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国家治理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法治都扮演着“轨道”角色,即发挥着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依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是国家治理效能的保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充分发挥法治的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略论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和要求,道德治理能力的提高意在其中。道德治理可以从目的论角度和手段论角度两个方面来理解,承担"扬善"和"抑恶"两个方面的社会职能。当前社会治理的主要功能是"抑恶",但从根本和长远来看,道德治理意在"扬善",完善人的自我发展。借鉴现代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要求来分析,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体现在:道德治理的主体多元,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制度化,道德治理理念的现代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道德治理的灵魂作用。     

现代治理理论视阈下道德治理的价值转向

现代道德治理是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之中,实现从价值层面引领着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价值支撑。现有道德治理的研究,鲜有从现代治理角度来开展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亟需以多学科视野,结合现代治理理论,重新厘定道德治理的现代内涵,并进一步对现代道德治理展开内容、功能、价值取向的全面分析,最终落实到实践层面,探讨出现代道德治理的实施框架,使得现代道德治理得以实现。     

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目标和要求,还是我国推进全面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因而其提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多是从上层建筑方面来提出的现代化,突出的是通过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适应性调整,来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加快生产力发展步伐。由此可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我国现行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仅独具特色,而且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一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要符合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也要体现本国特色,与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相适应。就我国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目标取向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因此,其标准必须既体现现代社会对国家治理的一般要求,又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要求相适应,其构成要素必须充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国家现代化总进程的重要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基本实现,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达到。现阶段,应当从四个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用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三是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以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抓手,加快建设法治中国。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四个着力点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进化过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要求,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工程,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必须抓住以下四个着力点:坚持依法执政,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把制度建设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突出位置;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坚持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与系统构建——以南京市域治理为例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基层党建和社会建设的主线。南京市域治理经验表明,以党的组织体系为中轴的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决定了以党的组织建设再造社会治理体系,以党的功能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实践特征。其内在机理体现在坚持党的主导地位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有机结合,坚持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协同的组织系统,坚持党建创新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逻辑。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系统构建的创新路径,必须坚持构建“市—区—街—社”四级联动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组织体系,建构以提升党建能力引领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机制,并以党建品牌为示范,以制度为保障,实现党的建设效能与社会治理能力双提升。     

关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考——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有感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也是《决定》的一个亮点。我们以前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角度分别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现在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从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目标,将发展的目标与制度的目标衔接起     

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和必然要求。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局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妥善应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面临的难题和挑战。     

江泽民道德与道德建设思想刍议

江泽民同志关于重视道德社会作用的思想,对于克服各种片面认识,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关于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建构科学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思想,为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反对西方资产阶级腐朽道德观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武器;关于汲取、借鉴各民族优秀文化和创新精神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着根本的理论指导意义;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对我党治国方略的完善和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要更加重视发挥全面依法治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逐步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