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兴衰的政治经济视角分析

黄老思想盛于西汉之初,但很快又在汉武帝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归于消沉,并在此后近二千年的封建统治期间基本上没有再现西汉初年之辉煌.黄老思想淡出西汉社会政治舞台的深层次原因,是与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封闭的农业经济社会的特性密切相关的,具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存在着许多源自于黄老思想本源的难以调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所寻求的政治与经济解决途径有着很大的分歧与距离,正是因为这些根本性的原因注定了黄老道家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暂时性和阶段性.     

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合理性探析

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巩固中央集权、维护专制统治和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其最高的政治理想.而"大一统"理论的提出正是实现这一治国理想的前提和保障."大一统"思想,不仅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而且对今天也不乏借鉴价值.     

法家变法与大一统帝制形成的理论逻辑

法家兴起于传统礼制秩序的衰落,以“世异事异”的历史变迁论为变法改制的正当性进行学理论证.总的来看,法家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最大限度地进行社会军事动员,其政策以战争为导向,改变了传统的战争人力资源结构,增强了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并把由军事纪律衍生出来的法律规定转变成组织管理手段.法家变法以集权动员的高能效,创造出了中央集权的皇权大一统结构,而法家的变法措施既依赖同时又巩固这种权力结构,最终为中央集权的皇权大一统专制铺平了道路     

秦汉时期黄河的文化象征

秦汉时期的黄河,被赋予了各种文化象征.在战国以来五德终始学说的影响下,黄河在秦代被作为"水德"的象征;由于大禹治水的悠久传说和黄河的长久存在,黄河被作为福祚绵长、江山永固的象征;由于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因此"三河"之地被看作文化中心的象征;河图洛书的说法,又赋予了黄河神河的形象;在秦汉时期的祭祀文化中,黄河被视为"诸侯",按照诸侯王的礼节予以祭祀;"河水清,天下平"的观念,又赋予了黄河代表天下治乱的文化象征;从域外文化来看,黄河又被称为"中国河",被看作是中国的象征.     

如何正确理解司马迁的历史通变观

司马迁的通变历史观在<史记>中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在理论上,他明确宣扬"循环论",宣扬"三王之道若循环"、五德终始、天运呈周期性变化等内容;而另一方面,由于其宣扬的循环理论之循环周期太长、循环对象无具体内容作参照,因而事实上无法在汉王朝以前的具体的历史撰述中体现出循环,使<史记>所撰述的具体历史内容没能体现出循环.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使司马迁研究者在理解其历史通变观时产生了分歧.     

警醒的“哲人”——《铁血长平》意蕴览胜

大型历史连续剧<铁血长平>是一部极具现实意义的现代启示录.在实现华夏民族大统一的战国后期,秦国与赵国拉锯式抗衡局面最终以"长平之战"一决输赢,<铁>剧展示了秦国与时俱进,励精图治,决胜千里;赵国昏庸腐败,急功近利,导致国家衰亡.<铁>剧就像一位警醒的"哲人",不断地警示着后人.     

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延续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起源于前国家时代的宗族性协作农业，夏商周“王权”时代确立了中央集权制政体，秦至清“皇权”时代，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强化。由“王权”向“皇权”演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集权体制也随之加强。“大一统”思想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为中国古代集权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石；中国古代集权体制为“大一统”思想的官方地位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赓续不断，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好的相适性，并与“大一统”思想观念相互为用，为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障。“大一统”思想和中央集权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可以为当前的现代化之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诗经·甘棠》与召公之德

《诗经·甘棠》历来都被认为是一首赞美召公之德的诗作。关于甘棠故事的解读,从西汉初期的"巡行乡邑"在甘棠树下"决狱政事",到西汉中期的不妨农事、"为民爱力",再到东汉时期的"听男女之讼",历代经学家的注疏存在着历史的层累叠加。总的来看,"召公之德"包括三方面:首先是他为二伯能居上下位,与民众直接交流并深得民心;其次是他施善政,"巡行乡邑"使民得以乐业、使官得以行法、使"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最后是他"为民爱力"、不妨农事、爱民如子。这些都是召公行文王之德,教化南国的体现。     

一道五德：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新表述

先秦儒家都将"仁"作为根本之道,或作为比其他价值观念更重要的常德.汉儒受法家"三纲"理论和阴阳家"阳尊阴卑"论思想的影响,将儒学核心价值观定位为"三纲五常",偏离了先秦原儒"仁本礼用"的根本精神,但符合历代封建统治者维护纲常伦理、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需要.当代儒家或主张"去三纲而存五常",或提出"一本五常"论,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混淆了儒学之"道"与"德"的体用关系,因而不是最恰当的概括.当代儒学核心价值观的重塑方向,应当摈弃"三纲"思想,重新确立"仁"的核心、道体地位.而儒学价值观体系中可作为"五常之德"的范畴,应以"义、礼、信、和、敬"最能体现"仁道"的特性.这个新的"一道五德"论,不但从本质上体现了儒学的道德人文精神,而且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与普世性.     

秦统治指导思想研究

秦统治指导思想丰富多元,商鞅变法以来的富国强兵思想、韩非李斯的君主专制主义集权思想、诸子百家的大一统思想、五德终始思想等,都在秦不同的历史时期起过不同的作用.     

试说《老子》之“道”及其中含蕴的历史观

关于《老子》的道,应从矛盾中来分析其思维理路的历史展现亦即其历史性。"道"有不可"道"之常道与可"道"之非常道之分,"名"亦有不可"名"之常名与可"名"之非常名之别。正负之间恰好形成矛盾。黑格尔说《老子》之道以"无"或"虚空"为最高本质。若果真如此,那么老子的哲学就真的像他所说"停在初级的阶段"了。《老子》全书重在说"道",而"道"的丰富、发展与致用必须从抽象进入具体;而进入具体之路,首先是由道而理,进而是象与数。要专就人类社会历史进行讨论,那么,"道"从抽象进入具体的途径之第一步,就是由"道"而"德"。"道"经由"德"而在人类社会中显示了具体功能与作用。"德"正如同其来源"道"那样,其自身中也包含了内在的矛盾。综观《老子》由"道"而"德"而"仁"而"义"而"礼"的论证,可以看出那就是一个矛盾在以上诸层次上不断展开、演进的过程,这也就是人类历史文化的进程。每个后一阶段皆为前一阶段矛盾的必然结果。因此,这样的展开演进的过程就不能不具有其必然性。《老子》从"道"与"德"的内在矛盾看到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这在古代中国以及古代世界哲学史上都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突破。     

“过秦”与“伪新”:班固历史兴亡观的再认识

秦朝和新朝短祚而亡,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个“波谷”。班固考察秦、新两个大一统皇朝的正统性、兴亡过程和政治遗产,指出：秦朝是顺承天命的“闰统”,新朝是不入五德闰位的“无统”;两个皇朝都由创业之君适应当时的政治趋势而建立,却因统治者施行错误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走向儒家制度精神的反面,亡不旋踵;汉承秦制是迫于时势的权宜之计,具有两面性,新朝制度则在形式上被东汉统治者废除了。暴秦、伪新最终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符号。班固在考察秦朝和新朝历史的过程中,寄寓着他对东汉皇朝完成西汉统治者未竟之功、迈入王道治世的期待。     

汉之決事比及其源流

(一)读汉史,每遇「决事比」之名,而汉人解经者尝亦提及此辞;惟真相究为如何,史无专述,不易悉其底蕴。现代学者恒以今日之「判决例」为拟,亦嫌简略莫详。愚对中国法制史素喜研讨,虽寄居行都,书籍缺乏,未能深为考证其事,仍愿罄愚所知,就正于博学者前,作汉之决事比及其源流。汉时所用决事比之名并非统于一义,因事各异其旨,然有一共同之点,即其来源,皆出于决断狱事所用之比也。故欲明决事比云何,常先知比之为义。据汉书刑法志及大学衍义补载,汉高祖七年诏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     

从党争这一侧面看范仲淹改革的失败

北宋前期的社会问题和范仲淹的改革主张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即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是北宋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头。适应建国之初巩固中央集权需要而建立的“内外相制”、“上下相维”的官僚新体制,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到此已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桎梏。事实正如政治改革家范仲淹(989—1052)庆历三年所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简称《十事疏》)中说的:“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关于过分强化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弊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为其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同时《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     

陶渊明归田之"志"决不是"以诗文传世"--复魏正申教授

魏正申教授在<辽宁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上以<彭泽归田后的陶令真的没有"事功"思想吗--答梅大圣教授>一文中,释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常著文章以自娱,颇示己志","衔觞赋诗,以乐其志"之"志",是"以诗文传世"之"志",并把立德、立功、立言,以及立善与陶渊明的诗文创作等同起来.这样认识陶渊明的文学活动,是与陶渊明以诗文来显示、阐释他的独特的崇尚自然的文化性格相违背的,陶渊明归田后之"志"决不是"以诗文传世".     

论孟子"万物皆备于我"

本文对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一句分"我"、"万物"、"备"三个要素进行解析."我"非静态之"我",而是在与"万物"的对应中不断超越自身,由无意识的自在状态向有意识的自为状态升华的动态之"我"."万物"是万事.事由人观察、评判和做.人正而事正."备"是一种境界,表示"万物"皆被"我"悟察、顺化,成为"我"认识自身升华自身的资藉.     

话题导练"看中才能与注重品德"

话题设计"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司马光) "坏事都是聪明人干的,笨人做不出最坏的事来."(刘镛) "宁选才差德高之人,不取才优无德之辈."("微软"副总裁李开复) "文化知识不等于文化素质,文化技能更不等于文化人格.离开了关爱人类的基座,文化人便是无可无不可的一群,哪怕他们浑身书卷气,满头博士衔。"(余秋雨) 从古到今,人的成长都离小开"德"与"才"的问题,选人用人也无不陷入"德"与"才"的思考中,有人重"德",有人重"才",有人两者兼顾。请     

法家思想不是秦代唯一的立法指导思想

在言及秦王朝的统治思想时,学术界一般均以“刚戾毅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为是。这一结论滥觞于司马迁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又因中国封建法律思想具有“礼法结合”的特点,因此历来研究法律思想史的学者,均以秦代苛法重刑为典型,相沿未改。以至近年来编写的几部论及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著作中,都不同程度持有这种观点,认为“秦朝统治思想是专任法家之术,对儒家学派和其他诸子之学是一概排斥”的。而且把秦代治国“皆有法式”,同严刑峻法等同起来并视为秦二世亡的根本原因。对于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     

北魏民族关系思想论纲

北魏时期的各类人物都在不断思考、认识和探讨如何更好地处理北魏与其他政权的关系、鲜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甚至还就当时的民族关系问题展开过几次大讨论,不同思想的交锋及碰撞,产生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新认识、新观点.无论是他们对大一统的目标定位和具体实践,还是对五德历运的讨论;也无论是他们对汉化问题的认识,还是对"因俗而治"思想观点的阐述,都是基于稳固政权和解决现实民族关系问题的需要,试图建立指导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理论体系.他们的思想认识,既有对北魏之前民族关系思想的吸收与继承,也有对北魏之前民族关系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当然,也有的思想认识仅仅停留在前人的认识基础上,甚至有的还低于前人的认识水平.北魏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抚之在德"、"亲仁善邻"、"分灾恤患"、"偃武修文"、"令万方各安其所"、"以和为贵"以及"推诚布信"等思想,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乃至中国思想史的宝贵财富,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有的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把其他少数民族当作炮灰、利用战争削弱其他少数民族势力以及希望少数民族之间不断争斗北魏从中获利等思想,是应当彻底抛弃的历史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