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格局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

为应对当前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我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则是内需最大潜力所在.要以城镇化建设为主线,畅通城乡循环和国内大循环,并在此基础上联通国内外,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要创新质量变革、完善效率变革和加强动力变革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唯有如此才能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打下稳固基础.     

“双循环”重心转向下的金融结构调整：内在逻辑与政策选择

“双循环”重心从国际循环转向国内循环以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高质量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下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战略性抉择,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结构调整在这种循环重心转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对“双循环”重心转向国内循环下的金融结构调整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表明：在以国内循环为重心的新发展格局中,经济运行与资金流动的特定过程决定了金融结构调整需要从以金融抑制为主导转换到以金融深化为主导上来,有助于打破金融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的恶性循环。基于“双循环”重心转向下金融结构调整背后金融深化逻辑的理解,当前中国金融结构调整应重点解决好金融抑制程度较高、直接融资占比较低、金融开放与安全之间平衡等关键性问题。为此,需要从金融产业组织结构、金融主体结构、金融工具结构、金融业务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融资结构、金融开放结构和金融监管结构等八个方面,探索“双循环”重心转向下金融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政策选择。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逻辑与实践思考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立足中国自身发展阶段与条件的新判断,并依据我国经济社会矛盾与全球外部环境的新变化所作出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抉择.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以生产方式为理论逻辑基础,依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代要求,科学阐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探索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社会生产形式与劳动交换或资源配置方式,完善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生产制度与生产关系.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来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社会总生产或再生产各环节的系统性交革,其核心问题是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即打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形成一个动力充沛、内部协调、循环通畅的社会再生产体系.从未来发展方式的态势来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从体现现代经济体系建设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特征的包容性绿色发展中去拓展发展新思路.     

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机制与路径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时代化继承与发展。数字金融作为引领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能够为“双循环”提供持续动力和关键支撑。然而现阶段,数字金融面临着数字创新发展滞后、金融市场供需失衡、金融开放成效微弱、金融风险层见叠出等突出问题,这极不利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的根本路径在于,增强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源动力、提升数字金融支撑国内循环作用、打造数字金融赋能国际循环优势、保障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安全发展态势,从而推动构建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更有质量创新的新发展格局。     

要素配置市场化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打破区域壁垒和行业壁垒的体制创新

市场机制的健全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而要素配置市场化是从供给侧打破区域壁垒和行业壁垒、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途径.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要素市场应从促进行业转移、加强区域联系以及实现全行业均衡发展这三个层面进行深刻的市场化改革.在制度层面,要素配置市场化的系统化制度保障应包含保持竞争中性、完善交易体制、健全产权...     

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充分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又要兼顾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还要能够有效统筹开放和安全。与“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传统开放发展格局相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在经济循环的“重心”上有了新变化，而且在所依托优势上也有了新来源。具有新特征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同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上述三个维度产生推动和引领作用。其作用绝非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和实施更高水平开放作用的简单叠加，更为重要的是，二者的作用力在不断地往返循环和良性互动中得以提升和放大，体现出双循环“相互促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逻辑。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向，必须深入贯彻实施党的二十大报告战略部署，即“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战略

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政府应对当前逆全球化与技术封锁威胁部署的战略举措。新发展格局以“内循环”为主导存在四个方面体现。基于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互补性视角，“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企业全球化有巨大影响。国内与国际市场之间存在微妙且复杂的潜在联系和整合机制，其中文化因素与制度因素在构建跨市场消费意义和组织能力时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中国企业未来实施全球化战略的过程中应慎重考虑企业的市场定位，重视本土文化在国际市场的消费意义；着力培养企业的跨文化技能，增强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适应性，构建更具灵活性和开放性的平台治理体系。     

构建新发展格局：基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逻辑

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需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也是一个治理过程,表现为治理主体、对象、制度、目标和观念的多元互动。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加强两者的互动协调,有助于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经济循环效率、保障经济运行安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宏观经济、产业经济、贸易投资和货币金融等领域为新发展格局形成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以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新发展格局下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的瓶颈及其破解

新发展格局下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是破解“卡脖子”难题、打好种业翻身仗的重要战略部署。构建新发展格局下的种业“双循环”体系是保障国家粮食及重要农产品源头安全的重要手段。当前，实现我国种业科技自立自强仍存在国内发展动力不足与国际竞争压力并存的“双重瓶颈”,主要表现为种业源头存在“风险点”,种业研发体系存在“卡点”,种业公众认知存在“盲点”,种业政策存在“薄弱点”以及种业双循环贸易存在“隐患点”等五个方面。因此，新发展格局下要实现我国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夯实种业科技创新基础、完善种业研发体系、改善公众风险认知情况、建立完善的种业保障机制、健全种业市场保障措施。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功能定位、风险及应对

新一轮技术革命下产业链供应链的主导权竞争日益激烈,且传统单一外向型的产业链供应链遇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构建现代化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更好地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意义重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核心要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功能需从基础支撑、动力源泉、国际竞争态势以及产业基础与发展目标等多维度予以定位。但目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存在着诸多风险,主要表现为:断链风险多、外迁压力大、自主可控能力弱、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高,以及产业发展环境亟待优化等问题。未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需要系统治理以及综合施策,要采取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构建富有弹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优化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锻长板与补短板并重、实施资源能源进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以及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等举措。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