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能源价格波动与碳排放效率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约束下,地方政府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平衡难题.自财政分权改革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直接或间接地对地方企业实施补贴,导致各地能源价格趋异,进而影响能源消费成本和结构,造成各地碳排放效率呈现显著差异.本文以全国30个省市(除港、澳、台和西藏地区)2003-2018年的数据为考察对象,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东部省市的碳排放效率较高,中部次之,东北最低.作为我国产煤大省的山西省,其碳减排空间高达109.4亿吨.从总体上来看,碳排放空间排名前五的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北、辽宁均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对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单位GDP能耗、人均碳排放的上升,都不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人均能耗的上升所实现能源的集约型利用有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以增长为导向的发展策略,不利于碳排放效率的改善.能源价格的上升,有助于提升碳排放效率.     

财政结余视角下中国地方政府预算执行滞缓的成因

基于财政结余视角,对中国地方政府支出预算执行进度滞缓成因进行研究表明,支出增长驱动是我国地方财政结余膨胀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随着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政府支出效率下降、政府预算最大化倾向增强,导致财政支出规模超过了公共服务需求和实际成本,为财政结余创造了空间.地方财政分权是缓解地方财政支出驱动结余增长的重要机制:地方财政分权提高了财政支出效率,加快了支出进度,削弱了支出规模对财政结余的扩张效应;财政分权降低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并进而遏制了财政结余的膨胀.建议加强地方预算硬约束,控制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的过度扩张;同时提高财政结余管理的制度化,持续强化对财政结余的清理整顿;此外还应提高地方政府自有收入,加强市县政府收入分权.     

数字经济何以赋能地方财政汲取能力——基于空间效应与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以2007—2020年我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为分析对象,运用空间杜宾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空间效应、区位异质性以及门槛特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本地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更是能够对邻地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财政汲取能力的直接效应在东、中部显著,西部不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仅在东部显著,中、西部不显著;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其影响随数字经济水平、财政分权程度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趋势。     

政府间财政分权关系之探讨

从分权有利于效率的增进、遏制政府规模的扩大、政府创新三个方面阐述中央与地方间分权的积极性,并提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分权应遵循的依据:经济效率,财政的资源配置、收人分配和稳定经济三大职能。     

湖南省低碳经济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主成分分析法

以1978-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湖南省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经济效率因子是第一大因素,其中能源强度和经济发展为人均碳排放正向驱动因素,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为人均碳排放负向驱动因素;人口水平因子是次要影响因素,人口规模和城镇化水平均为人均碳排放正向驱动因素,国际贸易和能源价格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大。     

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试图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分权的同时,保留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种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事实上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加剧,造成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形成了地方政府"为GDP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态势。这种竞争态势是构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同时也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目标取向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研究——基于城投债的证据

在严峻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形势下,地方政府债务压力逐渐增大。本文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地级市城投债为例,通过理论梳理和实证分析,检验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是推动地级市城投债规模激增的重要驱动因素。“省直管县”改革导致已改革地级市的发债概率、发债规模和单次发债金额均比未改革地级市高。“省直管县”改革强度越大,相关地区城投债的发行概率及规模也越大,“省直管县”改革引致的财政自给程度下降显著促进了城投债的发行。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财政分权通过土地出让收入、财政赤字与固定资产投资影响地方政府城投债的发行。     

中国的财政分权、政治集权与经济增长——以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为例

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双重的.财政分权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为经济增长制造了许多障碍.财政分权的伴生现象之一是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理解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之于经济增长的双重影响,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仅仅考虑财政分权,还不足以全面反映两者关系.正是由于政治集权对财政分权之于经济增长的破坏的限制,才保证了中国持续三十余年的经济增长,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也因而成为当前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特征.     

财政分权与地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分析

目前,我国地方高等教育面临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这与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本身的固有缺陷、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跟不上地方高等教育规模迅速发展的步伐、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投资的方向上的博弈等因素息息相关,对此,应从改进分权体制、提高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扶持力度、拓展地方高等教育的融资渠道等方面加以解决.     

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中国财政改革的难点与化解

中国的地方政府是财政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的着力点.经济增长型激励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热情,“以官治官”的纵向政治治理及由此衍生的“以官护官”则催生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政治,法治主导缺位造成的事后追责失败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而人民代表大会的弱势导致的是社会公众缺少向政府表达正常诉求的渠道.这些制度安排缺失造成地方政府选择性政府职能和公共品供给失衡的最终结果是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背离.由于从分权治理到政府能否合意的关键在于各级政府的行为选择(公共品供给)是否符合公众需要,所以,中国改革的下一步不在财政分权之内,而在财政分权之外.未来的改革应建立“以民治官”的政治治理模式,构建法治主导型财政分权,逐步建立问责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建构基本制度支撑体系,筑牢财政分权有效运行的外力基础,从而走向更加合意的中国式财政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