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规制的反身法路径研究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应对生物安全危机,各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进行规制,但实际成效并不显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分依赖“命令控制”规制路径,忽视了社会高度分化的复杂性和其他社会子系统的独特运行规律.实践中生物安全规制路径陷入约束力不足,立法分散且泛滥,监管松散等困境.对此,法社会学中反身法理论意识到法律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强调各社会子系统的自我规制,为突破我国生物安全规制瓶颈提供了新路向.立足于反思法框架下的范式革新,结合其组织、程序、商谈等规制策略形成生物安全的半自主社会系统,克服传统规制模式之弊端.     

社会性规制与CSR耦合的机制构建

环境污染、生产及消费安全等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且还需要通过社会性规制体系来实现。在嵌套式规则体系下,通过选择适宜的路径及模式,实现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合作治理,进而通过规制政府行为,改进政府治理;规范企业行为,改善治理结构;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建立与成长等措施,最终实现社会性规制与CSR的耦合。此项研究可以填补理论上的空白,突破实践中的瓶颈,最终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国际法模糊性建构体系中的全球治理规范秩序

全球治理暨法律多元主义体系下,国际秩序面临功能分化时代的治理规则再书写、国家主义单一视角不足、国际法遵守理论盲点及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如何整合等问题。基于国际法规制中客观存在的法律漏洞填补和功能性国际法造法问题,厘清模糊性建构与相关概念的关系,分析因规则滞后导致全球治理失灵的原因,在梳理德国法兰克福规范秩序法学派冲突动力学理论谱系基础上,结合社群世界主义分析理论和团体拟制人格发展路径,镜鉴系统论社会宪法学治理意义的构成性规则与制衡意义的限制性规则,剖析全球化社会法权的内在结构,为国际法遵守机制的合理性创建,提供反身法规制的知识考古学验证,阐释系统论社会法学理论对新兴国家全球化参与中,确立主体性及构造规范秩序的价值与启示,发展全球治理中的平行规制体系对一切义务的法理进阶,从国际法遵守机制角度,针对全球治理中的规制体系与碎片化等突出问题,阐释治理主体共同责任建构的理论与经验,扩展开放结构,采用过程建构主义和实践理论假设,探索提出全球治理多元规范的新秩序及与国家治理体系衔接、全球治理规则与共同演化策略。     

我国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的路径选择刍议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衡平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谋求和谐发展的基础上,负有的旨在维护和促进公共秩序、安全和公共利益的义务。鉴于中小企业自身的特殊性,对我国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应当充分考虑其经营、发展特点,以此为逻辑起点来寻求中小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合理衡平。法律规制的重点在于立法约束层面,在路径选择上应注重其基本法律义务的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从法律底线走向道德理想

本文从解析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着手,厘清公司社会责任包括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其中法律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底线,道德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理想.而实现对企业社会责任规制的关键在于探寻企业社会责任由法律约束通向道德规制的径路.现阶段,可以从法律对"社会契约"的维护和法律对"公司治理"的完善两方面,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在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桥梁.而未来,则应构建具有光谱化特点的法律规范体系,以实现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面规制.     

软法治理的迷失与归位——对政府规制中软法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思考

经济发展和民生需求呼唤政府规制的转型,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政府规制中推行软法治理。软法治理逐渐获得社会各方利益主体的认可,因为其适应了政府规制现状和公众参与的诉求以及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尊重。软法治理的兴起值得弘扬,但前提在于对"软法"有着正确的认识,要从对形式软法的渴望转变为对实质软法的追求。因此从商谈立法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软法及软法治理的内涵。通过对我国行政司法实践的检索,我们发现被我国学界认同为"软法"的一些政府规制政策,实际上背离了软法的精神。而正确认识软法治理价值的前提在于对软法实质意义的尊重,即软法应该是以公共利益和社会整体福利为中心,在公众参与和协商民主基础上形成的政府规制的权力渊源。     

企业社会责任:从单一视角到协同视角

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的凸显和社会期望的提升,使企业社会责任(CSR)问题在中国变得日益紧迫.已有的CSR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多从政府或社会俯瞰企业的单一视角进行,从政府、社会、企业三方协同互动视角进行尝试的尚不多见.协同视角的实质就是把CSR问题视为全局性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企业的问题,通过三方的互动与合作,实现共赢与和谐.实现单一视角到协同视角的转换,首先要把握当前三方失衡的基本态势,在理论方面深入剖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微观机理,强化理论基础,改进研究方法;在实践方面进一步理解企业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和处境,更加注重对CSR行为的政策引导,加强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教育,大力培育和发展NGO.     

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

企业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绝大多数财富来源于企业的创造.企业的活动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改变着社会.从解析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着手,探寻企业社会资任法律规制的原因,并结合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立法中存在的问题,界分企业责任与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企业对政府责任的关系,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范畴进行界定.     

碳交易第三方核查法律规制的反身法健全路向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第二代环境规制的产物,其中第三方核查作为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关键要素,仍未跳出政府直接干预的窠臼。社会系统高度分化的情势下,法律系统不能对碳交易第三方核查系统进行充分规制,造成碳交易第三方核查存在法律规制模式单一、法律规制标准不统一、法律规制绩效不彰、法律规制存在盲区等现实困境。反身法理论强调尊重社会子系统的运行逻辑,主张受规制者的自我规制,为突破碳交易第三方法律规制瓶颈提供了新路向。基于反身法理论对碳交易第三方核查法律规制的范式进行革新,并结合其组织、程序、权能规制策略形成碳交易第三方核查监管的半自主社会系统,弥补传统命令控制型模式的不足,即从更新碳交易第三方核查法律规制的理念、调整碳交易第三方核查法律规制的结构、优化碳交易第三方核查组织的内部理性、增设碳交易第三方核查的民众参与路径等方面健全系统的法律规制。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管理框架的构建

以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CSR)战略管理为研究对象,从 CSR 边界、CSR 战略管理的关系入手,采用规范研究的演绎法分析新常态经济环境对企业CSR战略管理的预期影响。研究表明：新常态经济环境变化导致我国企业CSR的边界变化;应对这种变化我国企业可构建 CSR 战略管理框架;CSR 战略管理框架应考虑经济环境要素,以利益相关者为纽带,并遵循CSR识别→CSR 沟通→CSR 协调的循环提升过程。研究结果启示我们：新常态下政府应加强经济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导向功能;企业应充分认识CSR战略管理能够带来的持续的竞争优势;政策制定部门应建立有效机制了解来自企业的反馈。     

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探析

个人信息保护本质在于践行公平信息实践原则,秉承利益衡量理论,贯彻保护利用并举。比较国际社会的立法模式,欧美趋同于"积极确权+行为规范"的保护模式。中国单一的"行为规范"模式暴露出权利基础缺位的制度性弊端。继《民法总则》后,《民法典》"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专章未完成个人信息权的续造。《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表述使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位阶明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为基本权利范畴的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宪法规范基础。在确立个人信息保护基本权利的概念表达时,应与权利内涵保持一致。数字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除应延续传统立法所强调的侵害防御机制外,更应关注个人信息的积极利用,以及基于人格自由发展所要求的对个人信息财产性利益的保护。那么,采用"个人信息权"的概念表述,确认个人信息之于个人利益的实质价值,赋予个人对其个人信息享有完整权利形态,内含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基本要求,也为权利内容的细化留有空间。如此,可在宪法"个人信息权"的统合下,以人格尊严及其自由发展为核心,通过发挥基本权利的主观防御权功能与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在公、私法领域实践国家保护义务,分别形成私法上以客体支配导向,保障个人信息自决的具体人格权,与公法上以行为规制导向,保障个人实质参与的程序性权利集合。而作为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权唯有落实到个人可具体主张法律保护与救济的民事权利时才有赋权之意义。基于此,检视《民法典》中个人信息所属的"民事权益"已具备升级为"民事权利"的充分条件。区别于一般人格权、隐私权等属性,个人信息权在我国民事权利体系中可确定为具体人格权。以民法典的原则性规范,人格权法的独立权属定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权利体系构建,可渐次实现个人信息权从顶层设计到全面布局的逻辑推演。     

中国用人单位实施就业性别配额制的法律思考

从性别平等原则的演变出发,分析其从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的转型过程,认为用人单位的行为是否构成歧视应该在实现平等原则基础上进行合法性的判断。用人单位能否实施性别配额制在该原则的不同理解下是冲突的。这种冲突在国际条约、国内法都有所体现。各国应根据本国自身的特点对用人单位实施配额制是否违反就业中性别平等原则作出规定。中国应坚持就业性别问题本土化,在现阶段必须坚持机会平等的原则,以规则中心主义弥补法定义务主义的不足。     

欧盟企业合并控制的实体标准研究

现代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主要包括三大类：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滥用支配性地位行为和企业合并行为。合并控制的实体标准是合并控制制度的核心,从根本上决定一项合并行为是否违法,也反映出一国合并控制制度的严厉与宽容。欧盟作为当今世界合并控制制度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合并控制的实体标准先后经历了三次变革,反映了欧盟在经济形势变化下的立法和政策演变的价值取向。本文从欧盟合并控制的实体标准的沿革入手,分析其合并控制标准变化的原因,并对完善我国经营者集中的实体标准提供借鉴。     

敌意收购规制模式的错位及其改造

当前我国在实践中呈现出的"证监会监管,辅之以司法介入"的管制型敌意收购规制模式表现失灵,具体表征为行政机关的监管被动和草率,以及司法机关的应对乏力。究其根源,在于我国敌意收购规制模式出现了结构性错位。法律规制模式可被解构为管制型、自治型和回应型三种类型,其中,回应型规制乃敌意收购法律规制的应然模式。这是因为,敌意收购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而灵活、及时的回应型立改废规则或法官创新性裁判与敌意收购达成契合。是故,我国应当实现敌意收购管制型规制模式向回应型规制模式的转型。在比较法视野下,回应型规制模式呈现出司法型和自律型两种类型,后者又可被划分为完全自律型和不完全自律型两种模式。迈向敌意收购的不完全自律型法律规制模式乃我国最优选择,原因如下:第一,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本和阻碍较大,转型为真正的司法型规制模式较为艰难;第二,我国缺乏机构投资者,不具备完全自律型规制模式的形成基础;第三,自律型规制模式还存在缺乏强制力的固有弊端。具体而言,我国可借鉴英国和澳大利亚经验,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敌意收购不完全自律型规制范式。首先,应确立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共同利益诉求。在此理念指引下,我国可构建一个以证监会牵头,以证券交易所、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等为核心成员的并购小组。其次,构建促进实体正义的制度框架。一是为分工明确并形成内部约束,建议在并购小组内部设立多个具有不同职能和权力的委员会;二是并购小组在作决定过程中不应拘泥于法律法规,而是灵活采用多元化决定方法。最后,塑造程序主义运作规范体系。一是规则制定程序应体现灵活性与民主性,明确规则委员会在特殊情形下可以随时修改相关规则,并且应广泛听取成员代表的意见;二是争议决定程序应确保公开化,采用简易书面形式做出处理决定;三是完善听证程序和上诉程序,对于后者,建议我国未来由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兼任并购上诉委员会;四是确立司法审查程序,明确"不干涉原则"。     

区域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区域文化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具有重要影响。以2009—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研究发现,我国不同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和文化差异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一个地区的文化对权利差距的接受程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低;地区文化以绩效为导向的程度越高,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则越低;地区文化越强调性别平等,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则越高。研究结论对深入理解制度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具有重要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与企业成长关系研究

在梳理国内外文献基础上,首先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内涵与维度进行界定,并通过来自全国多地企业的358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可以划分为两个维度：企业法律、伦理与慈善实践维度以及关系实践维度,进而为现实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提供理论依据。其次,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与企业成长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对企业成长有显著影响：企业法律、伦理与慈善实践和企业关系实践对企业“质”的成长作用最为显著,对企业“量”的成长作用次之。     

论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兼从程序法角度审视刑法的修订与完善

欲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和做法,研究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是必经之路。在研究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时,强调程序法的手段和工具作用是片面的,而用"程序中心论"取代实体公正更是错误的。从哲学上说,关系即联系。因此,对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应用联系的、整体的、辩证的方法来研究。因为某一具体的程序法与实体法相联系构成某一具体的法律调整系统,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以达到最优化地调整某一具体法律关系。因此,从程序法角度审视刑法的修订与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不仅有利于刑法目的的实现,而且有利于刑法更加合理和完善,更加符合人权保障的法治发展趋势。     

第三代行政程序之比较研究

借鉴Barnes教授提出的第三代行政程序的理论模型，结合中国现实情况，对中国行政程序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估。首先探讨了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新行政法产生的条件，接着按照上述理论模型对中国现有的行政程序进行划分，最后结合特定领域来分析中国行政程序目前已经取得的成就和不足，论证了中国引入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必要性。     

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现状与路径选择

伴随着商业银行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实现自身业务发展与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成为商业银行日益关注的问题。文章对我国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针对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提出商业银行应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履行社会责任嵌入到银行治理架构、企业文化和业务流程之中,加强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理念的培养,同时法律和银监会还要强化对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管。     

弱势群体的经济法保护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弱势群体保护需求日益突显。社会弱势群体保护问题已成为当前社会聚焦的热点问题。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是实现社会实质公平和法律实质正义的基本要求。文章从经济法视角,主要从市场秩序规制与宏观调控两大维度探讨弱势群体保护问题,就社会弱势群体的相对性为出发点,秉承社会本位理念,追求实质公平,侧重构建弱势群体发展性保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