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善向上:基于良性互动的算法新闻治理伦理研究

算法新闻重构了新的新闻传播生态,但也暴露出一些伦理问题,最核心的是算法黑箱与新闻透明原则的矛盾、算法霸权与媒介公正的对立和算法操纵与委托信任的冲突.解决算法新闻产生的伦理问题,必须明确算法是非人类的"网络行动者",但并不是独立的伦理行动者,"人"才是算法新闻的责任主体.算法新闻治理的逻辑起点应回到技术、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算法新闻治理应将不作恶、不滥用的"向善"作为底线伦理,将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负责和对社会健康有序运行负责的"向上"作为责任担当.算法新闻治理需要建立多主体协同共进的治理体系:政府要充当好规则制定者、过程把控者和底线管控者的角色;平台机构要承担算法新闻治理的主体责任;公众应自觉避免新闻消费中的盲从或被动现象,传统媒体应严格职业把关和审核机制,拒绝迎合人性弱点及惰性的新闻生产.公众与传统媒体的共同责任在于实现对算法新闻的纠偏、改进与监督.     

数字孪生时代的算法风险与伦理治理

算法技术在数字孪生时代背景下正面临着算法偏见、算法归责难、人类主体的自主性削弱、隐私泄露和数据滥用、数字鸿沟、人与算法的矛盾等一系列算法风险挑战。算法的复杂性、人的认知限制、算法设计者的价值偏差和公众的算法素养是产生算法风险的主要原因。为保障算法技术的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需要进行伦理治理：在秉持尊重人类主体、安全可靠、以人为本、公开透明、公正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算法技术的伦理设计,创新制定伦理准则,努力引入责任伦理,集聚合力协同共治,提升公众算法素养。     

从算法偏见到算法歧视:算法歧视的责任问题探究

算法的公正问题被视作如今人工智能领域一个核心的伦理问题,通常被表述为"算法偏见"或"算法歧视",但偏见与歧视实际上是两个问题.区分这两个问题可以显示出算法偏见并不具有伦理维度,而算法歧视才是人工智能领域中真正的核心伦理问题.算法偏见是不可避免的,主要来自开发者的偏见、数据的偏见和算法自身的偏见.其中,显性偏见是容易被发现并剔除的,但隐性偏见则不可避免地存在于算法之中.算法歧视的责任主体则主要是人,人们对于算法偏见的盲从导致了算法歧视.自主决策算法所引发的歧视也可以追责到人.因此,算法的开发者和使用者要为算法歧视负责.     

基于负责任创新的工程伦理探析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开展负责任的创新实践、培养负责任的创新主体.负责任创新理念强调技术创新过程中多方行动者共担责任,共同实现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引发了工程伦理中底线责任的提升、激励性维度的突显以及责任主体的扩展,对侧重于工程师职业伦理规范、过失-责任追究的工程伦理实践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负责任创新的视角,中国工程伦理实践教育可着力于3个方面的发展——培养多元伦理行动者、提升前置性伦理敏感度、增强参与性伦理行动力,以回应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需求.     

建构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与风险问题正在,甚至已经成为风险社会最突出的特征,科技伦理治理的迫切性日益凸显.科技伦理有效治理的实现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需要构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信任是建构和维系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有助于实现科技伦理治理中多元主体的"风险分摊"与"责任共担";增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凝聚力,进而建构多元治理主体间"合作共治"的依赖关系;降低科技伦理治理的成本,塑造治理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主体为了达成某种共同目标而通力合作的能力.就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建构路径而言,一方面要基于制度、文化、资本三个维度培育内部信任.另一方面,要在内部信任的基础上实现外部信任的扩展,培育全球性信任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公众及其责任探析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对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行了阐述,提出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要求。公众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主体在治理中承担着参与的责任。公众的责任是外在责任和内在责任的统一。“公众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有何责”阐明了公众的外在责任,即作为建言献策者、协商者、监督者承担着利益表达、参与协商、监督反馈的积极责任;“公众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如何尽责”指明了公众的内在责任,即有责并不一定尽责,尽责需要保持理性,依靠自身能动性以及道德自律。     

欧美社会治理中算法应用的伦理风险与规制路径研究

聚焦社会治理领域的算法应用伦理问题，以欧美社会治理中的智能算法应用为例，通过案例分析和归纳演绎相结合的方法，阐释智能算法嵌入社会治理面临的应用伦理风险，即算法“黑箱”与社会信任危机、算法歧视与社会不平等、隐私泄露与社会监视。基于此，从技术、伦理准则与法律、媒体三个层面提出欧美社会治理算法应用伦理的规制路径：一是优化算法技术，提升算法准确性和安全性；二是完善算法伦理准则和法律，构建智能算法善治体系；三是加强算法伦理的媒体监督，构建多元主体协商共治路径。本研究能够为我国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提供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算法治理的伦理风险及其纾解

算法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综合运用算法技术，以精准满足治理对象的需求为目标，对社会治理中的议题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判断、精准制策的社会治理过程。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算法治理具有强大的功能，可以精准识别治理议题、精准预判社会矛盾和精准满足治理对象的多元化需求。因此，算法治理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然而，由于算法技术本身的不成熟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误用，产生了诸多社会伦理问题，集中体现为4个方面：算法治理过程的不透明酿成社会信任危机、算法治理行为的不确定引发社会正义问题、算法治理方案的不精准诱发社会公平问题、算法治理准则的不恰当造成社会价值问题。在实践中，要从算法治理产生社会伦理问题的深层原因着手，有针对性地对算法技术进行驯服，从观念、文化、制度等多个层面着手迎接算法时代的到来，助推算法治理朝着人类美好生活的目标迈进。     

斯塔尔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伦理治理思想研究

斯塔尔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伦理治理思想以繁荣伦理学为视角,旨在塑造促进人类繁荣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它认为应确立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中心节点,由这些中心节点担任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伦理治理的元责任主体,负责确保个人、组织和国家了解他们的责任和履行责则。在斯塔尔看来,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伦理治理应遵循韧性原则、试探性治理原则、学习能力原则和元责任原则。他还提出了自己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伦理治理路径：重新反思人工智能研究和创新与伦理之间的关系、测量人工智能的开发和使用对人类繁荣的影响、建立人工智能知识库、构建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机制。斯塔尔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伦理治理思想一方面引领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研究从技术个体层面向系统层面发展,另一方面为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伦理治理提供方法论指导。     

知识产权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研究

知识产权伦理失范现象频发引出知识产权伦理治理问题.从知识产权伦理治理的理论基石、组织设计、准则规范和制度安排出发,指出知识产权伦理治理具有内在性、指导性、时代性、动态性、地域性等特点,提出知识产权伦理治理主体应由管理主体、责任主体和监督主体构成,强调将知识产权伦理审查作为知识产权授权的前置程序,从而构建尊重行善、公正和谐的知识产权伦理治理规范准则;认为应明确知识产权伦理治理的主体构成,探索制定新时代中国知识产权伦理治理的基本准则规范、审查细则、问责机制及可操作性审查指标等,方能构建中国知识产权伦理治理体系.     

高校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研究

本文对当前高校校园网络安全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安全管理和提高安全技术水平两方面阐述了保证高校网络安全的策略,从而确保校园计算机网络的安全畅通。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区域低碳发展政策研究——以中国为例

低碳经济是一次全面的经济转型,其必要性和迫切性有目共睹,而低碳经济转型势必需要政策力量的推动才可能实现,因此,研究政策对低碳发展的不同影响就成了政策制定的必经之路。对于低碳发展的研究目前有很多,文章应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区域低碳发展的政策影响模型,并将模拟结果与中国历年统计年鉴数据相比对,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最后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两种情景进行了预测,并对政策的制定、研究和分析给出了意见和建议。     

弗洛姆关于爱的理论述评

关于爱的理论是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弗洛姆认为 ,爱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回答 ;爱是具有创造性和成熟性格的人的一种能力 ;爱的本质是“给予” ;爱包括博爱、母爱、性爱、自爱、神爱等形式 ,但所有爱的形式都包含关心、责任心、尊重和了解等基本要素。当代西方的社会结构和西方文化导致了西方社会爱的异化和爱情衰亡。弗洛姆关于爱的理论体现了他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综合” ,有其合理因素和进步意义 ,但仍然是着重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爱的问题。     

企业文化变革要议——以IBM公司为例

本文从"文化"和"变革"的概念入手,从中国企业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国际巨头IBM公司为例,详细阐述了文化变革下的价值观再造、战略再造以及组织流程再造。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作者阐明了业务方面选择、摆脱路径依赖、强势CEO在文化变革工作中的重要性。     

关于奢侈品税立法的思考

奢侈品作为一种高档或顶级商品,无疑是那些富足有余的人们经常关注或消费的对象。课征奢侈品税,其实就是征富人们的税,不会因此损害中低收入的普通消费者的利益。相反,通过课征奢侈品税,然后再把这部分税款通过社会公共福利等形式提升低收入人们的生活质量,这就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上给那些社会上的"最不利者"带来了补偿利益。如此通过税收立法的手段,一方面削减了高收入者的财富,另一方面又形成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达到了相对的平衡,从而更加有利于分配正义的实现。     

论物上请求权

对物上请求权的种类、性质以及物上请求权是否适用消灭时效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能对我国物权法的制定有所裨益.     

基于FPGA的可编程片上系统SOPC

介绍了可编程片上系统SOPC导致嵌入式系统设计变革的原因及优势,分析了基于FPGA的可编程片上系统的设计方法,提出了嵌入IP核的SOPC系统的解决方案.     

基于语料库的there-构式研究

构式是形式与意义的匹配,基于构式语法理论可以将there-构式分为存在性there-构式和呈现性there-构式。本文对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中关于there-构式的相关数据进行分类检索、词条对比和数据分析后,总结出了各类there-构式的使用特征、肯定与否定的使用频率、各个时态的使用情况以及there-构式的使用规律,即there be使用最多,肯定形式和一般时使用频率更高,而部分there-构式即使符合语法结构,实际使用中却很罕见,进一步验证了构式是形式与意义的匹配,整体大于部分意义之和。     

列宁执政安全理论初探

执政安全是关系执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从掌权安全、控权安全、用权安全等角度出发,分析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从而揭示俄国共产党在确保执政安全方面的基本经验。     

章太炎自由观新探——以其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对话为中心

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之一。辛亥革命的理论先导章太炎在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对话中阐释其自由观,以"无待"来理解形上自由,在"一字千金"的《齐物论释》中,通过"我"之成立及其可破,在确立形上平等的同时也确立了形上自由;在认识论领域,通过和《荀子》、《庄子》、佛学等的对话,章太炎对认识上的自由的获得机制本身、人的认识能力、真理、科学规律等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然而其佛学的立场又有将真实的认识论问题的讨论归结为虚幻的心灵构造的嫌疑;在伦理学领域,章氏讨论了自由人格的培养问题,其核心就在于通过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思想,从中挖掘出"依自不依他"的原则,并试图复活传统道德条目以应对现代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