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发现于滇西北的藏文石碑——格子石碑

1992年,在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格子村,发现了一块吐蕃时代的藏文石碑,该碑由碑文、“臣服图”及碑饰图案等几部分组成。本文认为,该石碑是当时吐蕃经营南诏、远交唐朝的又一历史见证。碑文记载了龙腊塔部落臣属于吐蕃的历史事件。由8人组成的“臣服图”表现了神川节度使吐蕃君臣正在接受归顺者龙腊塔及其随从进贡的场面。石碑的碑饰图案反映了唐朝、吐蕃、南诏几种文化在当地相互汇集、交往与融合的历史。     

南诏与吐蕃联盟关系的破裂及与唐关系的恢复——《异牟寻誓文》的研究

唐樊绰《云南志》收录的《异牟寻誓文》,是反映南诏与吐蕃联盟关系破裂和与唐关系恢复历史进程的重要文献,是南诏人留下的弥足珍贵的原始史料.分析其内容,可以看到南诏背蕃归唐具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敦煌文书所记南诏与吐蕃的关系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中,有三处记载了公元8世纪时地处祖国大西南的南诏与吐蕃的关系熏可以和汉文史籍相印证。本文依据敦煌文献对这三处记载作了记述。     

南诏归唐原因之探讨

南诏归唐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归唐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本文作者认为,首先从南诏的军事制度和经济特点里可以找到其内在的深刻原因:南诏的军队经不起频繁的战争挫折;吐蕃“发兵无时”摧残了南诏的经济。其次,唐王朝的衰弱,减轻了对南诏的威胁,南诏已无必要再投靠使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吐蕃。同时,唐王朝非常需要一个富庶而安宁的剑南,必须保障其特殊的输血作用。关于南诏归唐的实现,作者一反以往看法,认为是韦皋采取以军事胜利为主的手段,才最终消除了南诏归唐的障碍,使之得以完成。     

试论唐代有关南诏的诗歌——兼谈边塞诗评价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唐代边塞诗的评价问题开展讨论,不少同志认为:边塞诗包括描写民族关系、边塞战争、边疆风物、行旅离别等多方面的内容;边塞诗派,是伴随着唐中后期的民族矛盾而逐渐形成发展的。而盛唐至晚唐的民族矛盾,据《新唐书·突厥传序》称,当时与唐王朝抗衡的有:“突厥、吐蕃、回鹃、云南”。这里的云南,指当时的南诏政权。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它单独与唐发生矛盾,有时,又与吐蕃联合对抗唐王朝,成了唐王朝的西南劲敌。因而,在唐王朝与南诏的民族斗争中产生的诗歌,是唐代“边塞诗”的有机组成部分。     

唐德宗与中唐民族关系的改善

众所周知,自天宝十载(751)南诏叛唐归吐蕃后迅速恶化的民族关系,在德宗朝得到了彻底改善。唐德宗对这种改善起了怎样的作用?本文试图对这一为史学界所忽视的问题做一初步探索。 大历十四年(779)八月,即位伊始的唐德宗果断采取与吐蕃和好的政策,为削平跋扈已久的国内藩镇创造一个安宁的边境局势,改变代宗时扣留吐蕃使者并将吐蕃战俘悉配江、岭地区的作法,征拜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兼御史大夫,“持节充通和吐蕃使”,并“征其俘囚五百余人,各给衣一袭,使伦统还其国,与之约和,敕边将无得侵伐。”这一     

论南诏天宝之战与安史之乱的关系

唐中央与南诏地方政权,在天宝十载和十三载,打了两次战争:一次为泸南之战,一为西洱河之战。这两次战争,间隔不长,规模较大,影响不小,是唐史和云南地方史上的重要问题。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认为:“自天宝九载(引者按:据《通鉴》、两《唐书》,应是天宝十载。)杨国忠发动西洱河战事,骚动全国,引起安禄山、史思明之乱,南诏阁罗凤北臣吐蕃,争战大渡河以南地之后,吐蕃与南诏协力骚扰,连年争战,为唐大患。”木芹先生说:“这次战争(引者按:指西洱河之战。)的时间较长,涉及面较广,规模也较大,所以影响也是大的。对唐来说,战争前内地的情形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由于唐统治者的惨败,使得山雨已经到来。……在战争中,内地人民承担着苛重的捐税和军费,同时失     

唐代吐蕃的民族统治与民族融合

公元 7世纪 ,吐蕃在青藏高原的崛起与兴盛 ,改变了西部地区各民族的历史 ,引发了一系列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连锁反应。吐蕃王朝的不断兼并、征服与扩张 ,使吐谷浑、党项、回鹘、沙陀等民族受到吐蕃的统治和奴役。在强制与暴力之下 ,这些民族也逐渐与吐蕃融合。     

唐朝后期与南诏的关系考察

唐朝自贞元年间和南诏结盟以后 ,由于吐蕃的衰落 ,而唐朝至安史之乱后藩镇的跋扈 ,中央政权的衰弱 ,南诏反而强大起来。唐朝最后由于内政的混乱 ,外有南诏的寇略边境 ,导致最后的灭亡。     

唐代南诏城镇散论

本文认为,南诏中后期,城镇增加到一百余座,他们的本原是唐城、吐蕃城、境内豪族大姓和部落部族城镇以及南诏自建城镇,其发展既与南诏政治军事力量的膨胀同步,反过来又支撑和坚固着南诏政权;分布密集和居中的重点城镇把南诏领域划分为东西南北中几个人的区域,南诏城镇较之中古式中原城镇更为古典,主要具有政治军事功能,“择胜置城”是南诏城镇地理位置选择的思想出发点,“地利”原则运用得很好;阳苴咩城是南诏城镇内部结构和建筑的典型代表,具有“汉制”的建筑特点,但其坐向的选择既不取法于汉、晋帝都,又不是隋唐大兴——长安城式的,它和拓东城等的模本可能呈唐前期的姚府城和安宁城,并合理利用地形,加入若干地方民族特色。     

佛教中唐入滇考

对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和路线,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关于时间问题,有“东汉说”、“初唐说”、“中唐说”、“晚唐说”、“初元说”;关于路线问题,有“中土说”、“吐蕃说”、“主流说”。本文研究了前人的各种观点,征之以文书,证之以文物,斟酌损益,权衡得失,认为佛教传入云南应在中唐,传入路线应有多种,既有中土、西域,又有吐蕃、骠国。关于南诏佛教的构成,本文认为,南诏佛教虽以密宗阿吒力派为主,但境内尚有其他僧人活动,所见胡僧、骠僧和蜀僧,也并非都是密宗派别。若把南诏佛教简单地净化为阿吒力一派,无异于自树藩篱,丢掉研究唐代云南佛教的许多线索。     

从宋人对"熙河之役"的评价看宋与吐蕃之间的关系

熙河之役是宋朝与吐蕃进行的一次大觌模战役.宋人对之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赞扬和反对.然而从这褒贬中,不仅展示了吐蕃的风俗,而且表明了宋人对吐蕃的关系、态度.宋人为熙宁之役的胜利欢呼,而在兴奋之后,他们理性地感到宋朝的国势是不能够以武力对外征服,只能用文化和道德来感召其他民族才是上策.     

吐蕃王朝早期的韦氏家族

韦氏家族是吐蕃王朝时期主要的贵族家族之一。以韦氏为代表的贵族集团在吐蕃王朝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复杂的。韦氏家族在王朝早期的活动集中表现在不同内容的盟誓和贵族家系间的关系上,显示出吐蕃贵族们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吐蕃政治的发展。可以说,吐蕃政治是王室与贵族间妥协的产物,这一思路对于古代吐蕃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地区性初级统一为全国大统一奠定基础——论南诏大理国的历史作用

南诏大理国是云南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由于唐宋王朝中央错误的治滇政策导致了南诏大理国与中央王朝长达5个世纪的分立割据:另一方面南诏大理国又实现了云南的地区性初级统一,为元代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所见苏毗与吐蕃关系史事

本文结合敦煌、新疆出土的古藏文文书与相关的汉文文献,深入地探讨了有关唐代吐蕃与苏毗关系中的若干史事,内容涉及吐蕃对苏毗的征服与军政建制、苏毗王子悉诺逻奔唐事件、中晚唐敦煌和西域的苏毗人等,进一步揭示了隋唐时期苏毗在西北的分布、活动及其融合于吐蕃的轨迹。     

元代蒙藏关系论

蒙古族与藏族都是在我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作用与影响的民族。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特别是蒙古族帝王与吐蕃即藏族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彼此之间的接触往来亦十分频繁。这在民族关系史上是很值得一提的。 一、蒙古皇室与藏族宗教首领的接触往来 蒙古帝王与藏族宗教领袖的直接接触,《蒙古源流》言称是在成吉思汗45岁时的丙寅年(1206年)。而我们认为这是不足为信的。因为当时成吉思汗刚刚统一蒙古草原,他本人不可能顾及“地广而险远”的藏族地区。 第一个和藏族首领发生直接接触的蒙古王室成员,史学界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成吉思汗之孙(窝阔台之子)西凉王阔端(藏史作郭丹大王),他曾派大将多达那波进军西藏,而遭到吐蕃地方的强烈反抗,这使蒙古统治者感到用武力压服吐蕃地方不如任命有影响和威信的宗     

试论唐初唐蕃战争对党项羌的影响

唐初在西南边疆广设羁縻府州,当地党项羌开始主动内附唐朝.高宗时期爆发的"唐蕃战争"使党项羌与唐朝的关系出现分化,一部分党项羌受到吐蕃的控制与驱使,另一部分不甘吐蕃统治的党项羌被迫向唐朝内徙.这一过程为后来唐朝组织党项羌定点内徙奠定了基础,从而改变了当时乃至以后党项羌的分布格局与历史进程.     

晚唐敦煌吐蕃居民宗教地位变迁研究

吐蕃在河陇统治结束后,部分吐蕃居民及其后裔依然生活在河陇地区,继续影响着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佛教是吐蕃民族宗教生活中的重要构成要素,归义军都僧统悟真和尚丧葬中由吐蕃后裔成立的悉(歹勺)潘社负责灵车,这一现象凸显了敦煌吐蕃居民重要的宗教地位.敦煌归义军政权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时采用的这种宗教地位确认方法,为各民族的精神层面上的和平共处、宗教上的统一认识和文化上的最终融合奠定了基础.     

南诏王室婚姻关系简论

本文分析了南诏王室与洱河蛮、邓赕诏、施浪诏、傍诏、两爨、唐王朝之间的一系列婚姻关系,认为这些婚姻关系对团结、利用和依靠各方面力量,建立、巩固南诏的统治,增强其军事实力和加快文明进程起了巨大作用。这也是南诏政权得以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论“安史之乱”时期的唐蕃关系

<正> 安史之乱起后的唐与吐蕃的关系,治唐史诸专家的看法大体相同,岑仲勉先生的观点可作为代表,他说:“安史之乱,各国都向唐声援,独吐蕃取乘危态度。吐蕃往日以我河湟一带设备充实,故用兵侧重取外围(如安西四镇)。及安吏之乱起(七五五),侦悉河西兵内调,守备空虚,于是改计从内围进攻,河、陇先沦,西方断路,安西、北庭遂为彼囊中之物。又复结合南诏,窥伺西南,使唐处于心腹受胁之劣势。外扰内患,相逼而来,唐之一蹶不振,亦吐蕃牵制有以致之。”从宏观上来看,岑先生持论允当。时至今日,随着对唐史以及唐蕃关系的研究的深入,已不能满足于仅从宏观上把握了,要求进行更细致深入的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些似是而非,甚至当时史家所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