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明责任研究

通过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界定，区分提供信息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和提供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前者承担直接侵权责任，后者承担间接侵权责任和替代责任；进一步分析网络服务提供者直接侵权责任、间接侵权责任、替代责任的责任认定和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以此来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基础。由此认为:第一，直接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行为、过错、损害和因果关系四要件，网络服务提供者仅就“合法来源”承担证明责任。第二，间接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行为、过错、损害和因果关系四要件，网络服务提供者就“过错”要件承担证明责任。第三，替代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行为、损害和因果关系，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证明责任。第四，网络服务提供者就合理使用规则的两个判断要件承担证明责任。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信息披露义务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信息披露义务是网络环境下保护著作权的必然要求,我国现行立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仍然沿袭已经废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精神,判令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著作权人负有信息披露义务,且进行了变通。应当再次在立法中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披露义务,并作实体和程序上的严格限定,以便在平衡版权保护和技术发展的同时,有效维护公众的隐私权和表达自由。     

网络著作权侵权主体——“网络服务提供者”之解读

“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对提供各种网络服务的主体的统称,其内涵过于宽泛不适宜用于法律条文。“网络服务提供者”固有多种分类,但就网络著作权侵权主体而言,仅对其服务性质具有侵权可能性的网络主体分类足矣,故“网络服务提供者”可分为网络硬件服务提供者和网络软件服务提供者。前者包括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和网络信息存储空间提供者,后者包括网络内容提供者和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此处仅指软件方面的技术）。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限定——兼谈《侵权责任法》第36条之细化

《侵权责任法》第36条对网络侵权行为进行了专门规定,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特定条件下,对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但该条款关键用词模糊,在学界解读时出现多种不同版本,需要运用立法解释论的方式予以细化;而其明确表达的连带责任则体现了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苛责,势必对网络言论自由化产生不利影响,立法之趋向有待修正。     

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罪的刑法应对——刑法实质解释论之运用

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罪具有犯罪主体新颖、犯罪方式独特、犯罪情节复杂的特点。刑法学界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需承担刑事责任问题以及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是否成立帮助犯问题未能达成共识,使得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面临着理论上的困境。我国关于侵犯著作权罪的刑事法律规范大多形成于网络云端技术诞生之前,网络云端技术的出现给网络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带来了新问题。在侵犯著作权罪刑法规则尚未作出更新性应对之前,应当积极发挥司法的自我适应功能,对于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可以基于实质解释论的立场,在不违背罪行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复制发行”、“以营利为目的”、“犯罪主观”等犯罪构成要件进行扩大解释。     

论借助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打击网络版权侵权的制度构建——基于对“三振”机制与“屏蔽”机制的思考

随着P2P技术的普及,网络用户借助P2P平台可以实现文件在各终端之间的直接传输,非法传播作品的行为更加猖獗.各国都希望能够发挥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的作用,通过控制接入服务,以减少网络版权侵权行为的发生.目前已发展出"三振"机制和"屏蔽"机制这两种模式.基于对"三振"机制和"屏蔽"机制的特点、实践结果的分析,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建议我国通过立法确立"屏蔽"机制.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义务的判断标准研究——以《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为视角

如何认定"知道",以及如何明确"知道"的判断标准,是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的关键问题。"知道"指的是"明知",而不包括"应知"。在掌握"知道"义务的判断标准时,应当遵循三方面的原则:根据提供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不同,判断标准应当有所不同;根据保护对象的不同,判断标准也应当有所不同;提供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普遍审查义务。     

网络服务提供者专利法规制——《侵权责任法》第36条在专利法领域的具体化和专利法四修修正案草案第71条的完善

专利法领域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根据其是否通过网络服务帮助网络用户许诺销售或销售专利产品的标准来认定，而不是根据其业务类型来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权利人的通知后应当承担有条件的移除义务，而不是立即移除义务，该条件为权利人提供生效法律文书。转通知义务独立于移除义务，具有特定的法律价值和功能。网络服务提供者位于网络信息交互的中心，权利人和网络用户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利益平衡依赖于畅通的信息传递渠道，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权利人和网络用户均承担及时转通知义务。     

"馒头血案"与网络侵权——解析网络传播法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近年来,网络传播法研究的关注点是现有法律框架下的网络侵权问题。其中网络著作权侵权研究是最大亮点,另外主要涉及网络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侵权的研究,以及与此有关的侵权责任分析和立法建议等。2006年初,因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引发的网络侵权纠纷成为热点话题,使得网络侵权进入了普通公众的视野。网络传播侵权无法得到有效规避折射的是网络法制的困境。从更深的层次看,它体现的是自由与控制、共享与利益间的矛盾。     

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著作权侵权责任

一方面网络服务提供商在互联网的运行和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日见增多的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中,网络服务提供商往往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甚至成为他人侵权的替罪羊。究竟应该给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一个怎样的发展空间或者为它划定一个不构成著作权侵权的底线,这就涉及到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著作权侵权责任问题。通过对比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了作者对该问题的若干思考,以期给出一个相对合理、较具操作性的侵权责任标准。     

从实体性存在到规范性存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依据及实践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其承载的关于人类价值规范和交往秩序决定了它本质上属于一种规范性存在样态。作为超越实体性存在的特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性存在样态主要在于其内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价值张力,这种价值张力在现实中表现为共同价值与价值存异、公共权威与个体自主、超越旨趣与适度稳定的合理关系。上述价值关系的处理也充分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方案中,即中国传统"和文化"价值引领下的共享发展格局、"承认的政治"下民族自主与"中国方案"的价值威信、战略举措下的区域化样态与价值超越下的全球化趋势,以上方案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不断发展。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专利权审查义务——兼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63条第1、2款

2015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正式公开,其中第63条,尤其是第1款和第2款引起广泛关注,在这之前,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具有专利权审查义务的疑问似乎从中已经得到答案,可以说这是专利法发展进程中不小的进步.遗憾的是,该条款直接模仿《侵权责任法》第36条之规定,使其还不能完全适应专利权保护的特殊环境,当中仍有大量细节值得推敲.条文里,“网络服务提供者”到底指的是什么,“专利权审查义务”局限性是什么,确立的“通知—删除”规则在专利权侵权投诉中又该如何使用,都直接关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以及如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审慎思量.     

从“差异”到“他者”——对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神学读解

海德格尔的《同一与差异》,德里达1990年代以后的著述,以及西方学界近年编辑出版的有关文献,始终潜在着一种“差异”与“他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其中可能蕴涵的意义,在西方常常是从神学的角度予以读解。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在这一问题上的相关论说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极为深刻,然而如果缺少神学的解说,则很难把握其中的根本意蕴。     

从"写实"到"主义"——论张道藩的国家文艺思想

在20世纪的中国,写实主义文艺的重心曾经从"写实"本身的"主义"转移到政治的某种"主义",张道藩的国家文艺思想,即令"写实主义"服役于"三民主义",演成三民主义的写实主义.其形成带有现实的政治考量,即因应抗战建国和批评普罗文艺的需要,而其实施则暴露出政治目标与人文内涵的冲突.张道藩对三民主义文艺思想的建构和阐释显得中正、平衡、和谐,虽倡导有力的国家文艺,却又试图最大限度地尊重自由和人权,遂使其三民主义的国家文艺思想温和无力,最终走向自我消解.     

从“对抗”到“和解”：女性主义在当代文学中的发展与演变

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在当代中国经历了从＂女权主义＂到＂微笑的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主义话语不断遭遇曲解、质疑,产生女性主义者身份自认与指认的错位、创作意图与解读的背离。而思维和策略的调整或转换,意味着充满背叛、颠覆、先锋精神的女性主义已逐渐瓦解。     

从“应当”到“目的”再到“历史”——对康德价值思想的批判性解读与借鉴

康德作为近代德国古典哲学或观念论哲学的创始人,其哲学是接着休谟提出的问题"往下讲"。康德基于现代人及其社会的分化与整合,从理性的两种不同的运用即"理论运用"与"实践运用"所面对和解决的不同问题,强调了(道德)价值的独立性和对于人的生活实践的范导作用,其理论的具体展开,是通过"应当""目的"或"合目的",最后走向人类"历史"的合目的性。康德价值哲学思想对于习惯于实用理性和整体主义思维,而又置身于现代化运动并正在经历着社会分化与整合的中国人,具有特别值得省思、重视和借鉴的意义。     

从音乐到文学：“雅”之审美内涵与评判标准

“雅”在先秦文化土壤里诞生,经历漫长的文学演变,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审美倾向、一种文学评判标准.“雅”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美学范畴,其审美内涵从对上古音乐的描述中孕育而出,在《诗经》文化传承、文人审美与创作追求、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等特定文化氛围影响下,过渡到文学评判领域,具备丰富的审美意蕴,形成一套对“雅文学”进行品评行之有效的评判标准.     

从“生活决定意识”到“境况决定思想”——马克思与知识社会学的关系

马克思对知识社会学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马克思关于“生活决定意识”的思想对知识社会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奠定了学科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并且直接为知识社会学提供了一些重要内容.另一方面,知识社会学也对马克思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拓展.知识社会学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命题的扩展、传播和具体化都有所贡献.但是,唯物史观并不能等同于知识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