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

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是以人为本、社会责任本位理念的基本诉求,是今后《证券法》修改的基本价值取向所在,更是《证券法》立法宗旨的应有之义。为此,需要重新审视证券市场的价值定位,注重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增强证券市场公开透明度,建构完备的信息披露机制;坚持市场化的管制进路,完善风险监管机制;完善责任机制,确保证券投资者责权利的统一,加强对证券投资者的权益保护,有效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证券法》与证券投资安全

证券投资安全问题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关系到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我国《证券法》十分注重证券投资安全的价值取向 ,通过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对证券机构的监管等一系列具体制度的设计 ,切实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论证券欺诈及其防范

证券欺诈是发生在证券活动之中的、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其行为人大多为特殊主体。证券欺诈包括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地下信用交易、欺诈客户、虚假陈述等情形。为防范证券欺诈,应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加强证券欺诈监管,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及投资者自我保护教育。     

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证券投资者保护

传统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于全能行政监管者和无限监管资源的假设,采用融资准入对投资者实行无差别保护,已难以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需求。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应在整个证券投资过程中建立全民参与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其中,决策性的制度建设应分权给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监管者行使,确保其职能的独立和专业化;执行性的投资者保护工作应分权给一线的自律组织和金融中介承担,确保客户至上并避免利益冲突;保护主体应引入投资者的公共参与,引导其成为能动的自我保护者;公力救济要发挥行政执法的主导效用,兼顾其中的伦理性与经济性。以人人有权、人人有责的公共管理理念作为投资者保护的基点,《证券法》规范下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才能具有稳固的民意基础,实现繁荣昌盛。     

证券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

完善证券法律责任制度,必须突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应当优化证券法律责任的实现程序;应当健全证券法律责任,尤其是证券民事责任的立法体系;应当协调证券法律责任制度与监管制度之间的关系。     

我国实行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制约--以证券诉讼制度和证券责任制度为例

该文从证券诉讼制度和证券责任制度的角度讨论独立董事制度的外部约束和制约条件,基本结论是,我国目前"对上市公司和相关责任人实行有限制裁"和"对普通投资者实行有限的法律保护"的证券诉讼制度和"重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轻民事责任"的证券责任制度,不利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制约因素.必须在加大证券侵权民事赔偿责任的同时,区分内部人和外部人的责任大小,加强公司内部人的民事责任,"固化"外部人(包括独立董事)的法律责任,以期为推行独立董事制度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我国股权众筹的发展与监管

由于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加上大量存在的社会闲置资金,股权众筹在我国具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其出现以来便发展迅速。目前,股权众筹公开发行证券的行为与法律关于发行证券的规定相冲突,股权众筹运行模式与股东利益保护相冲突,股权众筹与P2P的兼营与我国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相冲突等问题相当突出。股权众筹的监管不仅要重视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更要注重监管与市场的内在契合性,实现监管的本土化。在股权众筹监管中,我国传统金融监管"安全第一、效率第二"的理念应当有所改变,应当采用市场化而非行政化的手段进行监管,从平台设立、投资者保护到平台运行实现全方位的监管。     

论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赔偿程序的完善

建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而我国当下在该制度的设计上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就程序的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而言,完备、科学、公正的程序设计不仅能够保障证券投保基金赔偿制度目标的实现,而且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提高制度效率。从比较法的视角观之,我国的证券投保基金赔偿程序在公正性、科学性与效率诸方面存在着制度缺陷。     

投资者权益保护与证券支持诉讼:以法经济学为视角

制度界定并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在共同诉讼和单独诉讼方式下,根据既有的法律框架与运行机理,投资者权益很难得到完全补偿。在证券支持诉讼方式下,由于律师费的负担转移给投服中心,因此投资者的诉讼成本得到降低,并且充分利用"搭便车"而扩大群体规模。公共执法成本与私人执法成本通常呈现出此消彼涨的状态,而证券支持诉讼是公共执法与私人执法的有机结合,有助于提高执法效率并降低社会成本。在既有条件下,证券支持诉讼与共同诉讼、单独诉讼将并行存在,建议从保护投资者权益与提高司法效率角度,允许律师风险代理制度由"进入制"过渡到"退出制"以及审前双方证据充分开示。     

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一个制度协调的新思路

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制度之间的协调是金融机构风险处置中的重要问题.一个新的思路是设立一个统一的金融业风险保障基金和分行业的风险处置基金,该基金将存款保险基金、保险保障基金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保障部分进行整合,履行单一的付款箱功能.在统一的金融业风险保障基金之外,分行业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基金、证券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基金和保险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基金,由不同行业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进行相关行业机构风险处置.这一思路可以避免现有制度设计的不足,弥合不同制度思路的分歧,更好地进行金融机构风险处置,保护投资者利益.     

期货市场中小交易者保护与政府介入方式选择

期货市场中小交易者是否需要监管方式给予附加的保护,政府监管当局介入中小交易者保护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研究得出通过市场的方式并不能给中小交易者提供足够的保护,交易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只有不完全激励保护中小交易者。政府监管介入应当考虑监管的成本和收益,在交易所激励充分的领域政府监管当局不应当介入,在交易所激励不充分的领域政府应当和交易所共同履行监管职能,通过外部监管改变交易所激励,为中小投资者提供保护。     

可观测异质、私人信息结构与IPO抑价

新兴资本市场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异质分歧,传统行为金融理论并没有结合两者对IPO抑价进行深入研究。文章结合信息不对称和行为金融理论,构建投资者可观测性异质和私人信息结构下的IPO定价、抑价模型,分析了可观测性异质、私人信息结构与IPO抑价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投资者之间可观测性异质越大,IPO抑价越高;机构投资者私人信息对IPO定价产生较大的影响,而散户投资者是否拥有私人信息对IPO抑价影响不大,即机构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IPO抑价越低,散户投资者则无影响;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IPO抑价还与投资者风险规避系数、配售比例和发行规模正相关,与机构投资者数量负相关。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能解释中国IPO"异象",也能为中国证券市场下一步市场化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内部控制的投资者保护路径研究

基于投资者保护的视角,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内部控制对投资者保护的两大实现路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一方面,内部控制通过内部控制运行、信息披露和外部监督三个层面直接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另一方面,内部控制通过保障会计信息质量,间接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     

投资者信息能动性视角下的信息披露监管研究

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受制于投资者信息能动性的影响,信息披露监管应当密切关注投资者信息能动性的分化。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格局日益复杂,投资者的信息能动性差异度加大,进一步弱化了中小投资人的地位,妨碍了证券市场的发展,因此,需要对证券信息披露制度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     

政府管制放松与投资者保护变迁

该文以新比较经济学提出的"最优制度安排的状态依存性"为理论依据,提出政府管制放松是考察转型经济中投资者保护问题的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视角。以我国近30年经济体制改革为背景,从改革指导思想演进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律法规和改革措施等相应制度建设两个层面,考察我国投资者保护问题。文章将我国投资者保护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侧重外商投资者保护;侧重国有出资人保护;开始更加关注市场投资者保护。     

金融改革浪潮下的韩国资本市场法——以投资者保护制度为中心的考查

全球金融改革的浪潮下,2009年制定的韩国资本市场法顺应时代的潮流采取功能型立法模式允许兼业经营的同时,兼顾了投资者利益的保护。首先,将投资者区分为一般投资者与专业投资者,针对不同类型的投资者采取不同的保护方法。其次,构建利益冲突防御体系、规制投资劝诱行为以及规制投资广告,强化金融投资公司在买卖金融投资商品中的说明义务、适合性原则等具体措施强化对一般投资者的保护。     

完善股权众筹投资者保护机制

近几年来，股权众筹在我国迅速发展壮大，其作为一种新型股权融资方式，主要定位于初创型、小微型企业的直接融资。股权众筹不仅给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提供一条崭新的道路，还有利于激发我国的市场活力。但是股权众筹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虽然目前我国也出台了一些规定，但是该规定并不完善，在实践中也经常发生投资者遭受欺诈的现象。因此股权众筹应当以保护投资者为中心，为此应当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并结合自身国情，建立适用于我国的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强制退市中投资者保护的法律调整

为契合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我国退市制度正朝“常态化”方向稳步推进。在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过程中,强制退市制度显然是国家监管层面的改革重心,且已呈现出精细化的发展趋势。然而,我国在公司退市制度中有关投资者保护方面的举措却乏善可陈,已经成为掣肘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短板。在我国资本市场高投机性、高换手率、多个人投资者的特定环境下,以先行赔付、股份回购为主要构成的制度体系尚不足以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和提振市场信心。鉴此,在完善强制退市制度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独具中国特色的中证投服在投资者保护中的作用,以其在私人执法与公权力监管之间的粘合功能为主线,运用《证券法》赋予的权利征集、磋商协议、申请调解、提起诉讼等权利,以减轻中小投资者维权的成本,强化对投资者权利保护之效果。      

信息质量和信息解释能力对投资者保护效果的影响研究

文章在拓展价差模型和交易量模型的基础上,尝试探究信息质量和信息解释能力对中小投资者保护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提高信息质量和投资者信息解释能力,能够产生较好的投资者保护效果。具体而言,一方面,提高公开披露信息的质量,尽管不会降低专业投资者的信息解释能力,但可以有效地提高非专业(中小)投资者的信息解释能力,从而有效地降低投资者之间的买卖价差,产生较好的投资者保护效果;另一方面,提高投资者信息解释能力,使得投资者之间信息解释能力的差异显著降低,从而使得投资者之间的买卖价差明显降低,最终达成较好的投资者保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