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冲击视角下中国银行业和房地产业风险传染性测度

利用基于极值理论的VAR模型和CD模型,在检验了银行业及房地产业个体机构风险水平的基础上,研究了2个行业内及行业间的风险传染情况,并将房地产业与银行和其他行业间的风险传染特征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房地产业发生风险的概率较大,危机后房地产业和银行业之间的传染性显著增加,并且银行业与房地产业之间的风险传染概率明显高于银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风险传染概率。据此,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以增强对风险传染的防控能力。     

银行间债务网络流动性差异对风险传染的影响

在度量系统性风险方面,银行间的流动性差异可能比“规模大”和“联系多”更重要.首先,本文从银行间网络角度,提出了一种商业银行流动性差异的检验方法.本文利用银行间贷款(网络的出度强度)和银行间借款(网络的入度强度)的幂律分布特征,度量银行间的流动性差异.实证研究发现,2012年~2014年,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流动性差异很大.其中,2014年大型银行的流动性需求最明显.其次,本文以真实银行间网络数据为基础,构造大型银行分别是流动性需求和流动性供给的两种网络,研究流动性差异对风险传染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处于流动性需求地位的大型银行的潜在风险传染破坏力,远远高于同等规模和联系的银行.这足以表明流动性地位应该是监管机构重点关注的系统性风险指标.本文的研究为监管机构提供了一种精准的系统性风险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方法.     

基于企业行为偏好的企业间信用担保网络与风险传染研究

本文从行为金融学视角,结合复杂网络理论和信用担保关系选择机制构建了内生性企业间信用担保网络以及企业间信用担保网络风险传染模型,仿真分析了企业间信用担保网络结构及其风险传染演化特征。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随着时间演化,企业间信用担保网络结构呈现“弱去中心化”特征,而且企业间信用担保网络的复杂性与稳定性增强;(2)企业资信水平不仅能够提高“担保圈”风险冲击概率,而且可以降低信用担保系统的不稳定性。随着企业影响力和企业风险认知水平增大,有助于增强冲击后企业信用担保系统的稳定性。企业风险偏好较小时,保证了“担保圈”内有效的流动性供给,但当企业风险偏好不断增强时,加剧了信用担保需求方的经营困境。(3)企业风险偏好对企业影响力、企业资信水平、企业风险认知水平发挥“强化效应”。企业资信水平与企业影响力具有“互为强化效应”。企业风险认知水平的“风险制约能力”强于企业资信水平的“风险强化能力”。企业风险认知水平与企业影响力对违约企业数量的影响发挥互为逆向效应且两者强度相当。     

基于核心-边缘网络的中国银行风险传染

采用核心-边缘网络刻画我国银行间市场的网络结构,结合各银行同业往来资产和负债信息构建风险传染模型,对单个银行倒闭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两种情况下的传染过程进行模拟.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银行系统的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但在所有银行中中国银行的风险传染程度最严重,应该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重视.同时,防范银行危机的关键在于控制资产价格泡沫,在合理的资产价格水平下,外界冲击难以对银行系统的安全性构成威胁.     

机构投资者信息挖掘、羊群行为与股价崩盘风险

聚焦机构投资者决策行为背后的信息驱动因素，选取2007年～2017年沪深A股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机构投资者信息挖掘能力的度量指标，分析机构投资者信息挖掘能力的差异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应及其中介路径.实证发现，持股机构投资者信息挖掘能力的差异程度越大，则越能减缓样本股票的股价崩盘风险.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羊群行为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也即信息挖掘能力差异会导致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程度降低，进而缓解了股价崩盘风险.在不同市场环境中，熊市中这种缓解效应相较于牛市更加明显.同时，良好的公司内外部环境不仅能有效降低股价崩盘的风险，也可以加强机构投资者信息挖掘能力差异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缓解效应.研究结论为全面认识机构投资者信息挖掘能力以及如何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提供了借鉴.     

网络舆情扰动下房地产投资者“追涨杀跌”行为扩散研究

一旦房地产投资者“追涨杀跌”行为发生大范围扩散,将诱发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严重偏离甚至动荡。本文从传播学与行为金融学交叉视角,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构建了房地产投资者“追涨杀跌”行为的网络扩散模型,进而仿真分析了网络舆情与投资者行为偏好交互作用下房地产投资者“追涨杀跌”行为扩散的演化特征。研究表明：房地产投资者越偏向于随机建立关联,“追涨杀跌”行为越可能快速扩散;网络舆情因素在“追涨杀跌”行为扩散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对投资者行为偏好因素发挥较强的“强化效应”或“抑制效应”;当媒体权威性足够高或网民情绪足够乐观时,通过综合调节网络舆情和投资者行为偏好因素能够有效实现预防和限制“追涨杀跌”行为扩散的目的。     

基于投资者关系的投资者行为国外理论研究综述

从投资者关系的角度出发,首先,回顾了国外学者关于投资者行为理论研究的发展;然后,对投资者行为研究的2个主要层面进行了概括,进而详细归纳了影响投资者行为的主要内外部因素;最后,对本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和展望。     

分类管控下的债务风险与风险传染网络研究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心之一。本文针对部门债务,从债务口径、债务结构和偿付风险3个层次深入研究了实体经济债务风险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分类管控我国债务风险的理论模型。从部门间债务的比较分析中,本文发现非金融企业债务在实体经济债务中具有极高的系统重要性,针对这一特点,我们构建了双层交易对手方风险传染网络模型。以江苏省和山东省产业债发行人担保网为样本,基于该模型研究了区域非金融企业间债务风险传染结构,并根据综合节点度与对外风险敞口两类指标识别出若干核心风险传染节点。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内的债务间存在较强关联性,是潜在的区域系统性风险源。本文认为,我国当前的宏观债务问题存在国情特殊性,应尽快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债务风险和压力分析评估体系,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分类施策工具。     

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股市日内风险传染:来自欧债危机时期的证据

本文主要着眼于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股市之间的日内风险传染现象,使用日内5分钟数据,应用FFF回归、FIEGARCH模型、ARFIMAX模型的波动溢出三步检验法,对内地股市与其他三个东亚股市之间的日内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股市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国内地与日本股市互不影响;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股市之间,虽然在非恐慌时期几乎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进入恐慌时期后中国台湾股市显著受到内地股市影响.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股市下跌时的波动溢出效应比上涨时要大.     

哪些因素影响了股市风险传染？——来自行业数据的证据

防范系统性风险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风险传染(risk contagion)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特征之一,作为资本市场最主要部分的股票市场,其行业间的风险传染愈益凸显。本文采用Δ CoVaR结合时变SJC-Copula的方法,测算了我国股市行业间产生风险传染和遭受风险传染的程度,并基于实际联系和金融联系实证检验了行业间产生和遭受风险传染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股市行业间的风险传染具有异质性和时变性;行业的关联程度越高,信息透明度越差,对其他行业股票产生风险传染的程度越高;行业的关联程度越高、信息越不透明、股票流动性越差,遭受其他行业风险传染的程度越高;投资者情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行业股票风险传染的时变性,投资者情绪越悲观,行业间的风险传染程度越高。     

家族控制、两权分离与债务期限结构选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2002-2008年家族控制上市公司数据,在控制相关变量下,从债务代理成本视角经验检查在中国债权人法律保护较弱的背景中,终极控制股东(家族)是否影响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终极控制股东显著影响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具体而言:(1)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越大,公司具有显著低的长期债务水平;(2)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度与公司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3)终极控制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指派高管与公司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     

期望差距与企业家的风险决策偏好——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探讨了期望差距与企业家创新性活动和破坏性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关联在其间的调节作用.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1,在期望落差及历史期望顺差的状态下,企业家都将随着差距的增加而冒险地从事创新性活动、破坏性活动,但随着行业期望顺差的增加,冒险性行为则降低了;第2,企业家在落差状态下的破坏性活动的边际效应高于顺境状态;行业期望落差状态下创新性活动的边际效应小于行业期望顺差状态,但这种创新活动的边际效应在历史期望状态下则更大;第3,政治关联在期望差距与企业家风险决策偏好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尤其在期望落差状态下它更加遏制了企业家冒险从事创新性活动的动力,而诱使他们将资源配置到破坏性活动之中.     

Guanxi influence and talent management in Chinese organisations; evidence from the real estate sector

The Chinese context has been characterised as one where guanxi influence is significant, shaping the choices, considerations, challenges, and consequences of talent management (TM). There is though little empirical research which shows that this is what is experienced, and that guanxi influence does feature prominently. The purpose of our research is to explore experiences of TM in China,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guanxi influence affects TM.

Case study research to identify and explore guanxi influence on TM was undertaken in three real estate companies in China. Interviews with managers and employees on how talent is defined, attracted, developed, and retained were analysed for guanxi influence. These show that guanxi influence is clearly present in the experience of TM, though this is not the sole or always dominant influence on choices, considerations, challenges, and consequence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TM literature by showing that guanxi influence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defining, attracting, developing, and retaining talent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also highlighting both advantages and potential disadvantages of guanxi influence in TM activities.

Evidence suggests that guanxi influence is a relevant focus for understanding TM and for framing further research on TM in China. Guanxi influence in this TM context will continue, and by extension in contexts where Chinese organisations develop their presence globally, and adapt to the wider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organis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which best practice TM is a stronger influence.     

资本结构与员工劳动生产率

债务作为重要的公司治理手段,可以降低企业、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委托代理成本,提高员工劳动生产率.同时,债务水平上升将提高企业破产风险,对企业和员工的人力资本投入与员工劳动生产率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以我国1999年一2014年工业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不同佑计方法的实证结果均表明企业的债务水平越高,员工劳动生产率越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财务困境加剧了债务对员工劳动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债务对员工劳动生产率的负作用在人力资本依赖度高的公司以及在外部就业环境好的地区更加显著.对于债务与员工劳动生产率作用的中介效应分析与分位数回归结果也说明债务上升可能导致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下降,对员工劳动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研究为我国“去杠杆”经济政策提供了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动态尾部金融网络结构与传染性度量

基于Lasso高维分位数回归模型,本文构建了中国金融系统的尾部网络结构,并定义了总体网络以及行业间、行业内和金融机构间等多层金融网络的尾部风险传染度,解构其传染机制与关联特征,评估各机构双向系统重要性(接收端和发射端)。同时,本文提出了一个最优滚动窗宽选择标准方法,以优化滚动样本技术下的动态网络结构。结果表明,所有层级尾部风险传染效应(总体系统、行业间、行业内和机构间)在经济金融极端困境时期,呈现明显增强及剧烈震荡特征,2015年中国股灾期间尤甚。跨行业传染效应日益严峻,银行与保险间表现出较强关联性,房地产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间均表现出较高传染性,跨业监管值得关注。接收与发射最多尾部风险传染的金融机构仍然是银行与证券类机构。系统中超过50%的金融机构倾向于接收风险传染,一旦出现系统性冲击,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将遭受重创,因此,应加强此类机构应对外界冲击的能力。此外,基于新滚动窗宽选择标准法的动态模型的估计性能明显优于传统方法。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中国金融系统的网络结构和传染机制,对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依据。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基于市场变量的检验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现有研究文献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本文认为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对市场条件进行细分来深入研究.为此，本文以2011年~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门限模型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是否会因市场效率和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市场效率和市场化程度的门限效应:当市场效率处在高水平时，机构投资者持股会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当市场效率处在低水平时，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加剧股价崩盘风险;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处在高水平时，机构投资者持股会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处在低水平时，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加剧股价崩盘风险;在目前我国的整体市场环境下，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加大股价崩盘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