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环境事件与生态脆弱性地区返贫风险防控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党中央为贫困地区设立了五年过渡期,这既是为了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也是为了不发生规模性的返贫.但是,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容易引起突发环境事件,从而加剧生态脆弱型贫困地区的返贫风险.突发环境事件与生态型贫困互为因果,在生态脆弱地区采取的生态扶贫措施的延续性不足可能引起突发环境事件,从而出现返贫的现象.通过生态环境保护优先、构建环境返贫预警机制,完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强化脱贫人口自身能力建设,持续发展生态经济、大力减少污染对环境的破坏等策略,进而消除因突发环境事件产生的返贫风险.     

构建市级领导干部腐败风险防控机制的着力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案件表明,市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腐败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为此,需要构建市级领导干部腐败风险防控机制。在实际工作中,应把握好五个着力点:优化市级领导干部选拔来源结构,阻断贪腐链条;改进重大事项申报核查公示制度,做好廉洁体检;开展重点领域岗位集中专项巡视,实施精准监督;强化市级领导干部苗头问题预警,防止腐败滋生;规范市级领导干部日常行为监管,管控易发节点。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防控

我国新常态时期的经济发展,承担着有效化解长期粗放发展中积累的矛盾与风险以及保证经济提质增效稳定发展的双重任务。但从目前整个经济发展态势看,因受众多因素制约,老问题还没得到有效解决,新问题又不断出现,如发展速度下滑较快、人民币汇率走势不稳、城镇化盲目扩张形成多种矛盾等。这对新常态时期发展与调整双重任务的实施,既形成制约,又带来新的风险。对此,需要采取诸如夯实推动发展的动力基础、打造稳健的金融市场、继续加大对短板的扶持力度、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平台等措施,着力防控和化解各种风险,促进新常态下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     

中国企业集团跨国经营的风险及其防控机制

企业集团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所处外部环境及其变化对企业集团既定目标的影响,形成企业集团跨国经营的特殊风险.目前中国企业集团防控跨国经营风险的能力和面临的政策环境比较落后,亟待加强对跨国经营的宏观政策支持和引导,提升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全面的跨国经营风险防控体系,提高跨文化交流和整合资源的能力,加强对高素质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引进和储备.     

构建科学系统的国企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探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十八大中纪委工作报告也强调"要深入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运用风险管理理论和经验,努力探索适合国企特点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对于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可贵探索。本文紧贴国企实际,明确提出要做到"四个明确"、坚持"四化并举"、建设"四大体系",在找准廉政风险下实功、在全面防范风险上出实招、在长效防范风险上求实效,努力构建丰富国企特点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真正实现反腐倡廉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双赢共进。     

知识创新成果转化风险效应及其利益机制分析

本文运用风险管理理论,在分析知识创新成果转化风险效应的基础上,构建了风险诱惑效应与约束效应的平衡模型。基于"投资、风险分担,收益共享"的原则和多元函数微分学原理,建立了合作伙伴收益有效分配机制的数理模型,综合考虑合作伙伴的投资与所承担的风险,给出了知识创新成果转化合作各方收益分配比例—"β"的科学计算方法,并通过实例说明其有效性、可靠性和实用性。这些模型的建立和理论分析对知识创新成果转化风险管理及其合作机制的完善均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耦合性治理：高原藏区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与生态保护的共融——基于Z县脱贫攻坚经验的总结

中国脱贫攻坚胜利不但实现了现有标准下高原藏区贫困人口的脱贫,而且在解决贫困问题中所探索的治理经验为深度贫困地区探索县域治理路径和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基于对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Z县的调研,探析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如何实现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与生态保护的有效耦合,从而间接推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在Z县这样的深度贫困地区,以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和生态保护共融的耦合性治理模式不但实现了高原藏区如期脱贫,而且为今后高原藏区和牧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本。     

扶贫政策、经济增长对中国扶贫工作的影响

在中国的扶贫进程中,扶贫政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且其作用优于经济发展对于扶贫的促进作用.在财政资金边际投入递减的前提下,需要不断创新中国扶贫体系,让更多非政府组织(NGO)参与扶贫,发挥他们的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减少政府直接运作,以提高中国财政扶贫资金的效益,并确保中国扶贫工作的顺畅开展.     

生态扶贫的现实困境及路径优化策略

生态扶贫是精准脱贫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当前我国生态扶贫工作中还存在着行为主体环保意识薄弱、生态环境脆弱影响农业发展、产业形式单一等主要问题.通过生态补偿扶贫、易地生态扶贫、生态产业扶贫等来优化和推动生态扶贫,这对于推进我国精准脱贫工作,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构建策略与路径

当前,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面临诸多挑战,即大扶贫格局下如何动员社会力量与用好社会资源,市场化背景下如何提升贫困地区和人口的风险应对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城乡一体化中如何推动县域民生事业发展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如何激活贫困乡村的发展要素等。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策略与路径有:立足大扶贫格局,找准社会扶贫与稳定脱贫的契合点;贫困退出中实现稳定脱贫与县域治理的有效衔接;以城乡互动和融合为导向,构建稳定脱贫与县域发展的联结机制;实现稳定脱贫与农村基层治理有机关联。     

我国农村电商扶贫机制与扶贫效果研究

电商扶贫能够克服贫困地区区位瓶颈制约,提升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为传统贫困地区提供弯道超车的历史性机遇。近年来,各地探索农村电商扶贫的实施路径,有效实现了贫困地区的外部资源注入、产业重塑升级、去中心化帮扶和社会公平促进。实证研究表明,农村电商减贫效果较为显著,同时,电商扶贫面临着电商产业规模普遍较小、电商支撑环境相对滞后、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不同区域间的农村电商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等现实挑战。对此,应从推动农村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发展、大力完善农村电商支撑环境、搭建农村电商的农户参与平台、强化电商扶贫政策设计效能等方面,提升农村电商扶贫实施效果。     

精准扶贫视阈下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

精准扶贫理念的提出给新时期我国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十二五"时期,我国社会救助政策已逐渐迈进了"内涵式"建设的轨道,但在新常态下,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还将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挑战。社会救助政策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托底性"地位,决定了当前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应将社会救助政策作为重点突破口。应当结合"十二五"时期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以及精准扶贫的战略要求重新反思社会救助政策的目标定位问题。未来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应从基本价值理念、宏观福利治理和微观实施机制三个层面予以展开。     

“碎片化”困境与社会力量扶贫的机制创新

社会力量扶贫是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一种补充性吸纳机制。然而,"碎片化"已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这种"碎片化"困境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交互作用的产物。从正式制度来看,主要包括社会动员、政策激励和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制度瓶颈;从非正式制度来看,主要是价值观瓶颈。社会力量扶贫要走出"碎片化"的实践困境,就必须突破制度瓶颈,科学进行制度安排,实现机制创新。这就要求尽快健全价值引导机制、社会动员机制、政策激励机制、信息显示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     

中国农村扶贫中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分析

本文以整体性治理下的跨部门协同为主题,对中国农村扶贫中的跨部门协同模式作系统的梳理与分析。首先从已有的理论中建立分析框架,并认为中国农村扶贫中"三位一体"的扶贫工作格局有政府内协同、政府间协同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三种模式;第二部分用建立的分析框架分析这三种典型模式的跨部门协同机制;最后,分析总结出我国农村扶贫中跨部门协同机制的总体特征。     

构建可持续扶贫模式 治理农村返贫顽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反贫困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脱贫人口又返贫的现象一直存在,它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农村扶贫开发进程的顽疾.导致农村返贫现象的主要根源在于"主体、供体、载体"三者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因此,构建"主体-供体-载体"三体均衡、三位一体的可持续扶贫模式是实现农村贫困人口持续脱贫与贫困地区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中国民间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现状以及发展方向

中国几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符合经典定义的民间组织.但是,根据我国民间组织发展演变的历程以及环境,可以总结中国民间组织自己的特色.在中国,扶贫是NGO最为关注的基本领域之一,与其他领域相比,参与扶贫的NGO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贡献和影响也最大.可以说,有影响力的NGO几乎都参与了扶贫活动.但是,NGO参与扶贫过程中也存在依附性强,资源动员不足,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服务的狭隘性和业余性,法制与社会环境缺失等方面的问题,影响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未来参与扶贫的民间组织需要实现去行政化、合作化和法制化,来推进和发挥民间组织在扶贫事业中的更大作用.     

论精准扶贫战略的整合性建构

精准扶贫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家扶贫战略的重大创新,其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扶贫成效,同时也面临着现实推进中的认知偏差和政策执行中的制度间隙。通过对贫困治理历史脉络的再梳理以及对精准扶贫政策认识与执行中制度间隙的再审视发现,精准扶贫存在因扶贫政策连续性断裂而引发的瞄准脱嵌问题以及目标与手段倒置的风险,面临高度技术要求与执行成本边际效应递减的挑战以及效率与公平逻辑置换的隐忧。农村贫困治理应该从认识论意义上贫困的发生与建构、方法论意义上扶贫瞄准层次的嵌合与协调以及价值论意义上目的的普惠与公平的整合性视域下寻求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