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产业集群中非正式创新网络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高技术产业集群中的非正式创新网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影响研发人员非正式创新网络运行的重要因素,探索高技术产业集聚和非正式创新网络之间的关系。在相关文献阅读和前期调研访谈的基础上,提出高技术产业集群中正式创新网络的影响因素模型,并以杭州、上海、深圳三地的高技术园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调研访谈,通过对调研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企业支持和文化环境等外部因素是影响研发人员参与非正式创新网络频率和意愿的最主要因素,此外研发人员的外向性格特征和跳槽经历等内部因素也会对研发人员参与非正式创新网络产生影响。     

创新经费来源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自有创新经费与政府研发补贴的作用

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时使用"内部的钱"和"外部的钱",是否会影响创新质量?基于信号理论和心理账户理论,研究内部自有创新经费和外部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的影响.采用中国沪深A股2010—2017年面板数据,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贴和自有创新经费都促进了企业的实质性创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策略性创新有促进作用.两者显著的交互作用表明政府研发补贴对自有创新经费存在助推作用.更进一步研究表明,与自由竞争行业相比,垄断行业的政府研发补贴对自有创新经费的影响效果更加明显.本研究从理论上对企业实行策略性创新进行了经费类型的解释,同时在实践中为政府创新经费的宏观布局提供了管理启示.     

网络嵌入、治理机制与创新绩效——以高科技产业集群为例

在创新3.0范式下,产业集群的创新绩效主要取决于不同网络嵌入关系中企业之间的相互协调互动关系,依赖于集群治理机制的约束与激励。为此,以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产业集群网络治理概念模型,利用Ordered Probit方法实证检验高科技产业集群网络嵌入关系下集群治理机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产业集群网络内部,契约、政府公序与组织私序构成的正式治理机制与信任、声誉与集群文化构成的非正式治理机制之间,无论在强关系网络还是弱关系网络中均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高科技产业集群治理机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网络嵌入关系不同存在着显著差异,在强关系网络中,非正式治理机制对渐进性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弱关系网络中,正式治理机制则对根本性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创新类型与关系资本积累周期的企业关系组合模型

现有的采购关系组合模型主要以传统交易环境为基础,不能很好地解释战略联盟、虚拟组织等新的企业间合作关系。从所支持的创新类型可以将企业外部关系划分为支持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探索式关系与支持渐进性创新的利用式关系;关系资本积累周期的长短影响着企业的关系构建时机。基于上述两个维度,对企业外部关系进行了分类,探讨不同类型关系适合的环境,企业的关系构建行为,以及不同类型关系之间的转化。从而为企业外部关系组合的构建与优化提供指导。     

互补资产视角下创业导向对突破性创新的作用机制

从互补资产视角出发,将创业导向、互补资产及突破性创新三个要素整合在一个框架内,探讨了创业导向的多维构念对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及互补资产的调节作用。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了641家制造类企业和高技术企业的相关情况,采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创业导向的三个构成维度即创新性、前瞻性和风险承担性均正向影响突破性创新;通用性互补资产和专有性互补资产均正向影响突破性创新,并且专有性互补资产正向调节创业导向与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系。     

大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研发创新

大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研发创新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驱动因素变革、互动主体变化、方法工具创新、领先用户与普通用户的大数据合作资产形成,及互动形式变化等五个方面.据此,提出大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研发创新能力-制度-方法-平台(CMMP)理论模型,研究认为:要实现大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研发创新,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动态能力需要与制度设计相匹配,基于大数据的知识抽取方法体系需要与支撑研发创新的大数据平台相匹配,且二者匹配形成的创新管理与创新技术互动迭代,构成大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机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企业与用户的价值创造,并实现企业与用户的创新绩效.为此,从政策上,政府亟待从大数据驱动视角重构国家创新体系,同时,企业需要从大数据视角进行创新人力资本积累.     

开放式创新背景下企业知识资本与创新绩效实证研究

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我国企业日益注重外部知识资本的获取.通过对知识资本内涵进行拓展,利用国内149家高新技术企业调研数据,对企业知识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企业人力资本、外部社会资本和内部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和内部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但是,人力资本与外部社会资本的交互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互动导向、新服务开发与服务创新绩效之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服务企业与顾客间的互动日益增强,以“价值共创”为指导思想的互动导向开始形成,并逐渐成为服务企业提高服务创新绩效的重要战略选择。以物流服务企业为例,实证检验了互动导向、新服务开发和服务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互动导向对服务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互动导向对新服务开发具有正向影响;新服务开发对于服务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新服务开发在互动导向与服务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国际化双元战略驱使下知识整合机制的建立:国际知识特征的调节效应

关于知识整合前因的研究突出了知识存量和知识交流对于知识整合机制建立的影响,却未揭示出国际化双元对于知识整合机制的影响机理。将知识整合机制划分为正式整合机制和非正式整合机制,探索了国际化双元对于两种整合机制的影响,以及国际知识广度、深度和缄默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国际化双元对正式知识整合机制和非正式知识整合机制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国际化双元与正式整合机制之间的关系受到国际知识广度、国际知识深度的正向调节,国际化双元与非正式整合机制之间的关系受到国际知识深度、国际知识缄默性的正向调节。研究结论对于企业实施国际化双元战略,推动建立知识整合机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     

政府研发补助、创新人才优势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机制分析

采用中国沪深A股2008—2019年面板数据,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创新人才路径下,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创新人才优势具有影响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相关关系的中介效应,创新人才优势有助于缓解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当期自主研发投入产生的挤出效应;政府研发补助在创新人才优势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两者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政府研发补助有助于增强创新人才优势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创新人才优势不明显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政府研发补助和创新人才优势对高研发强度行业企业的自主研发投入具有更明显的促进效用。     

融资方式与小微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企业应对国际国内新形势实现转型发展要以创新为本.小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推动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对于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阻碍了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当前,有关融资和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相结合的研究还十分缺乏.文章利用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来自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正式融资和来自民间借贷的非正式融资对小微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有助于促进小微企业开展研发创新活动,提高小微企业研发与创新投入;来自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小微企业的研发与创新投入.基于此,从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两个方面提出了缓解资金约束以促进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软件公司规模、技术创新与经营效率分析

采用30家我国上市软件公司2009～2010年的数据,运用超效率DEA和Tobit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就我国上市软件公司是否存在着规模效应,其技术创新能力是否影响公司经营效率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对我国上市软件公司经营效率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衡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3个要素中,研发资金投入强度与企业经营效率显著正相关;研发人员投入强度与公司经营效率显著负相关;员工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就分析结果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现状和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分析,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3种形式创新出发,考察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估算了不同形式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基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实证研究均得出,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制造业升级,而且还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间接效应驱动了制造业升级;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均能驱动制造业升级,而投资增长对制造业升级并无显著作用。     

“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

近年来,有学者尝试沿袭高阶梯队理论逻辑,探讨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决策之间的关系。但是,“海归”高管如何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却鲜有相关实证研究。尤其是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企业作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众多积极主体之一,“海归”高管的双重社会资本优势如何在创新激励中发挥作用,其人力资本价值走向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投放方式,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基于高阶梯队和社会资本理论,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视角探讨了高管“海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理,检验了企业产权性质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资源松弛状态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在“海归”高管与人力资本优势、与企业创新投资等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三个研究假设：与本土高管相比较,关于企业的研发投入,“海归”高管的意愿性更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对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表现更明显;资源松弛在“海归”高管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海归”高管增加了企业资源松弛度,进而提升研发投资水平。通过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获取2008年至2016年期间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并设定5个研究模型分别用以度量“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检验“企业产权性质”对“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企业资源松弛度”在“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效果十分显著。企业聘用“海归”高管后,R&D投入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显著增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的积极研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应更明显;“海归”高管通过增加企业资源松弛这一中介路径推动提升R&D投资水平,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显著高于没有“海归”高管就职的企业,企业“海归”高管在高管团队中所占比例越大,越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还发现,相较于“海归”高管早期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其海外工作的经历对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果更明显。研究结论从企业创新的视角揭示了“海归”高管的创新驱动引领作为独特的人力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从企业自底向上的维度提出了我国积极引进海外人才的发展策略。     

“一带一路”、OFDI与企业创新——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建设创新丝绸之路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广阔平台，对企业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视角切入，以2007—2017年3 665家沪深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法、政策评估中介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机理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良好政策环境和有效金融支持体系，企业主要采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压力式创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比较优势、生产协作网络等途径，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水平。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其政策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持续增强；第二，政府补助、净利润和市值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为正的作用，政府补助降低企业从事创新研发活动风险和研发投入成本，盈利能力强和市值高的企业普遍具有对抗技术创新风险的能力；第三，相较于小型企业和民营、外资企业，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更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创新水平；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为正的中介效应，而且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更强。此外，基于替换变量和平行趋势检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证明了文章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最后，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基于科创主体、创新投入、成果转化、政府管理等各个环节，积极发挥有为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逐步建立科技金融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进等方面的长效机制；第二，加强创新要素流动与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研发合作和创新成果共享；第三，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整合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企业科技活动的支持力度.与此同时,政府公共科技资源投入的合理性、有效性及其使用效率也一直受到质疑.以往研究对政府创新支持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企业创新已有较多探讨,但结论并不一致.基于制度理论的观点,认为政府掌握着一些关键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企业创新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加强与政府间联系,获得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创新会产生积极影响.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则认为政府创新支持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降低创新效率,不利于企业创新.事实上,制度理论侧重于探讨创新资源获取问题,委托代理理论侧重于创新资源的利用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进行整合,以全面揭示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文章以2011—2013年安徽省科技型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间存在倒U型关系.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产权性质对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     

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影响中国制造业创新研究

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微观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但鲜有学者探究它们对整个行业创新水平的总体作用效果。基于中国制造业所处的“大而不强”和粗放发展窘境,文章将国家专利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从中观层面检验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文章首先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进入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创新数量,但高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部门的创新路径存在差异,机构投资对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的促进效果明显低于低技术部门;政府补贴非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抑制了制造业创新。基于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检验结果与基准检验结果一致。为进一步分析机构投资通过何种路径去影响制造业创新,文章以研发费用和创新效率为中介变量,通过逐步法检验表明,机构投资可以引致研发费用的增加,并提高制造业创新效率,而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有负向影响。产业的集聚环境是影响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因素,最后文章将产业多样性集聚作为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进行研究,考虑其在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发挥作用时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多样性集聚会抑制机构投资的正向效果,增强政府补贴的负向效果。文章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国家专利数据库、清科机构投资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多个微观和中观数据库进行匹配汇总,从产业层面研究了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还考虑了区域企业间相互作用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效果。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合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文章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创造良好的机构投资环境,引导机构与制造业企业合作,推动创新;加大对科学事业的支持力度,引导高校、研究机构等研究成果的落地应用,促进实质性、高水平创新;制定更有效的财政补贴政策,减少寻租行为;充分考虑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市场环境,将多样化的集聚转化为市场的发展优势,培育产业链集群协调创新。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文章从嵌入程度和地位两个维度分别考察了中国高技术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现状,发现尽管中国高技术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明显提升但地位仍然较低,嵌入方式仍以加工贸易为主。利用按行业口径归集的中国高技术企业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发现中国高技术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其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高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以及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的提高都有助于其创新能力的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区域异质性与中国房价——基于31个省份的实证研究

高房价遏制了科技创新能力，但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对房价的推高作用尚未明确。以此为新视角的探究，首先根据经济学理论推演研究假设，而后构建中国31个省份2006年至2017年间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房价的混合面板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修正科技创新能力指标体系，选用Ward法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进一步结合区域异质性建立多元线性计量模型分析了科技创新能力对房价的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看，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推高了房价，主要原因是科技投入中R&D人数的显著增加，而科技创新能力的产出和研发经费投入的正向影响较小；R&D人数的传导机制是通过直接效应和部分中介效应正向影响房价；考虑区域异质性，R&D人数增加在各省份均推高了房价，且科技创新能力非发达区域效应更大；在科技创新能力发达的7个省份中，R&D人员出现"聚集效应"，其他省份出现"溢出效应"。     

环境税改革与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的影响是环境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2018年的环境税改革在我国环境政策史上意义深远。基于2015—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税改革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境税改革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内在机理为,环境税改革能激励技术创新、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进而推动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效果先上升后下降,而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逐年上升。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民营企业的作用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对成熟期企业的作用效果比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更显著。因此,建议政府强化环境税征管的执行力度,有序释放环境监管的长期信号并深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