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互助合作实践形态的演进

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互助合作实践一以 贯之的中心主题.农民互助合作实践形态,遵循制度化建构、理想化、理性回归、完善提升的 演进轨迹和“目标导向Ｇ政府主导Ｇ自我调适”的演进逻辑,经历了由改革开放前“双运动驱 动”型向“政社合一”型转变、改革开放后传统与现代由“并存”向“契合”转变的演进历程,呈 现出由基于社会交换的民间领域逐渐向基于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叠加的市场领域和公共领 域拓展深化的演进趋势.步入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共担、共赢共富新理念指导下的农民 新型互助合作重建,可以同时彰显中国底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双重优势.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型城镇化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基于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以及通过提低、扩中、控高等过程来实现共同富裕两重挑战，阐释共同富裕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根据新型城镇化的结构转型、人口流动、经济集聚、空间互动、公共服务五大动力机制，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共同富裕之间的“目标—手段”链条，明确共同富裕目标下新型城镇化推进的战略要点和政策思路，提出新型城镇化需要以市场衔接适应结构转型、以制度改革推动人口流动、以城乡融合推动集聚经济、以城镇协调推动空间互补、以公平共享优化公共服务。     

社会主义中国的西部开发

本文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高度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西部大开发的深刻动因,指出中国东西部依次发展"两个大局"的前提是加快发展,核心是共同富裕.强调实现富裕、公平和公正与社会主义同在.文章着力构建了有中国西部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扶持下的以现代化为契机的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多样性创新道路,其模式框架应是"突出四个领域、改组三重结构、应对两个挑战和东西部多元互动"的全新架构,强调我国社会发展结构领域应包括生态,经济,政治,文化四个方面.     

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与路径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乃至共和国成立60年来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中国政府的改革一直遵循着这样一条路径:中央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是促使其实施改革的主要动力,为了缓解这一压力,往往付诸于调整政府体制和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证明新政权的优越性,政府选择了统收统支为特征的高度集权的财税体制,同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发展重化工行业,从而迅速建立起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文革结束时,面对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政府选择了分权化的财税体制,明确了建立有限政府的目标,同时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转变使得政府与市场分离,市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经济呈现持续高速增长.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已大大缓解,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未使得一切都好起来,经济尤其是社会的发展对政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于是,建立有限且有效的政府成为政府改革的新目标,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则从粗放增长转变为统筹协调、科学发展,形象地讲,就是从"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这一轮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构建和谐社会.要使这种改革目标得以实现,不仅需要调整中央政府的职能与机构,还必须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使得有限的财政资源能够用于真正符合居民公共需求和有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领域.     

共同富裕作为国家建设目标的历史逻辑与运作机制——以农地产权创新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根据国家建设的总目标及其战略安排，不断创新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对共同富裕建设事业取得阶段性成就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表明，这条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建设道路，其中隐含的历史逻辑是：创建农村集体产权支持工业化，为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后，开展两权分离改革，确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农村经济；在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后，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振兴乡村。其所依赖的运作机制主要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整合价值观；对比今昔利益体验，激发支持动力；发挥合作社优势，推动共同发展；党的引领担当，保障决策科学及实施。这一思考，能够对推进共同富裕建设在新时期取得实质性进展，尤其是处理其中的“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重大政治问题提供理论启发。     

中国公共卫生治理:逻辑演进与维度建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经历了政府计划、市场机制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艰难探索过程,终于走上了公共卫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现代化治理变革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现实检验,充分彰显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但也同时暴露出市场机制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缺位错位问题。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同框出镜、互补嵌入和重构个体化社会的公共卫生治理,是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的必由之路。     

上海自贸区与湖南开放型经济发展研究

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成立了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强调以战略性制度创新来为我国未来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体系支撑。当前,湖南开放型经济存在国际分工参与度低、产业市场竞争力难以提升和产业经济运行环境欠佳等突出问题,通过对接上海自贸区可以对它们进行有效弱化,因为上海自贸区具有促进湖南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三重机制:市场自组织机制、学习机制和倒逼机制。不过,这些机制还不完善,需要充分发挥湖南省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主观能动作用,来促进它们的完善。同时,这些机制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也具有显著的普适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与未来展望

从背景、时代环境、经济发展出发,还原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形成逻辑一致的 理论框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进行总结.７０多年来中国城乡关系历经“对立”→ “趋好”→“统筹”→“融合”四大阶段.城乡关系演变贯穿其中的发展规律如下:宏观环境是 直接影响因素;中央政府基于宏观环境变化选择相应的国家战略目标,指导经济社会发展; 在目标的指引下逐步建立完善了以产业结构调整、要素配置、公共资源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制 度体系,推动城乡关系战略实施,进而推动城乡关系变化.顶层设计以及系统实践促使中国 城乡关系经历深刻变革并得到极大改善,但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破除,城乡差距从 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延伸,出现新的趋势和特征.据此,新时期,解决城乡关系出现的问题,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在推动城乡产业融合、要素流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增收等方面有 所作为.     

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基本逻辑、作用机制及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高度契合,数字经济在新时代共同富裕“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从新时代背景下共同富裕的多维内涵出发,阐述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阐明数字经济作用于共同富裕的机制,进而探讨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主要包括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数字经济主要从财富积累机制、协同发展机制、普惠共享机制、精神文明引领机制助推共同富裕。基于此,从经济增长、普惠共享、法治保障、主体参与四个层面对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进行探讨。     

住房保障与城市经济增长协同机制研究

以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为分析框架,探讨劳动力供给和房地产市场要素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以及住房保障与这些要素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中国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同时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迫使政府探索新的财政收入来源,这些劳动力供给和房地产市场要素的改变将抑制未来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指导原则下,发挥住房保障对吸引劳动力的正效应,将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经济增长中政府行为的制度分析

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动态过程中的内生变量 ,它构成经济增长中合作与竞争的基本秩序 ;而作为国家意志的代理人 ,政府用以交换和服务于委托者的基本形式 ,就在于制度供给。它不断界定和明晰产权结构 ,为经济增长提供生产性制度安排 ,也可引导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定生产计划与宏观政策 ,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制度协调框架 ,以此将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融入到制度分析框架之中。     

中国人力资源配置机制的思考

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对人力资源投资效益及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人力资源配置机制的演变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三个阶段。我国现行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人力资源市场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没有真正到位 ;人力资源市场地域分割、条块分割严重 ;人力资源市场供需矛盾突出等。我们应从构建人力资源市场供给机制 ,实现人力资源供给主体化 ;改革人力资源需求机制 ,实现人力资源需求主体法人化 ;减少人力资源供需矛盾 ,避免人力资源闲置浪费等几方面改革与完善中国人力资源配置机制。     

基于制度环境内生的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路径探索

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不同于普通教育的教育类型,需要根据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度环境动态变化的客观实际,处理好与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关系,推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办学模式。本文深入剖析职业教育的特殊性,提出职业院校面临处理好与政府关系和市场关系的双重特点,并据此将制度环境作为内生变量建构职业院校发展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中存在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越位、缺位、错位等情况,推导并解释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偏离最优发展路径的机理,进而提出根据经济转型进展情况动态调整优化职业教育发展路径、政府结合经济转型过程逐步向职业院校放权、对不同地区的职业院校采取不同的管理体制和办学模式等建议,并在“政府-职业院校-市场”三位一体模式中提出政府、职业院校、市场的不同定位。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市场两方面的互动结果直接关系到现代化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政府与市场的认识由最初的国家高度主导、借用市场形式的管制经济阶段到打破计划与市场完全对立的二元格局,最后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新局面。通过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和政府关系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形成了包含打造多元主体参与的现代化治理新格局,着力完善经济治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加强政府与市场的法治化保障等基本经验。新阶段,通过全面梳理中国共产党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演进和实践轨迹,总结继续探索政府和市场良性关系的基本经验,从而深刻认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的内在逻辑,为继续探索良性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奠定现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稳定物价的历史脉络、演进特征及经验启示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稳定物价始终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正是在不断妥善处理"进"和"稳"的关系中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物价稳定。梳理我国稳定物价的历史脉络,发现经济周期的耦合效应、制度变迁的传导效应、结构调整的震荡效应、经济增长的过热效应是引起新中国成立以来九次物价波动的主要原因,稳定物价的演进特征则表现为核心目标从单一的静态稳定转变为多元参照的动态平衡;政策工具从微观领域的数量控制转变为宏观层面的结构调整;手段方式从行政计划手段的直接管理转变为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相结合的间接管理,价格宏观调控日益完善,物价水平保持了基本稳定。不断丰富的稳定物价的科学内涵是稳定物价的行动指南,为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是稳定物价的核心关键,妥善处理价格改革和保持物价稳定的关系是稳定物价的必然路径,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是稳定物价的重要底线。最后,本文对新时期稳定物价进行展望并提出政策建议。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创新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资源配置的世界性难题，也是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探索，以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现实问题为立足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经历了改造旧市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变迁过程。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党的领导统领政府和市场关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并在探索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评判标准、推进党和国家政治机构改革和市场机制改革并举。     

迈向共同富裕的东西部协作机制演进与行动路径——以1996年至2022年间闽宁协作为例

东西部协作为缓解西部地区温饱问题、消除绝对贫困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贡献了重要的制度力量。不同于已有研究多从府际合作及横向转移支付视角探讨对口支援与东西部协作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过程，本文构建了迈向共同富裕的东西部协作理论分析框架，并引入制度性集体行动分析框架对各阶段东西部协作的协作困境与机制演进展开整体论述。基于闽宁协作1996—2022年联席会议纪要与调研事实，总结出达成发展共识、互学互助、产业协作、人才交流与社会动员等五个行动路径，并对如何助力形成益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多维度扶贫开发的可持续减贫格局进行分析。这些发现既有助于启示发展中国家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贫困协同治理，也可为中国在共同富裕目标下进一步优化东西部协作制度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参考。     

建国后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能演变

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能的演变历程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两个时期。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改革,就政府经济职能转变来说,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进步。     

孝慈精神与现代家庭伦理的建构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富含“孝慈”精神，重视父慈子孝。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经历了痛苦的历史转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更是从政治上、制度上、经济上推动了新型家庭伦理的建设。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冲击了传统家庭伦理，而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也同样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伦理之间形成碰撞与冲突。在今天的家庭伦理的建构中，传统的“孝慈”精神应当成为有益的思想资源，做出新的贡献。     

新中国70年经济体制演变的 线索、逻辑及展望

中国经济体制演变是有内在逻辑的经济转轨之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嬗变是经济体制演变的基本线索,从两者的相互博弈中可以发现经济体制演变的内在逻辑。政府自我革命和市场自发发展相结合,实现了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考察新中国70年经济体制演变的全过程,对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府与市场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新时代应该推动构建“互融共生”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以更好地发挥两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