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中的多元参与:现实价值、主要挑战与对策建议

城市更新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多元参与是推进城市更新的基础与保障,具有多重现实价值,有利于形成"共建"效应,降低城市更新投入成本;有利于形成"共治"效应,平衡复杂利益诉求;有利于形成"共享"效应,满足以人为本发展要求.发达国家在推进城市更新进程中,已经形成注重平衡多元主体利益需求、多元主体合作开发、横向协同组织领导等经验.目前,我国在推进城市更新过程中,仍然存在多元参与的法律保障、组织领导、利益协调、激励引导等方面的挑战.需要完善鼓励和支持多元参与的法律法规、多级联动组织领导体系、多渠道协商沟通平台、多样化激励引导措施,推动高水平城市更新.     

秩序与活力:城市文化空间的意义构建

秩序与活力既是城市文化空间的本质内蕴,也是建构城市文化空间的两个重要途径。秩序代表城市文化空间的稳定、有序、饱满的动态平衡状态,它展现了基于科学性、有机性层面的价值追求和理想表达;而活力则蕴含着城市空间的文化生命力、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性及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性。当代城市文化空间建构面临全球化、现代性及信息化的挑战,只有弥补城市发展缺失的人本主义精神,在人与城市空间互动的深层次的文化实践中才能真正创造稳定有序、鲜明活力的城市文化空间。     

从“组构”角度解读历史街区的深层空间属性

应用空间句法研究的核心成果——"组构"的基本理念和分析工具,以历史街区的空间形态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空间整体感和秩序性的营造方法、空间社会文化信息的体现方式、历史街区价值最大化的空间性策略三个方面展开对典型空间形态的深层次解读。在呼应该领域核心问题的同时,使对空间的认知和探讨不仅深入到结构关系的思考层面,而且扩展到与更大范围背景空间的互动关系之中,从而引发对时下设计潮流的反思,促进积极的城市更新策略的产生。     

论我国城市更新的机制因素和文化因素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中,城市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角色。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使城市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城市更新承载着城市的历史文明与现实发展、存量财富与增量财富、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围绕我国目前城市更新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从机制因素和文化因素的角度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主张从公众参与、健全评估机构、推进官员问责制和增强文化意识等方面着手,促进城市更新的健康发展,实现城市治理的科学化。     

乡村文化治理：能动空间与实践路向

公共文化以其凝聚价值共识、规范社员行为、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精神家园的"软治理"功能成为形塑社会合理状态的重要测度指标,为其参与乡村社会价值引流、行动规束、问题处置、关系调节等治理行动提供了实践空间。现代性冲击及其促发的传统文化衰弱使乡村共同体面临着价值歧殊、权威流失、行动游离和认同衰减的解构风险,对此,乡村文化治理的实施应以公共性建构为实践逻辑,直面变化的人口结构,不断促进公共交往、重塑公共规则、拓展公共空间、革新公共精神。而以新时代主流文化予以价值引导、以内外主体调适促进权力效能整合、以情境共识营造建构集体认同、以行动规则填充促进秩序的自主生成、以地方知识提炼唤醒乡民文化自觉,则是其整合性推进乡村社会良性运转的可为进路。     

健康城市治理导向的公共空间规划响应研究

作为一种市民共同享有的基础性公共资源,城市公共空间不仅承担着服务日常生活、增进社会交往、激发社会活力和促进城市公平发展等一系列重要职能,其背后更是映射了城市社会结构发展变迁的基础动力和深层影响,是完善城市空间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提升城市社会治理能力的核心内容。基于社会属性思考,城市公共空间扮演着社会形态的物质载体、公共领域以及自由权力的对话场域等多重角色,通过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交互关系透视,健康城市建设需要不断强化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属性,持续促进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双向良性互动,将空间权力向社会回归,以此捍卫城市公平正义,让城市公共空间从分化加剧的发展状态沿着良性发展轨迹走向善治。结合高质量健康城市建设与现代化城市治理目标,在梳理健康城市理念发展脉络与公共空间价值研究的基础上,对公共空间的基本属性和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的价值取向与治理内涵分别做出阐述,进而以健康城市治理为导向,从规划意识转型、规划体制建设、规划研究拓展3个层面系统论述公共空间规划的具体响应途径,指出结合城市治理内涵开展公共空间规划是高质量健康城市建设的时代所需,是对城市现代化治理目标的积极回应。     

文化经济导向的城市更新：问题、模式与机制

文化经济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伴随着符号消费、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而涌现出的一种新兴产业类型。随着文化经济规模的日渐壮大,其对城市发展和城市更新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研究了文化经济的发展机制及其对城市更新的意义、我国文化经济导向的城市更新的主要模式与存在问题。研究认为城市更新进程中既要高度重视文化经济的发展,以因应老城区产业的转型与空间的再利用,但又不能纯粹地将历史文化遗产视为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也应兼顾文化传承与公平正义,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与集体记忆,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历史保护的关系,打破政府权力垄断,如此才能真正打造出全球化时代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城市。     

基于场景理论的城市文化消费空间活力提升路径

针对部分城市发展中出现的文化消费空间与文化消费观割裂、重建设轻运营、 生产生活消费分离等“新城市病”,以场景理论为分析工具, 系统梳理从设施到场景的城市文化消费空间演化趋势,探讨城市文化消费空间的活力生成机制。研究认为,从便利设施、邻里结构、文化活动、文化消费观和多样化人群等场景要素及互动关系入手,城市文化消费空间活力营造是个系统性工程,关乎到便利设施等物质要素的完善,也关乎社会网络关系、空间品牌等软性要素的支撑; 既要通过便利设施、邻里关系、多样化活动的组合来吸引消费人群,更要重视特定文化消费观及生活方式对多样化人群的集聚作用。研究还认为,要从空间投入和产出机制思路出发,推动消费设施与文化消费观联结,丰富空间形态与功能,重视空间经营,提升空间粘性,打造创意社群,积累创意网络资产,通过营造整体性消费场景来提升城市文化消费空间活力。     

论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表现形态

厘清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表现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研究的重要任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形态表现为：在教育对象上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教育方法上善于以文化人和以文育人的“文化治理形态”；完善精神谱系、发挥精神引领作用、克服精神缺钙风险的“精神治理形态”；明确价值导向、培育价值自觉、树立价值自信的“价值治理形态”；在个体层面加强心理问题疏导和心理健康教育，在社会层面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心理治理形态”。坚持以系统思维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形态，注重整体和各个形态内部的优化趋向，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各形态共同发展并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效应。     

村落保护的空间规划与文化价值重构

在当下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中,传统村落社会的乡土性特征渐趋式微,重建村落社会应秉承新的价值视角和行动取向。村落形态的空间变迁伴随文化价值的嬗变,经历了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民族/国家的符号价值、城市文明的现代价值三个阶段。传统村落的空间意义反映的是乡土文化中的风水和伦理价值,是家族伦理的空间投射,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村落规划秉承的是以城市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性架构,彰显的是功能、权力、财富和现代化等理念。面对“城市规划下乡”的村落重建规划,我们有必要基于传统村落空间形成的人文历史价值来规划村落的空间肌理,实现村落空间的意义再生产,从而达到重构村落乡土性的目标。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