣经”;他对《春秋》经传的训释遵从公羊家的立场和门径;他还将公羊思想及其家法运用于所有儒家经传的文字校勘与训诂中。俞樾是一位以朴学驰名的公羊思想家。     

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点校举误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过周予同的点校、注释,流传极广,成为经学入门教材。但周注本的点校存在一些失误,却一直没人指正。本文从断句、校勘、分段等方面列举其疏失,并依据《经学历史》初稿本,对周注本失校之处加以弥补。     

以《公》解《穀》之谬——近代经学史上一个被忽略的片段

随着晚清经学研究的发展,许多学术标签被用来形容和归类过去某些历史文本。其中一者是所谓的"今文"和"古文",当时不少经师咸以为今古文之别,是把经籍有效地划分范围,而被归入某一类范围的东西往往被视为有较相似的成分。《穀梁传》和《公羊传》明显被划归"今文"的范畴,因此它们在这一标签下也被当作具有某些相同属性的文本。一些经师在诠释《穀梁传》的文本时,往往倾向于采用《公羊传》的观点,而无视二传的差别。因为各种历史原因,以《公》解《穀》的做法不曾得到认真批判,而且持续存在。     

从曹髦问难看义理思辨在传统经学中的价值

魏高贵乡公曹髦与经学博士围绕经学文本展开的论辩,披露了经学文本自身的不周全性。经典之间、经注之间记述的不一,尤其是儒家继承的资源与自撰文献之间观点上的冲突,不可能完全通过字词的训诂和＂奉遵师说＂的家法获得解决。在求真的知识追问中,能否＂喻大义＂凸显了义理思辨在传统经学研究中的价值,其所体现的批判性思维事实上推动着经学的发展。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经学思想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经部分类方面,注重结合图书的时代发展和自己藏书的实际情况,联系实际,突破前人经部目录分类的藩篱,取得了较大进展,也为今天的图书分类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借鉴。他在反思和批判汉唐和宋代新旧学术思想体系的弊端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新的学术风尚,既体现了宋学敢于怀疑的学术精神,又强调注重文献辨伪的考证之功,开启了宋代后期学术风气的新取向。     

经学研究正误

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逐渐淡化的今天,经学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正面意义得以去蔽。在关键问题上,学术界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尤其是在经与儒学的关系上,没有认识到不是经而只是传才可为儒家所专;在经学的主题上,没有认识到是使人成为文明人基础上的王道理想与成人理想的统一;以往的经学研究往往注目于历史、训诂等方面,而对经学的哲学意义重视不足。这些模糊认识的清理,对经学与现代化的研究确实有着重要的意义。     

朱熹经学与宋学

朱熹作为经学之宋学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吸取先前经学思想资料的基础上 ,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 ,对汉学流弊提出批评 ,并结合时代的发展 ,确立“四书”义理之学 ,对中国经学进行改造和创新 ,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又修正宋学盛行后出现的流弊 ,重训诂辨伪 ,反对脱离经文本义而空谈义理 ,启发了后世的训诂辨伪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朱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 ,而且兼采汉宋 ,把训诂与义理相结合 ,从而发展了宋学和中国经学。     

《风骨》篇的经学旨趣

本文是《文心雕龙》有关问题的专论.在《文心雕龙》中,"气"字被频繁使用,就刘勰的创作论和鉴赏批评的主张来看,"气"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脉"式的连贯关系,所以,以"生命力"来解释"气"字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文心雕龙》的写作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学文化背景,刘勰本人也有着比较明确而自觉的经学意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风骨"篇中."风骨"篇以"体要"为基本前提提出了"风清骨峻"的理想美学规范,使这一范畴具有了以"防文滥"为其现实指向的经学旨趣,这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是务实而深刻的.文章或从"情"和"采"的关系入手,重新阐释"情采"篇,可以看出"情采"篇所谈问题的核心是"情之采",而非"情与采",真情的自我表现是一种至上的"采"即"贲象穷白"之"采".其真情是一种圣情,是承载自然之道的儒家真情."物色"篇的主旨是"心物交融",刘勰在文中关于审美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不是一般的"物感",是在强调"物感"的同时,还强调了心对物的驾驭和统摄,把"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视为不可偏废的同一过程.     

论曹魏经学

曹魏是汉末经学衰落后崛起的新变期,不仅产生了《中经》大型经学类书,而且可考的经学著作128种。在学术渊源上,或源于汉末官学,或源于汉末私学,与汉代经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然而,曹魏经学在继承中凸显新变。由今文转向古文经学,由古文转向玄学经学,是魏晋学风演变的核心。从青州之学形成,到荆州之学衰落,标志着汉末经学的结束;从王肃经学始盛,到何王新学勃兴,标志着曹魏经学的形成与转变。理论形态上,多元并存,以古文经学为主;传承方式上,太学衰落,地方之学、私学发达;发展过程中,互相驳难,因袭与创新并存;学术版图上,边鄙经学发达,中原经学寥落,呈现出由边鄙向中原辐射的发展态势。     

王通与经学更新

作为统治学说的经学,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表现形式,经历了由《五经》传统向《四书》传统的转向。对经典的解释也是各不相同,尽管许多人曾力图统一对经典的认识,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伴随着对经典态度的转变,在经学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若干阶段,在每个阶段中都有各自的特点,王通无疑是开启了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独自创立了一种经学传统,这在经学史上是罕见的。     

经学中的文学因素——试析《毛诗正义》对《诗经》创作艺术的总结

《毛诗正义》虽属传统的解经范式，但其对《诗经》艺术表现特征的总结引人注目。在情志合一、直言非诗的理论基础上，它对《诗经》之章法结构、用韵情况、赋比兴手法等做了系统深入的分析与总结。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郭嵩焘经学文献研究述评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更是一位著述丰富的经学大师。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大量研究郭嵩焘经学学术的相关论著,对学界关于郭嵩焘经学文献成就的研究以及研究动向进行归纳与分析,并对学界有关郭氏经学研究之不足进行评述。     

《诗经》研究应超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理论视阈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划分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是清末学者建构而成的,它深深地渗透到现代《诗经》研究中。现代《诗经》研究界认为《毛诗》属于古文经学,《鲁诗》、《齐诗》和《韩诗》三家诗属于今文经学,它们在汉代斗争激烈,处处立异。由于这种理论过度强调对立性而不能对汉代经学做客观的描述,对《诗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极影响。《诗经》研究应该超越这种理论框架。     

《孟子》《大学》与阳明心学的经学奠基——基于发生学视角的分析

阳明心学以“成圣”为出发点,以“圣即理”为根本前提,由“心即理”和“致良知”两个命题建立其义理结构。从发生学的视角看,阳明早年的成圣之学由朱子入手,其悟后的义理结构与《孟子》契合。但是,阳明晚年对孟子、朱子都有批判,他认为朱子《大学》改本偏离了孔子的成圣之学,孟子的“集义”功夫论有二元论的嫌疑。为此,他认为有必要批判朱子的《大学章句》,并修正孟子的功夫论,这促成了其晚年恢复《大学》古本的举动及其对《大学》的新诠释。简括言之,阳明心学的建构是由朱子《大学》改本的扬弃而契入《孟子》,再由《孟子》的修正而上溯到《大学》古本,并最终以此作为其经学的奠基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